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干将戚本禹获毛泽东赏识后，出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还担任毛泽东、江青的秘书。江青经常把戚本禹带在自己身边，戚本禹也把江青当作自己母亲一样看待。后来因送一套《红楼梦》给“第一公主”李讷，江青怀疑戚本禹对李讷有非分之想，要求毛泽东打倒戚本禹。
1966年9月15日，张春桥、江青、周恩来、姚文元、毛泽东、戚本禹、王力、关锋、穆欣（从左至右）在天安门城楼合影（图源：浙江图书馆）
“王、关、戚”指的是王力、关锋和戚本禹三人，他们都是因为其文章得到毛泽东的赏识而被重用，尤其是文革初期。1966年后，王力、关锋和戚本禹相继成为《红旗》副总编辑、“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开始踏入他们人生的最高点。陶铸、刘志坚被打倒后，王力被任命为中央宣传组组长，关锋成为总政副主任、“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并受林彪委托兼管《解放军报》，而戚本禹则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还担任毛泽东、江青的秘书。他们三人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后发表了一系列批判文章，为“文革”的发动和开展作了大量的舆论宣传。
武汉“七·二○事件”
1967年下半年发生的“王、关、戚事件”，却使他们的人生由顶点降到底点，受到“隔离审查”，政治生命也随之结束，其转折点就是7月20日武汉“七·二○事件”。关于这一事件的真相，至今仍是“文革”研究中的众多“谜团”中的一谜。虽然当事人陈再道、杨成武和王力都相继对此作了一些回忆性的叙述。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王力因为这一事件而名声大噪，受到江青等人机场迎接和召开百万人大会的待遇，成为“英雄”。对此，王力在接受访谈时曾指出：“对于在机场的迎接和百万人大会，我当时是反对的。我提出，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样搞？机场迎接，过去只有反修斗争时才这么搞过。也没有这样的规模。我更不赞成开百万人大会。反对的结果，只反掉一条：原定由谢富治和我乘敞篷车绕场一圈，后来不搞了。这一系列的做法是林彪主持的，当时主席不在京。林彪、江青等人说：这样做法，不是为了你(王力)，而是为了主席。这样说，我当然不好反对了。”(董保存《知情者说》第三辑之八)
然而就是这位“英雄”，在仅仅相隔40天的时间后，却因为“揪军内一小撮”、“八·七讲话”、“火烧英代办处”等事件而被“隔离审查”、“请假检讨”，后被关进秦城监狱。就这样，昔日的“英雄”变成了“囚犯”。与王力同时被“隔离”的还有关锋、林杰等人，戚本禹停职写检查，不久也被“请假检讨”，直接投进秦城监狱。从此，他们三人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了。这就是有名的“王、关、戚事件”。
杨成武的回忆
关于这一事件的真相，当前存在着多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就是当事人杨成武的回忆，他认为虽然最后是毛泽东下定决心处理“王、关、戚”的问题，但是其中周恩来却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杨在接受访谈时讲道(张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
关于处理王、关、戚的问题，8月24日中午，我乘专机由上海返回北京，立即驱车赶往钓鱼台参加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会后，周恩来找我单独谈了话，并要我直接去向毛泽东请示报告。
周恩来在向我讲了各省的情况后，又谈到王力8月7日在外交部的谈话，煽动造反派夺外交部的权，占领外交部的事，连锁反应到外贸部和其他部，还有火烧英国代办处以及借口揪刘少奇，把中南海围得水泄不通，并有揪军内一小撮的味道。周恩来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周恩来还给我一份王力的“八·七”讲话，要我转送给毛泽东。
8月25日上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我乘飞机去上海，向毛泽东转达了周恩来委托我报告的事项。毛泽东边听边抽烟，不说话，也不提问，听罢汇报说：“成武啊!你累了，先回去休息吧!我考虑考虑，看看材料，有事再找你。”
次日上午，毛泽东对我说：“你马上去准备飞机回北京，准备好了再来。”我从毛泽东那里出来，给专机组打电话安排好飞机后，又回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严肃地对我说：“王力这篇讲话极坏，现在叫王‘八七’膨胀起来了，会写几篇文章，膨胀起来了，要消肿。王的错误大，我的看法此人书生气大些，会写几篇文章，不大懂政治。王的破坏力大些，关听王的话，王力的兴趣不是什么部长、副总理。这个人爱吹。”
稍停。毛泽东喝了一口茶，说：“我考虑好了，我说你记。”我准备好笔和纸后，毛泽东继续说：“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毛泽东将记录过目后，说：“就这样，你回去请总理马上办。”
当我走出客厅后，毛泽东又把我叫回去，说：“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戚暂时不动，要他作检讨，争取一个。”沉思片刻后，毛泽东解释说：“对戚本禹指出是犯了严重错误。要严肃批评，限期改正。再看一看，能不能分化出来，看他改不改？”我又将毛泽东的话记录下来，请他过目后，直接乘车驶向机场。
中午，我回到北京，立即赶到钓鱼台，单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决定，事不宜迟，马上开会。
当晚，在钓鱼台，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小碰头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参加。周恩来说：“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重要决策。”他严肃地逐字逐句地宣读毛泽东的指示。随后便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
后来，又根据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的指示把戚本禹也抓了起来。这件事对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来说，无疑是个晴天霹雳，是个重大打击。但江青、陈伯达摇身一变，多次在群众大会上宣称：“王、关、戚是我们自己端出来的。”继续欺骗、迷惑群众。
在抓起王力、关锋的第二天，我奉周总理的指示，飞往北戴河，向林彪汇报。我汇报完毛泽东、周恩来处理王、关、戚的问题后，林彪感到很震惊,只微微点了点头，什么话也没有说。我随即告退返回北京。这就是处理王关戚的全过程。
王力为自己辩解
第二种说法是王力为自己的辩解。他说自己是被江青打倒的，原因是自己一直同江青对着干，只听毛泽东、周恩来的，不听江青的，与周恩来走得比较近，被江青视为“眼中钉”。王力称：
我早已是江青的眼中钉，留用我，只是怕人们讲“清一色”。没有早除掉我，只是怕人们说“文革不稳定”，还说是要“顾全大局”。这次下毒手了。她用毛主席最忌讳的话陷害我，说：“武汉七·二○事件以后，王力以为天下不是毛泽东的，是他王力的了。”江青和康生的密谈被我亲耳听到，我的轮椅在十六楼门后，他们两个近视眼没有看到。
1967年8月30日下午，在整我的会上，总理一句也未批评我，只是有两次发言。一次是杨成武发言说逼总参向香港派一个营这件事，要王力负责。总理说这事王力不知道。第二次是吴法宪说火烧英国代办处是王力搞的。总理说：48小时最后通牒王力根本不知道。总理自己承担了责任。而且，即使没有这个通牒，因为香港问题激化了，也可能在别的事情上爆发出来。
火烧英国代办处以后，主席着急了。还有一个什么“五·一六反革命组织”的问题，主席把两个问题联系起来了。当时总理忙得焦头烂额，身体状况很危险，心脏病也犯了。江青他们才逼着总理把那个未经我本人核阅的八·七讲话又一次送给主席，要抛出王力当替罪羊。本来毛主席早已看到了这个所谓“八·七讲话”的传单，这里边许多话就是他自己的原话的重复。……所以，他们逼总理送了那个“八·七讲话”，主席原来只不过是一笑而已。两天后为什么又变了呢？如前所说，是因为江青告了恶状，主席才说了一句“要查一查王力到底是什么人”，江青说：“我一眼就看出王力是个坏人。”康生连夜查了档案，说王力是国民党，不是共产党。还查了家庭关系、社会关系，说我的老伴、岳父、岳父的子女是“一窝黑货”。……正因为有这个过程，所以毛主席犹豫了两天以后，才下决心同意把王力打倒一下。于是，8月30日下午就在钓鱼台开所谓生活会批斗我。外面许多谣传，都是江青们散布的。
吴法宪的回忆
对此，吴法宪基本上同王力持有相同的看法。他首先在回忆录中讲了导致王、关、戚倒台的几件事情：“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反对周恩来”；“北京发生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之后，关锋向毛泽东告康生的状”，然后提到：“9月份毛泽东回到北京，很快就跟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人就王、关、戚的问题打了个招呼。王力等三人的命运也就基本上决定了。这几件事情背后的真相究竟如何，我至今仍不怎么清楚。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事情固然是王、关、戚本人的问题，但是那时候许多问题同中央文革是扯不清的。既然如此，中央文革，特别是江青，就再一次顺水推舟，把王、关、戚抛出去当了替罪羊。”另外，吴还提及了戚本禹被隔离的事情。他说：“到了11月，毛泽东本来还想‘争取’的戚本禹也被打倒了。江青本来非常器重和喜欢戚本禹，经常把戚本禹带在自己身边，一起进进出出，还要戚本禹学会游泳、学会骑马、学会打枪等等。戚本禹也把江青当作自己母亲一样看待。可能就因为如此，让戚本禹有点忘乎所以，居然送了一套《红楼梦》给李讷，以至江青怀疑戚本禹对李讷有非份之想。于是，江青就向毛泽东反映，说戚本禹这个人改造不了，也要把他拿掉。毛泽东同意了。”
毛、林之争的初次交手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王、关、戚被打倒是毛泽东对林彪的一次警告。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申晓云在其文章《文革中毛、林之争的初次交手——武汉“七·二○事件”真相》中指出：“王、关等的被抓，对林彪来说，犹如断其臂膀，林完全明白，这是毛给他的一个严重警告。”在这里，申教授这一论点的前提是王、关、戚是受林彪重用的“笔杆子”，她在注释中称：“王力、关锋、戚本禹、林杰、穆欣，掌握《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大权，为林彪集团的主要‘笔杆子’，也是‘揪军内一小撮’舆论的主要制造者”，指出：“在毛、林这些政治人物看来，所谓‘笔杆子’，都只有可供利用和驱策的价值，1967年8月中旬以后，‘揪军内一小撮’口号被作为一项错误遭批判，而王力、关锋被抓，使这项错误有了‘替罪羊’。林一伙在毛发起反击后，为掩护退却，把‘大抓军内一小撮’说成是王力、关锋私自搞的，把责任推到了王力、关锋等‘笔杆子’身上，于是江青宣布‘把王力、关锋逐出中央文革’。与王力、关锋几乎同时被拿下的，还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赵易亚(8月23日)，他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解放军报》副总编辑。穆欣(9月1日)，也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这些文革以来专门制造冤假错案的刀笔大吏，不幸也都被‘莫须有’的罪名所诬。其实，这些‘秀才’，包括迟3个月倒台的戚本禹在内，下台的直接原因无它，乃策划、参与了‘揪军内一小撮’，本想再立功，不料马失前蹄，跟错了人，立马翻船。中央文革小组在1966年5月16日成立时，连顾问一共有21个成员。经几次清算，到了1967年9月，随着王、关、林、穆等被撤职，仅剩下7个人。”她还认为：“11月23日，《红旗》在出了第16期后，还是被下令停刊，直到1968年6月才复刊。《红旗》是中共中央的最高理论刊物，一贯被视为党的喉舌，但该杂志实际操纵在林派人物手里，这一时期被清算的王、关、戚、穆欣、林杰等全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前都担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职务，总编是陈伯达。它的停刊，反映了问题的严重，和上层斗争的激烈。”
当然，申教授关于“王、关、戚是受林彪重用的‘笔杆子”’这一观点还是有待商榷的。王力在提到中央军委十条命令的起草过程时，曾说到：“十条命令完全是林彪口授，叶群记录的。由秘书送关锋斟酌文字，关锋历来害怕江青怀疑他背着江为林办事，都要找上王力、戚本禹或至少一人。”陈再道在讲述“武汉七·二○事件”时也提到：“7月20日上午，事件刚刚发生，林彪便亲自写信给毛主席。当时周总理在北京，但林彪不找总理，叶群叫秘书把信送给戚本禹修改，并特别交代秘书要告诉戚本禹，这封信是林彪的意思。戚本禹看了信，觉得‘这是大事’，不敢作主，于是找到陈伯达和关锋一起修改，最后，落款又不知怎么签上了江青的名字。”(董保存《知情者说》第三辑之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