在党中央与手握红四方面军几万重兵的张国焘另立中央的行径作斗争之时，从苏联回国的张浩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坚决地指责了张国焘，也震慑了张国焘，使张国焘不得不撤消了他的“中央”，回归延安，从而有力的支持了党中央与毛泽东。而这位在毛泽东心中，对党与他毛泽东功重于山的张浩，就是林彪的亲密堂兄，本名林育英。可以相信，中国人常有的“爱屋及乌”情结，也不会不对毛泽东的心理，发生些许的影响。纵观历史上林彪与毛泽东的关系，应该说，林彪不至于重蹈彭德怀、刘少奇与陈伯达的命运覆辙，至少，能保有一个平安的晚年，如果林彪能够及时认错的话。
毛泽东与林彪(图源：Getty/VCG)
（一）
历史不能假设。
如果，没有“九·一三”，毛泽东显然会要再三权衡，也显然会考虑到林彪对革命及对他毛泽东本人有过的历史性贡献。何况，在毛泽东内心深处，还永远深深的感激着一个人，那就是张浩。
当年，在党中央与手握红四方面军几万重兵的张国焘另立中央的行径作斗争之时，就是这个从苏联回国的张浩，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坚决地指责了张国焘，也震慑了张国焘，使张国焘不得不撤消了他的“中央”，回归延安，从而有力的支持了党中央与毛泽东。所以，张浩病逝于延安时，毛泽东亲自为其抬棺并奠土入穴。
而这位在毛泽东心中，对党与他毛泽东功重于山的张浩，就是林彪的亲密堂兄，本名林育英。
可以相信，中国人常有的“爱屋及乌”情结，也不会不对毛泽东的心理，发生些许的影响。
而如果林彪能在适当时候，就九届二中全会上的事做了捡讨，向毛泽东认了错，适时下毛泽东“给他的台阶”，也不会有林彪旋即垮台的悲剧。
纵观历史上林彪与毛泽东的关系，应该说，林彪不至于重蹈彭德怀、刘少奇与陈伯达的命运覆辙，至少，能保有一个平安的晚年。
再说刘少奇。
刘少奇是毛泽东在延安期间极力推崇出来的领袖，刘少奇与毛泽东一样是湖南人，且是推崇与宣传“毛泽东思想”第一人。
从那时起，刘少奇就是毛泽东最得力的助手。所以，刘少奇能从普通的政治局委员提升为中央五大书记之一，直至在1959年毛泽东退居二线后，受毛泽东委托，作为中央第二把手，主持中央全面的工作，并接替毛泽东当了国家主席。
应该说，毛、刘二人之间并没有不和的历史旧帐。在1955年的高饶事件中，毛泽东甚至不惜排开他曾看重过的高岗，而毫无保留地支持了刘少奇。尔后，毛泽东甚至还发出过“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的赞扬。
（二）
文革中，毛泽东之所以坚决打倒刘少奇，完全是1959年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后，毛、刘二人关系之间出现的新问题所致。这些新问题，有二个方面。
一是中央的“一线”“二线”体制必然产生的对问题思考不同步的矛盾；二是，刘少奇未能体察出“一线、二线”体制必然带来的矛盾后，不可避免会做出众多不合毛泽东意见的事情，而刘却又未能在体制与人事二者之间，取着重偏向人事的想法与态度。
1964年的四清运动，中央先后出台了什么“前十条”与“后十条”，还又再出“二十三条”一事，便是典型例子。都是中央文件，都是用于四清运动的，可是，文件的政策指导却有分岐，因为，它们分别是由中央的“一线”与“二线”制定。
“一线”“二线”体制另外带来的一件事，便是刘少奇为了有效的主持中央工作，则不可避免会形成他的工作体系，使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与各部委、各地省市委，都会与他发生逐渐紧密的直接联系。显然，这一切，必然也不可避免地会引发毛泽东对他的猜疑与对大权旁落的担心。
而1965年底，姚文元遵照毛泽东指示在上海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竟没能在北京等地被转载一事，更加重了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负面疑虑，使他认定刘少奇另搞了一个他毛泽东竟“针插不进、水泼不入”的、却包括了邓小平在内的中央众多领导人都参入了的“司令部”。
因此，文革开始后，刘少奇对文革运动搞法心中无数而导致的种种举动，则更不可避免地最终使毛泽东对刘少奇采取了极端政策。
而当时林彪呢？虽然高居中央副主席、副统帅，可是，他却并没有刘少奇所曾拥有的权力，中央及中央各部委与各省市，包括军队系统，也都已直接向毛泽东负责。林彪在之中的作用，顶多是个“二传手”而已。对此，毛泽东无疑是深深明白的，在1971年他南巡前，就说过：“我不相信绝大多数人会跟别人走的。”这个别人，就是指林彪。
再则，刘少奇曾有一个相对独立负责的工作体系，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另有一个“司令部”，并且，刘在其中也很有权威。但林彪没有什么体系，没有实质意义的他个人的“司令部”。
黄、吴、李、邱虽是他的旧部，但更是毛泽东的兵，他们向上汇报工作的对象，不仅有林彪，而还有周恩来，当然，更有毛泽东。而林彪个人在整个文革期间，也极少与黄、吴、李、邱单独会面，至于黄、吴、李、邱上林彪住所的次数，就更是只能用“罕见”一词说明了。
（三）
黄、吴、李、邱确并非是林彪控制的亲兵干将，相反，在黄、吴、李、邱的心中，无疑懂得其权力的来源，决不仅仅是“林副主席”，而主要是毛泽东。所以，当“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吴法宪、李作鹏仍卖力协助周恩来工作，指挥实施制空。
至于那些个如空四军空五军陈励云、江腾蛟等人，则更谈不上是什么林彪司令部的人了，也仅仅是尊敬“林副主席”而已，甚至只到毛泽东南巡时，才能猜测到林彪“也许出了问题”，事前却根本得不到林彪的半点信息。
而当毛泽东一声令下时，他们则更是连忙投降捡讨。没有实际的中央权力，又没有一个会听命于他的从上到下的“司令部”，虽然林彪对“政变经”读过不少，但现实中的病夫林彪，又会有多大的造反能量呢？对此，相信毛泽东会有清晰的判断。
陈伯达的突然倒台，虽然给林彪带来了不安，但是，事情的实质，恰恰却正是因为与林彪有关，陈伯达才跌了这个永远爬不起来了的大跟头，而不是陈伯达的倒霉，影响牵连了林彪。在毛泽东的心目中，陈伯达的份量，显然是不可能与林彪等量齐观的。然而，当发现陈伯达这个秀才竟然与林彪元帅以及“四野”那班大将，有着密切的联系时，毛泽东便不会无视陈伯达可能有的潜在危险了。
在毛泽东的一生中，他常常喜欢同秀才们文化人们往来，甚至还交朋友。但这其间，他也有个潜规则，那就是：他身边的秀才要始终安于做秀才，文化人要潜心只是谈文化；即便论及文化之外的事，也应与他知晓通气，否则，他便会毫不犹豫地撇开他。
这点，前已有周小舟、田家英，后有胡乔木，再又有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的命运，予以证明。
但是，林彪是战将，不是秀才。
当然，在毛泽东心目中，林彪也不是彭德怀，更不是刘少奇。4日下午，本来通知说是要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开全体会议。当代表们到达会场后，突然接到通知：下午不开全体会议了，改为小组讨论。
与此同时，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再次尖锐批评工作组问题，并对前一段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提出严厉批评，同时也含沙射影地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
刘少奇主动出来承担责任说：“这段时间，主席不在家，我在北京主持工作，我负主要责任……。”
毛泽东打断他：“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
刘少奇再次对派驻工作组承担责任，并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
当叶剑英汇报说：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有什么牛鬼蛇神。
毛泽东声色俱厉地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整个会场顿时凝固了。
隔了一晚，就来了一个晴空霹雳。
平地一声惊雷。
8月5日，毛泽东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措施，写了著名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接对准了刘少奇！
（四）
八届十一中全会立即转了向，刘少奇、邓小平开始受到批判。12日，全会进行表决，补选政治局委员6人，政治局候补委员3人，重新选举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原为七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这次增加为11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
中国人是很重视座次排列的。排位名次的先后，决定了一个人在政治地位上的升降。
刘少奇从第二位、接班人一下子降至第八位；而林彪则由第六位直线上升至第二位，显然是接班人位置。全会没有重新选举中央副主席，但其后就只称林彪为副主席，其他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4人的中央副主席职务不再提及。林彪就成为了毛泽东当然的接班人。
积怨已深，无回头路。
刘少奇垮台后，如前文所述，林彪问题凸显出来了。
1971年五一节晚上在天安门城楼上出现的一幕，似乎已回答了这个问题：当时，林彪在勉强接受周恩来的安排，到天安门城楼与毛泽东等人坐到了同一桌旁，然而，他却不同毛泽东讲一句话，一言不发，敷衍默坐了数分钟，尔后，竟当着西哈努克亲王的面，不辞而别，拂袖离去。
的确，在亿万中国人天天都还在“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之当时，这是史无前例的。
可是，离“九一三”只有四个半月不到之时，林彪却的确以这个形象定格在了历史的那一页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