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罗网编注：摘自《十年一梦─—徐景贤文革回忆录》，略有删节。徐景贤在文革中曾任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因文革中罪行，1976年10月被逮捕，1992年6月保外就医。2007年10月31日病故。】
三十三．毛泽东遗体保存亲历记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泽东因病逝世。在他告别人世之日的第二天，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就作出决定，要对毛泽东遗体实行永久性的保护，并建立安放遗体的毛泽东纪念堂。
保存遗体的初步措施
当时，我被宣布为毛泽东治丧委员会的委员，并从上海赶到北京去参加守灵活动。毛泽东的遗体被安放在人民大会堂的大厅里，他仰卧在一具敞开的水晶棺里，身上覆盖着党旗，四周被鲜花簇拥着。这具水晶棺，是东北地区的一个水晶工厂赶制出来供临时使用的。由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下令制作。我看到毛远新在水晶棺周围忙碌地张罗着，水晶棺里没有制冷设备，棺盖只能打开着，同时把人民大会堂灵堂里的温度，降得很低，以保护毛泽东的遗体。
据当时的中央卫生部部长刘湘屏告诉我：毛泽东去世当天，中央还没有作出永久保护遗体的决定，因为天气很热，为了吊唁、治丧活动的需要，由卫生部派去曾留学苏联的女博士徐静，在有限的时间里征求了一下老专家们的意见，于九月九日上午十时左右，就和两位助手一起，果断地往毛泽东遗体血管里注射了福尔马林、醋酸钾、甘油和酒精等药物，作了基础性的防腐处理，为今后的永久性保存作了准备。
同时，中共中央要求立即向其它国家学习如何保存领袖遗体的方法，当时，苏联有着保存列宁、斯大林等人遗体的丰富经验，但是鉴于中苏关系十分紧张，无法派团前去，接着就想到了越南也建立了胡志明陵墓，在苏联的技衠帮助下长期保存了胡志明的遗体，因此马上和越方联系，很快就得到了越方的答复，于是在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三天，中方就派出由北京医学院院长林均才带领的六人代表团，飞赴越南学习胡志明遗体的保存方法。
我们在北京守灵的时候，治丧委员们分成两列，站在毛泽东水晶棺的两边，看着吊唔的人群从面前经过，有的悲痛欲绝，有的沉默鞠躬，有的号啕大哭。我时不时地对毛泽东的遗容看上一眼，忽然有一两只苍蝇飞来，停在他的前额上爬动着，我于心不忍，真想上前赶走那几只讨厌的苍蝇……我当时想：要是能够永久保存毛主席的遗体那真太好了。
上海接受的绝密任务
回到上海以后不久，絶密任务就来了，中央有关部门先是要上调处理遗体有经验的技师，我和马天水商量后，马上就把龙华殡仪馆资格最老的技师调往北京；接着又要上海和辽宁一起，制作永久性的水晶棺，这项任务也抓紧落实了。最后，卫生部部长刘湘屏打电话给我，说是目前各项工作中最关键的是遗体保存工作，中央已经成立了遗体保护组，由刘湘屏具体负责，要调集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地的科学家去集思广益；同时，刘湘屏又建议，在上海也成立一个遗体保存的研究小组，利用上海的强大的科研和医务力量，作出各种实验，和北京相对照，防止失误。
兹事甚大，我不敢作主，当即向在北京的张春桥作了电话汇报，张春桥说可以，一切和刘湘屏具体联系，上海由我负责。我就把这项任务担当起来了。和刘湘屏合作，我们一直是比较默契的，刘湘屏是原公安部部长谢富治上将的妻子，她当上了卫生部部长以后，在防治血吸虫病、培养赤脚医生、替周恩来总理治病等工作上，和我有着频繁的聨系，这一次，我当然也会全力以赴。
我直接到上海第一医学院去，找了好几位专家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专攻遗体的长期保存。他们带我去看了专门存放尸体的药水池。这不同于普通的停尸房，而是一间像游泳池一样的大房间，地下构筑了一方方水池，每个约三，四公尺见方，都盖有木盖，揭开木盖，迎面而来的就是刺鼻的福尔马林等消毒药水气味，只见每方池子里都浸泡有十来具尸体，每具都有编号，男女分池浸放。这些尸体都是供医学院的教学，科研使用的。据负责人告诉我，因为教学解剖课的需要，尸体供应奇缺，所以毎次上海枪毙死刑犯后，各个医科大学都会派人去争要尸体；至于治疗需要的新鲜身体器宫包括眼睛、肾臓、肝脏、心脏等，那就更为稀有了。
在药水池旁边另有一排房屋，里面摆放着长桌子，是专供科研教学作解剖时使用的。上海医学院的几位专家，就根据北京下达的任务，开始研究遗体的长期保存。因为这项任务是绝密的，所以他们的研究成果，必须密封起来送给我，由我安排市委的机要交通员，乘飞机直接飞往北京送给卫生部刘湘屏。
有一天，刘湘屏通知我，说是需要上海找一具新鲜的尸体，在死亡以后立刻把他的面容翻一个完整的石膏面模，以便永久保存、因为遗体保存需要一个可供对比的“标准体”，以便观察今后的变化。可是，在老人家的脸上不能做翻模的多次试验，更不能对面容有丝毫损伤，所以，希望上海在新鲜尸体先走一步，取得实验结果。
执行“注射”处死获得新鲜尸体
这可是一个难题，而且时间限得很紧迫，哪里去找无主的新鲜尸体呢？我在市委康平路小礼堂找到马天水、王秀珍商量了一下，我们三个市委书记决定：在法院已判决的死刑犯中立即执行一个，用死囚的新鲜尸体做试验。于是，我把市公安局的负责人老薛和成虎两人找来，布置了这项絶密任务。他们提出：如果执行枪决的话，流血以后面容会有改变，所以准备和法医等商量一下，改为注射针剂致死较妥。我表示同意。他们做了充分准备以后，就和法院的人一起到监狱里去提出死刑犯，并不把他送到刑场，而是在柙送车上就由医生用注射方法对死囚执行死刑，据说注射以后时间很短人就平静地死亡了。
押送车直接把尸体送到龙华火葬场，办完死亡手续，再通知上海第一医学院派人去火葬场按正当途径领取尸体，这一难题总算解决。这恐怕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使用药物注射执行死刑，但在当时是絶对保密的。直至一九九七年，我在报纸上看到昆明首次采用注射方法对两名罪犯执行死刑的报导，报道中说：“这是一九四九年以来首次依法使用非枪决的方法处决罪犯，也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依法使用注射药物的方法执行死刑。”我当时想，这个纪录恐怕要归之于上海，因为早在二十一年前的一九七六年，已经采用注射方法执行死刑了。
尸体送到火葬场以后，火葬场的工作人员很奇怪，说是这具尸体的部分身体怎么是热的，他们不知道就在几分钟之前才执行了注射死刑。上海第一医学院取走的这具新鲜尸体非常管用，他们当即用了各种方法拓下了尸体的面容，翻成了标准的石膏面模，过了一天，第一医学院的研究小组给我送来一个像饼干筒那样的方木盒子，盒子上着锁，同时附来一个装着钥匙的信封，要我转送北京。我在办公室里独自用钥匙开了锁，打开木箱，只见里面塞满了棉花，取出棉花，我吓了一跳：原来就安放着那名死刑犯的石膏面模，年约五十来岁，瘦瘦的，闭看眼睛，上唇和下巴上还粘着几茎他的胡须。这个脸部的面模翻得非常细致，逼真，连皮肤的纹埋和额上的皱纹都翻出来了，据说上海向北京通报了在新鲜尸体上翻模的方法和经验，北京赶紧要上海把模板送去看看。就这样，我把这个木箱锁好后交给机要交通员直送北京卫生部刘湘屏，并且叮嘱交通员：“路上小心。”
确定液态和气态相结合的保存方法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日，刘湘屏通知我，北京的吊唁，追悼活动巳经结束，遗体准备转移，中央的遗体保存领导小组决定召集各地科学家开一次会，对遗体保存的方法作出决策，再报中央政治局决定。她要我带领上海的专家前去参加会议，以便协商一致。我觉得这个会很重要，但是否要我自己带队，难以决定；我打电话请示张春桥，张春桥同意我前去。因时间紧迫，我从上海民航局调了一架“三叉戟”专机，带了一批上海的专家直飞北京，到达时已是二十日的深夜了。
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厅举行，由刘湘屏主持，黄树则、吴阶平，林均才、徐静、李志绥等北京的专家都在场，大家各抒己见，会上除了对液态保存、气态保存的利弊得失展开讨论以外，上海的专家还提出了固相保护的设想，即运用虫子掉在松脂里形成琥珀的原埋，把遗体固相保存起来，可以传之永恒，但很多人认为这种设想在技术上不能过关，难以成为现实。
我在会上向刘湘屏个别询问了一下中国代表团去越南学习的情况，她把苏联和越南保存领袖遗体的经验向我作了介绍。她还告诉我：采用气态保存的话，氨气要比氮气更好，但是这种惰性气体制造困难，价格昂贵，前几天曾经用许多气球充了保护性气体，运到安放毛泽东遗体的房间里，还指挥一批医护人员和警卫人员，集体拍打，击碎气球，放出气体，作为保护遗体的临时措施。
会议开了一个通宵，直到天色微明，刘湘屏最后征求我的意见，我说主席遗体要长期保护供群众瞻仰，所以对他的面容、神态以至面部颜色的保护要求非常高，还要能接受光线的照射，经受湿度，温度的影响而不变形，必须采取最安全、稳妥的措施，根据国外的经验和国内各方专家的意见，还是采用液态和气态相结合的方法为好，将来供群众瞻仰时，遗体的头部和手部在气态中，而身体在液态中；平时在气态中，每年一次的大保护时在液态中，遗容要保持自然状态，不能化妆。我发言完后，刘湘屏征求大家的意见，大家都同意采取液态和气态相结合的保存原则，向中央请示，会议就结束了。会后，天光大明，我略事休息，就赶到钓鱼台去，把这件重要事情向张春桥、王洪文分别作了汇报。
关于遗体保存的反思
以后在天安门广场建造了“毛泽东纪念堂”，代号叫做“一号工程”，国家投入了钜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形成了一个遗体保存的规范化系统工程，并且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科研基地。至于我所经历的遗体保存工作，只是极其短暂的一段和冰山的一角。但是，这段短暂的经历，使我知道了过去所不知道的一些事，也促使我思考了一些过去不敢思考的问题，比如：我知道了除了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遗体长期保存以外，世界上还有这样一些领袖，做过遗体的长期保存，他们是：
季来特洛夫 曾任保加利亚共座党总害记，部长会议主席，第三国际执委会总书记；
哥特瓦尔德 曾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主席、总统；
苏赫巴托尔 曾任蒙古人民党领导人，人民军总司令；
吴志明 曾任越南劳动党主席，共和国主席；
福布斯‧伯纳姆 曾任圭亚那共产党领导人；
阿戈斯韦诺‧内图 曾任安哥拉共产党领导人。
当然，也许还有其它我所不知道的。以上这些人的遗体处理情况，不禁引起我的深思：为什么这些被长期保存遗体的领袖，都是共产党人？共产党是最讲唯物主义的，长期保存遗体，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吗？缅怀自己民族和国家的杰出领袖，是人类的共性，那末，那些在科学技术和医药研究方面都要先进和发达得多的国家，为什么不搞领袖遗体的长期保存呢？
以上，并非我当时的想法，而是后来的思考。所以，现在如果问我对领袖遗体长期保存的态度，我的回答是：一，不赞成；二，已经保存的，由各国人民自己去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