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22年以后强调，在1958年“反教条主义”之时：“迫于毛主席的决定，进行了批判，但我还是保护了一些人，特别是刘帅。”但是事情的实际过程，显然较他的此番说词更为复杂与曲折。因为正是邓小平将刘伯承架上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满足了毛泽东藉由批判刘的“教条主义”错误，以树立自己独尊的军事权威地位的心意，并痛快地一了他与刘之间的历史私怨。在此过程中，刘身心饱受煎熬。只是刘在会中被整到最后，也是由邓稍事缓颊，使之在“大教条主义者”这顶政治高帽不离头、自己有错有责不离口的情况下，从会场上脱身。
决定刘伯承到会参加整风
邓小平何以在14日的小组会议上力排众议要刘伯承到会？何以在他与彭德怀的两人谈话中直接否决彭认为刘不用来的主张？首先，从会议操作的需要上，此事直接关乎前面提及的如何让会议中的“反教条主义”主题更能聚焦的问题，也就是使会上批判能因有更具体的指涉对象，而有助产生“有的放矢”、“言之有物”的效果。邓小平驱使军委负责人“邀请”军队“教条主义”问题的重要关系人刘伯承到会，确可对会议在批判“教条主义”问题上，起到火里添薪、助火旺烧的效果。何况，最先提出要刘与会的声音，乃是出于会场中鸣放的意见。要刘出场，既有“民意”的基础，还可以不挫伤“反教条主义”积极分子的革命热情。
毛泽东、彭德怀对刘伯承的批判
在毛泽东决定改变会议议程大打“教条主义”后，刘伯承难逃一劫，他是被批责为“教条主义”大本营的军事学院的创校院长，军中“教条主义”弥漫，他难脱责任，虽然已“南山归蔽庐”，但仍然遭到“缺席批判”；更尴尬的是，在“老战友”邓小平的安排下，他还要奉命赴京准备检讨。
根据刘伯承的官方传记的描述，刘在赴京前夜，因思绪起伏而无法成眠；在进京的火车上又失眠，致使左眼发红；到北京以后，因罹患青光眼而眼压飙高，不得不住进北京医院，一边治疗，一边准备检查材料。“屋漏偏逢连夜雨”，刘伯承夫人汪荣华此时或也因其夫婿政治处境危急而高血压病复发。即便刘氏夫妇接连病倒，政治的压力仍排山倒海地向他们迎面扑来。
对于主导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走向的毛泽东而言，刘伯承来京待命检讨，对于会议正在进行中的“反教条主义”运动，可产生加码、加乘的效果。毛泽东既认为这有戏可唱，岂会不思将之充分利用，进而将会议“反教条主义”的气氛炒热到最高点？6月23日，毛泽东在其召集的第一次军委会议主席团成员和各组组长座谈会上，就在煽风点火：
“伯承身上的旧军阀习气就完全没有吗？当着他的面我也要说，我看还是有的。他一到苏区，就和“洋大人”搞在一块儿，军事上完全是本本主义、教条主义那一套。抗战时期，好一点。解放战争初期，特别是进入大别山，也不行。办了军事学院，好为人师，搞起了老本行——教条主义，莫误人子弟呦。”
毛对刘所作的严厉批判，无疑为全面批刘大开绿灯。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正式开幕前两天，5月25日，林彪方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其向毛泽东建言军委会议方向后，欲在批刘上再立新功，并不令人意外。彭德怀也与毛泽东一搭一唱相应和。前述6月23日的同一场合，彭德怀表示：“刘伯承身上有很严重的教条主义，不但影响了南京，北京也有些吹鼓手、抬轿子的。”彭更将批刘“教条主义”结合历史旧事，直称：“不要忘了，红军时期，教条主义可是逼死过革命同志的！”毛泽东顺着彭的话表示：“教条主义真是害死人唷！”毛、彭唱和下，刘伯承的处境因而益加艰困。
邓小平节制对刘的批判
刘伯承必须抱病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乃是军委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所做成的决定。对于犯了“教条主义”错误的刘伯承，邓小平是赞同要给予批判的（他在1972年8月3日写给毛泽东效忠兼自省的信中，仍坚称“刘伯承同志在军事学院的教学方针中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批判是应该的”），但是对于军委扩大会议上对刘一波高于一波的批判，邓小平却有所保留，特别是当对刘的批判，显然已超出对他“教条主义”错误的指责之时。
在前述的邓小平1972年所写的信中，对于自己当时针对刘伯承问题与林、彭所作的交锋，有如下回顾：
林彪和彭德怀一块，对刘的批评不是与人为善的，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更是声色俱厉的，他们甚至说刘在二野没起甚么作用，似乎只有我在那里起作用，当时我曾为此说过，没有那样能够很好合作的司令员，我这个政治委员也起不了甚么作用的。
邓小平在1980年与杨得志、杨勇、张震就“反教条主义”问题的谈话里，还表示他当时曾直接就刘的问题向毛泽东反映。邓表示：““反教条主义”主要是整刘帅，最后还是我向毛主席提出来要保刘帅的。当时，有人对我说，“二野”打仗主要靠你。我向毛主席讲，没有一个好的司令，我这个政委怎么行呢？”
邓小平这种主张只攻刘伯承“教条主义”错误而不扯其他的态度，在1958年7月19日他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大会讲话中，有较完整的表述：
“伯承同志，我是非常尊重他的，我们是老搭档了，你说他犯了错误，我心里那么舒服？我是很不舒服的。伯承同志这几年工作不是都做得不好，也不是过去不好。不能说他多年来做的不是好事。如果这样说，不公道。”
邓小平亲自为刘伯承战时指挥能力与功劳作证，足让林、彭哑口无言，有效地限制了会议高层对刘愈渐失焦的批判，也对毛泽东的相关态度造成了影响。6月29日，毛泽东在其召集的第二次会议主席团成员和各组组长会议上，针对刘伯承与萧克的问题分别表示：
萧克不仅有教条主义，而且有资产阶级思想、军阀主义、封建主义思想。刘伯承同志是党内很老的同志，基本上是好的，很有能力，做了许多工作，主要是没有破除迷信，有自卑感。两头没搞好。一头是他到中央苏区时没有搞好，一头是革命胜利后在军事学院一段没有搞好。中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表现都好，这段时间长，工作好，很努力。所以两头短，中间长；两头小，中间大。
毛在讲话中还提到要刘好好休息，可以不来开会作检讨，表示个态度就可以了。至于萧克就没那么幸运了，毛表示：“萧克是要发言检讨的。萧克的错误是严重的。”当毛讲到对刘的评价时，邓小平也见缝插针地从旁表示：“刘工作积极认真，对组织是尊重的”，“伯承今年已66岁了，又有病，不要搞得太紧张”。
对刘伯承的大会检讨
邓小平在6月中为了避免“反教条主义”的号召在会议中热不起来或热不持久，透过军委领导人半请半押地要刘伯承到会；6月底，也是邓小平将刘伯承竖立为证成会议秉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的“标兵”，以防会议“反教条主义”批判过热到将“教条主义”的“患者”全面烧焦、烧糊的地步。毛泽东虽然也为刘伯承讲了些好话，并表示刘无须到会检讨，但还是要之“表示个态度”。易言之，刘多少还是得为其“教条主义”错误表达悔悟，以示中共中央“反教条主义”政策的正确。如何让刘顺利“交卷”，使之在程序上完备一名被党抢救过来的“标兵”最后所需的合格条件，也是邓小平要费思量的问题。
陈锡联回忆：邓小平在中央与军方高层为刘伯承说项后，邓“还让我去看望一下刘伯承，请他写一个简短的发言，他自己不能写，让别人代写也可以”。亦即就邓看来，要刘作发言，形式上的需要乃大于内容实质。
但刘伯承对此却很认真地看待。陈锡联回忆：
我去了，把小平同志的意见也转告了。刘伯承说：我写，我自己写，我不找别人。出来后，我看汪荣华在掉眼泪，忙问是怎么回事。她说：刘老的眼睛快瞎了，青光眼很严重。我急忙打电话给小平同志，报告了这个情况。小平同志大声说：不要写了，事情会弄清楚的。
这位右眼已瞎、左眼又浊的元帅说到做到。刘伯承在南京军事学院的下属体贴地为他撰写检讨发言的草稿，并主动分摊责任。然而，刘读后不满意要求改写，最后干脆自己动手伏案“大加修改，着重检讨自己”。刘伯承坚持要写，固然是因为毛泽东曾言要他“表示个态度”，而且没有一个适切的表态，军委会议里被发动起来的“群众”，也不会轻易让他过关；从刘伯承的官方传记所披露的数据来看，另外也不乏一种可能：刘自己做的虽是一个违心的检讨，但多少仍可在其中吐露一些实情，以曲笔的方式为己辩诬。
在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一开始就栽了跟斗的粟裕，在写完检讨报告后即交代秘书呈送邓小平、彭德怀、林彪审阅。粟裕给彭、林看检讨报告，主要因两人为军中两大“龙头”；粟交给邓看，则因邓代表中央召开元帅会议，大有来头。刘伯承“眼盲心不盲”，也知道邓小平在会议中的关键角色。他完成检讨发言稿后，也交送邓审阅与处理。
邓小平处置的方式是自己不表态而让毛泽东裁决。7月8日，邓小平将刘准备在会议上讲话的发言稿批报毛泽东：“这是伯承同志的发言稿，他要我们帮他看看。我已打印几份送几位同志帮他看看。现先送（这）一份看看。”邓小平心里可能的想法是：他此前已帮刘伯承部分解围了，也就是将对刘的批判缩限在“教条主义”问题上，现在刘主要就“教条主义”问题作检讨，自己也就不宜再多说甚么了。而且刘在检讨稿中所表示的态度，是否吻合毛泽东在6月29日要刘表示的“态度”，也只有毛本人说了算。邓自不会越俎代庖，也可在此问题上，向毛表现出对其职权的尊重。
不到一日的光景，7月9日，毛泽东就对邓小平批转的刘伯承的检讨稿批示：“退小平同志，伯承此件写得很好。所附七大讲话一段，也好的。”刘伯承的检讨内容在得到毛泽东的认可后，它还得交诸军委扩大会议，让会议的“领导”和“群众”所接受。对于刘伯承到会检讨能否顺利一事，邓小平不敢轻慢，也颇下功夫。因为邓得回头向会中大大小小的“反教条主义”积极分子做工作，他们激昂的“反教条主义”情绪，追溯起来还是由邓自己所煽起的。
邓小平首先尝试打通对刘伯承还怀有“革命义愤”、认为不能就此了事的军队高级领导人的思想。邓在高层开会时表示：“这事我看就差不多了，眼睛快瞎了。”7月9日，邓小平会同陈毅、聂荣臻、叶剑英、黄克诚等人研究刘伯承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言的有关事宜。同日，黄克诚在军委扩大会议小组长联席会上传达毛泽东所言的“刘〔伯承〕是好人犯错误，萧克是坏人”。无一不是为了让刘伯承在预定10日进行的大会检讨能顺利过关先行布置。
7月10日乃为同情刘伯承的人所痛心的日子。衰衰老矣、病痛缠身的刘伯承，在他人的搀扶下登台检讨。然而，与刘作检讨的政治气氛极不搭配的是，台下将官听众衣装笔挺、正襟危坐，他们在“有罪〔教条主义〕在身”的刘台上现身时，以及检讨发言结束后，对刘报以的竟皆是热烈的掌声。如此很难不让人去想象这背后有邓小平在事前的居中协调与安排。若真是有，也算是邓为了“老战友”在历尽会议风波后能较体面地离场。
邓小平在22年以后强调，在1958年“反教条主义”之时：“迫于毛主席的决定，进行了批判，但我还是保护了一些人，特别是刘帅。”但是事情的实际过程，显然较他的此番说词更为复杂与曲折。因为正是邓小平将刘伯承架上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满足了毛泽东藉由批判刘的“教条主义”错误，以树立自己独尊的军事权威地位的心意，并痛快地一了他与刘之间的历史私怨。在此过程中，刘身心饱受煎熬。只是刘在会中被整到最后，也是由邓稍事缓颊，使之在“大教条主义者”这顶政治高帽不离头、自己有错有责不离口的情况下，从会场上脱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