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汝霖、曹锟、吴佩孚这三个人，是被中国人骂了无数次的人。但是他们在晚年，没有一个人当汉奸。在抗战期间，他们始终保持了民族气节，保持了中国男人不可凌辱和坚贞不屈的高贵气质。本文摘自2012年4月26日江南一燕博客，原题为《被国人咒骂的三人无一人当汉奸》。
历史在很多时候，就像我们孩提时代看到的捏面人老人手里的那团面泥。你想要一头老虎，他就捏一头老虎；你想要一只老鼠，他就捏一只老鼠。他捏的物件没人要的时候，就在黄昏时分兑上水，重新成为一团面泥。
我们学习的近代历史，是一部骂人的历史。在好多年代，我们都可以在历史书里找到我们咒骂的对象。比如曹汝霖，比如曹锟，比如吴佩孚。我们的祖父骂了一遍，我们的父亲骂，接着我们骂，然后我们的儿子还要骂。因为教科书为我们提供的这些人的历史，就是挨骂的历史。我们不骂他们骂谁？
但是作为一个个体的人，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下，放在一个人全部的历史前提下，我们骂的人，并不是应该永远骂下去。当我们读完他们的一生，发现这些人在民族危难的时候，他们的身上都带着浓烈的士大夫色彩，带着面对屠刀宁死不屈的气质。他们都是坚硬的民族主义者，在历史上保持了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保持的晚节。
曹汝霖作为北洋军阀的几个总长，在五四时期是出名的卖国贼，从而导致梅思平一把火烧掉了赵家楼。五四时期的曹汝霖该不该骂？该骂。但是骂过之后，却骂出了另一个曹汝霖。他从事慈善事业，每一年都要为北平的车夫提供棉袄，并且是亲自送到车夫手里。穷人死了，曹汝霖还会提供棺材。
曹汝霖从二十年代起经营发起中央医院。穷人看病，从来不收医疗费。曹汝霖负责医院的经费来源，却从来不拿任何薪水。日军侵占华北后，曾想强占这家医院。曹去找日军交涉说：“这家医院原来是私人经营的，而且是慈善性质。”就保住了一家慈善医院。
抗战爆发后，曹汝霖公开表示要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不在日伪政权任职。日军在筹组华北伪政权时，一度曾把曹汝霖看做理想人选，但曹始终不为所动。后来，王克敏的敌伪组织华北政务委员会曾打算让曹汝霖出任粮食局伪职，曹汝霖说：“日本人吃粮食不受限制，单管中国人，我怎么管，这不是找骂吗？”当时北平的老百姓多吃杂和面，一次，曹把用杂和面蒸的窝头带到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对王克敏说：“这样的粮食怎么能让老百姓下咽。”王克敏听后拿起窝头就咬了一口，说：“这怎么不能吃！”日军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对曹的不合作十分不满，曾指斥曹：“为什么我们‘皇军’来了，你不出头帮忙，你究竟做什么打算？”
曹汝霖在大是大非面前，在日本的威逼面前能做到如此，也算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中国人了。
还有曹锟，他是一个布贩子，在民初那样的特殊年月，当上了直隶督军。在有枪就是王的时代，曹锟控制了北洋政府。他用银元支票贿选中华民国第五任总统，让他背上了历史的骂名。但是历史上，曹锟也是一个坚定的爱国者，1921年7月，苏联出兵帮助外蒙独立，他大骂苏联政府，大骂外蒙独立的人，坚决不予承认。1937年7月，日本占领北平之后，在12月，扶持了汉奸王克敏，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当时曹锟居住在北平，日本特务头子的土肥原贤二请曹锟出面，加入所谓的临时政府，曹锟断然拒绝。他对土肥原贤二说：“我就是天天喝粥，也不会为日本人做事！”曹锟于1938年5月去世，国民政府认为曹锟忠贞不屈，大义凛然，追赠曹锟一方匾额，写着“华胄忠良”四个大字。也算是对于曹锟的嘉奖。
吴佩孚，在我们的历史记忆里，就是一个大军阀，就是一个刽子手。但是我们不知道，吴佩孚还有另一面的人生。1921年，苏联在中国寻找革命代理人，当时吴佩孚是中国握有军事权力的强人，但是吴佩孚拒绝了。他开玩笑说自己是“四不将军，”及“不住租界，不借外债，不结外人，不做督军。”
1935年，日本人发起“华北自治运动”，日本特务机关多次请吴佩孚组织为华北政权，吴佩孚逗坚决拒绝。
1937年7月之后，土肥原贤二多次登门，请吴佩孚出面，主持华北的伪政府，吴佩孚义正言辞：“叫我出来也行，你们日本兵必须全部撤出中国。”
日本人诱逼无果，就杀害了吴佩孚。1939年12月4日，汉奸齐燮元带着日本特务川本，日本军医石田还有十几个日军，进入吴佩孚的宅院，切破了吴佩孚的喉管。瞬时血流如注，吴佩孚大声一叫绝命而殉国。
这三个人，是被我们骂了无数次的人，但是他们在晚年，没有一个人当汉奸。在中华民族最艰难的岁月，他们始终保持了民族气节，保持了中国男人不可凌辱和坚贞不屈的高贵气质。
假若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提到他们的时候，还原他们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基本面貌。他们的罪恶就是他们的罪恶，他们的过错就是他们的过错，他们的民族气节就是他们的民族气节。不能因为一时一事而毁誉一生。大概，这才是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