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5月5日，许世友司令员(左)在“南京路上好八连”命名大会上授旗
一、南京城内的“倒许”风潮
地处长江下游的南京城号称中国“四大火炉”之一，凡是在夏天到过南京的人，一定会对那里的酷热天气留下深刻的印象。然而在1967年夏天，由激进造反派组织“红总”发起的“倒许”风潮以及“红总”与“八·二七”两派之间的武斗高潮，使得自然界的高温相形见绌。
南京的“倒许”风潮是由武汉事件和《人民日报》社论引发的。
7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对武汉“七·二○事件”作出了如下描述和定性：
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被他们操纵的“百万雄师”、“公检法”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矛头指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一严重的政治事件，激起了武汉地区的广大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无比愤慨，受到了全国人民的严正谴责，遭到了陆海空三军的强大反对。……制造这一严重事件的罪魁祸首，陷入了亿万军民愤怒声讨的汪洋大海之中。
武汉地区的这次严重的政治事件，对全国革命群众，是一次最生动的阶级斗争的教育，是最深刻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的教育，它必将广泛地动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把这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该社论最后还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
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的高涨开始了。
让我们伸开双手，迎接阶级斗争的新的大风暴吧!
胜利一定属于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第二天，即8月1日，“红总”方面在南京街头贴出了《告全省人民书》，指责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阴谋在南京搞兵变。
8月2日，南京出现了“一手拿枪，一手拿笔，口诛笔伐许世友”的大字报。
8月3日，在“红总”的动员下，许多造反派组织共同向三牌楼南京军区所在地发起冲击，占领了南京军区政治部大楼，威逼南京军区政委、江苏省军管会负责人杜平交出许世友。
8月4日，分属“红总”和“八·二七”的两派群众组织在城北迈皋桥附近的南京砖瓦厂发生大规模武斗，造成9人死亡，130多人受伤。
8月8日，在“红总”的武力进攻威胁下，南京城内的“八·二七”主力宣布撤退至下关地区和大桥工地，南京城成为“红总”的天下。
南京局势的骤然紧张震动了中央高层。8月11日，周恩来和中央文革负责人紧急召见首都红代会代表(北京“清华井冈山”和“北航红旗”等组织与南京“红总”之间有着紧密联系)，指出：“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武装，是保卫文化大革命胜利进行的重要支柱。所以毛主席把“三军”、“两支”的任务交给了解放军。……事实上证明解放军是胜任的。不要以为武汉军队出了个陈再道，青海出了赵永夫，内蒙出了王逸伦，就对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发生了怀疑。……解放军思想有些保守，军队支左也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但跟刘邓那个时期不一样。一般的讲，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大多数是需要教育，可以教育的。
军区、军分区、人武部都要一分为二，好的还是多数。现在到处抓陈再道，就象前些时期到处抓谭震林一样，这是不对的。”1第二天，周恩来等人又紧急召见“红总”方面驻北京的代表，做出了三点指示：(1)要吸取一·二六的教训。(2)对待南京“八·二七”不能像武汉对待“百匪”那样，捉“八·二七”是不对的，今后不要再捉了。(3)打、砸、抢、抓、抄的歪风要剎住，否则要走向反面。2另一方面，中央于8月15日派出了以刘锦平为首的调查组，赶赴南京等地制止武斗。
但是中央的上述干预似乎并没有遏制事态的发展。
8月15日，“红总”方面在鼓楼广场举行大规模群众集会，会议期间高呼“打倒许世友”的口号。同日，许世友和杜平的家被造反派查抄。
8月16日，退守下关和大桥工地的“八·二七”以庆祝南京长江大桥钢架胜利合拢的名义举行游行，试图从中山北路进入南京市区，结果在3503厂附近遭到“红总”方面的阻截。由于中央调查组和解放军驻军的干预，双方的冲突没有造成重大伤亡，不过“八·二七”方面有10多人被抓，30多人被打伤，游行被迫中断。
8月26日，“红总”方面在南京大学大操场召开“打倒许世友，打倒江渭清，彻底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同日，“揪许火线指挥部”宣告成立，并向许世友发出“勒令书”，勒令其在9月2日以前交出“认罪书”。
8月27日，“八·二七”以纪念该组织成立一周年的名义在南京大学大操场举行集会。中央调查组、江苏省军管会派人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八·二七是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的产物。”会后，与会的“八·二七”群众在市内举行了一个小规模游行。“红总”方面对此没有做出过激反应。不过当下关和大桥工地的“八?二七”试图游行进入市区的时候，再次在3503厂附近遭到“红总”方面的阻截，被打伤8人，抓走8人。
8月28日，“揪许火线指挥部”在南京军区大院门前安营扎寨，宣称“不打倒许世友决不收兵!”从三牌楼到鼓楼，近3公里的大街两边贴满了不同群众组织支持“倒许”的大标语、大字报，“倒许”风潮达到顶点。
8月30日，“红总”方面向据守四女中的“八·二七”一部发起进攻，省军管会派出部队试图制止武斗，结果“红总”方面有人驾车冲向军队，造成3名战士伤亡。3
最后由于毛泽东的亲自干预，失控的事态才受到遏制。
毛泽东本来是支持中央文革关于武汉事件的处理意见的。但是该事件所引发的全国性连锁反应引起他的高度重视。经过反复权衡，他于8月10日在林彪送审的一份准备下发部队的文件上划掉了“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其后，他于8月18日在上海秘密召见许世友，明确向他交底：许世友打不倒，南京军区党委打不倒，南京军区打不倒。(必须指出，这个“最新指示”之所以没有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乃是因为许世友心中有底后，并没有立即对外界公布这个消息。许世友显然是想借此机会考察军区各级干部的立场和态度)。4随后，毛泽东又于8月25日作出了“拥军爱民”的指示。根据这个最新指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布了一个《关于展开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其中申明“人民解放军和所拥有的各种武器、装备和物资，是不能侵犯的。人民解放军的指挥机关，是不容许外部的人进驻的。……除紧急情况，经过中央特许的以外，所有群众组织现有的武器和军用物资一律立即封存，或者上交。……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战员，一切革命群众组织，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严防坏人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对于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必须采取专政措施。”5
8月29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又发出《学习中央关于开展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的通知》，对“8?25指示”作了广泛的传达。另一方面，周恩来通过电话责令“红总”头头撤除“打许联络站”，不准冲击军区和省军管会。他还说：“许世友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中央对许世友同志是要保护的。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这是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如果有人要揪许世友的话，我一小时内赶到南京去!”6
9月4日，周恩来和中央文革负责人接见首都高校负责人，通报了中央文革成员、《红旗》编辑部工作人员林杰等人被清洗的消息。这实际上等于公开否定了7月31日《人民日报》社论。
9月5日，康生、江青接见安徽两派代表团，进一步明确指出：“前一段有错误的口号，叫抓军内一小撮。……这个口号是错误的，因为不管党政军，都是党领导的，只能提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能另外提，那不科学”。7
同日，中央又发布了一个“九·五命令”，该命令的前半部分复述了“8·25指示”的主要精神，后半部分则强调：“此命令自公布之日起生效。今后如有违犯此命令者，当以违犯国法论罪。……当地驻军在执行上述命令时，首先要耐心地进行政治思想工作，讲清道理，进行劝阻。如劝阻无效，可对空鸣枪警告，令其撤回。在劝阻和警告仍然无效时，可宣布这种抢夺行为是反革命行动，并采取措施对其少数的坏头头和肇事凶手予以逮捕法办。……遇到这些人拒捕和抵抗时，人民解放军有权实行自卫反击。”8
在中央的强烈干预和军方的武力威胁之下，“红总”方面不得不实行战略退却。原定于9月2日举行的“10万人批斗许世友大会”流产。9月4日，“红总”和“八·二七”达成了《关于坚决制止武斗的协议书》。至此，“红总”发起的“倒许”风潮以及“红总”与“八·二七”之间的武斗暂时告一段落。
二、“红总”与军方矛盾的由来
如前所述，1967年夏天南京的“倒许”风潮是武汉“七·二○事件”的一个连锁反应。不过如果我们的考察仅仅到此为止，就未免显得过于肤浅和单一。毛泽东曾经说过，事物的发展变化是由内因决定的，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发挥作用。这个论断对于我们考察南京“倒许”风潮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那么南京“倒许”风潮的内因是什么?“红总”与军方的矛盾冲突是如何发生的?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得不对毛泽东关于“文革”的战略部署和1967年8月以前南京地区的“文革”发展状况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简单说来，“文革”是“大跃进”失败以后(特别是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以后)中共党内高层认识分歧的产物。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目的，是要将刘少奇及其党内追随者清除出党。毛的这个战略意图可以从《五·一六通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十六条》以及他同斯诺的谈话中明显地看出。不过毛泽东在酝酿发动“文革”的时候，并未意识到可能发生的复杂变数和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
依据延安整风和庐山会议的历史经验，毛泽东似乎乐观地认为，只要他明确表示出打倒刘少奇的意向，党内绝大多数同志都会毫不犹豫地站在他这一边，然后将刘少奇开除出党，“文革”运动便可以胜利地宣告结束。然而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结果大出毛泽东意料之外。尽管他在会议之前和会议期间做了大量的幕后工作，结果并没有达到彻底打倒刘少奇的战略目标。
于是毛不得不调整其战略部署，将主攻目标转移到中共中央委员会成员身上。其如意算盘是借助群众性的“造反”、“夺权”运动，冲垮现有的政治体制和权力格局，打倒那些对“文革”“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中央和地方高级领导干部，然后重新任命一批“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用“无产阶级司令部”二号人物林彪的话讲，就是“今后我们的干部政策应该是，谁反对毛主席，就罢谁的官”，“要通过这次运动，全面地审查干部”，9“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组织上要有个全面的调整”，10从而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将刘少奇彻底打倒。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1966年8月以后各地群众的“造反”运动风起云涌，蔚为大观，并从1967年初开始进入全面“夺权”阶段。
然而毛泽东并非一个真正的民主主义者。群众运动不过是他进行党内斗争的一个工具。因此，尽管毛泽东在“文革”运动初期十分强调“大民主”的积极意义，强调群众运动的自发性、自主性和天然的合法性，但是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放松对群众运动的干预和控制，一直试图将群众运动限制在他所设定的轨道之内。
例如，毛泽东在1966年7月对中央负责人的讲话中曾经指出，“给群众运动定框框不行”，要“把一切框框打的稀巴烂”。11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指示林彪等人部署驻京部队对红卫兵实行政治军事训练，重点是“学习政治、学习解放军，学习林彪同志和周总理的讲话，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习解放军的三八作风”，12意在加强红卫兵的组织纪律观念。他还操纵当时的舆论宣传，提出所谓“两个司令部”的概念，强调群众的革命造反运动必须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之下进行。这实际上就为群众性的“造反”、“夺权”划定了一个最大的框框。
其次，对于各地“夺权”以后过渡性临时权力机构的组建和人员构成，中央多次以明文规定的方式加以干预和控制。比如2月19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夺权斗争宣传报导问题的通知》申明：“各省、市、自治区领导夺权斗争的临时权力机构，叫什么名称?是不是真正做到三结合?今后要先报告中央，经中央批准后，再在当地报纸上发表。”13其后中央于3月17日再次发布通知，指出：“各省、市、自治区一级的夺权，在采取行动之前，应事先取得中央同意派代表来京同中央商量。没有经过中央同意，不要成立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不要在地方报纸上报导和广播电台上广播夺权。”14
林彪的“三·二○讲话”和“八·九讲话”曾作为中央重要文件下发。毛泽东之所以特别看重这两个讲话，乃是因为它们特别突出了“紧跟中央”、“服从中央”的主题。比如在“八·九讲话”中，林彪曾经告诫曾思玉、刘丰：要想在政治上不垮台，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向毛主席、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请示报告，……无论大事小事都要请示报告。”他还说：“报告请示中央批准了再办，这是毛主席一贯的工作作风。”15
以上的这些引证，在在显示出“文革”要强化“中央权威”(实际上就是强化毛泽东个人的权威)的导向。而从实际情况看，那些“不听招呼”、“自行其是”的人，不管是“中央首长”、省委书记，还是群众造反组织领袖，还是参加“三支两军”的军队将领，最终都难逃被清洗的命运。由此可见，与国内外“新左派”诸公的乐观估计不同，“文革”运动本质上是一个“集权”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放权”的过程，“文革”期间的所谓“民众政治参与”本质上是“运动群众”而非“群众运动”。
1967年初紧随“夺权”运动而来的“三支两军”，是毛泽东对群众运动实施干预和控制的主要组织手段。关于“军管”的基本性质和具体内涵，在1967年3月召开的“军级以上干部会议”的有关文件中有如下明确说明：“……革命造反派(小将)有天生的弱点，即政治上不成熟，虽然干劲大，但是缺乏组织性”，因此要通过“军管”实现三个过渡：即(1)把权过渡到解放军手里;(2)从解放军手里把权过渡到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手里;(3)从三结合那里过渡到巴黎公社那样通过全面选举出来的权力机构。16就笔者所知，“文革”自始至终都没有实施过所谓“巴黎公社”那样的“全面选举”。因此上文所引的第三条内容不过是一纸空文，是毛泽东积极致力于个人集权和独裁的一个漂亮点缀。“三支两军”的真正目的，是给带有自发、自主倾向的群众运动套上笼头，用当时的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人的话讲，就是要加强造反派的“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
如果我们对上述背景有所了解的话，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中央关于“支左”的指示发出以后，各地造反派会与军方发生如此严重的对立。从某种意义上讲，以南京“倒许”风潮为代表的造反派的“反军”活动，是毛泽东个人思想深处“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观念相互抵牾的产物，是毛泽东“发动群众运动、操纵群众运动、消解群众运动”“三步走”战略部署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的一个不和谐的插曲，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与造反派群众组织之间一场“控制”与“反控制”的较量。
以下让我们结合有关事实，具体地考察一下南京地区“红总”、“八·二七”和南京部队这三者之间矛盾的形成过程。
“红总”和“八·二七”这两大群众组织在其成立之初，都属于广义的“造反派”，从1966年8月南京地区群众性“造反”运动兴起，到1967年“一·二六”造反派向江苏省委“夺权”以前，这两个组织在同广义的“保守派”组织──南京大学“红旗战斗队”和南京工人“赤卫队”──的斗争中存在一种松散的联盟关系。但是在旧省委和依附于旧省委的保守派垮台之后，“红总”和“八·二七”便因为政治权力分配问题产生了分歧。“红总”领导人认为自己在“一?二六夺权”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功劳较大，因而在权力分配时当仁不让，组成了以自己为核心的过渡性权力机构“夺权委员会筹备会”，实际上控制了过去掌握在旧省委手中的主要政治资源，包括《新华日报》和省市电台。“八·二七”领导人对于“红总”的专权严重不满，便挑起了关于“一·二六夺权”正确与否的论战，最终演化成两派在诸多问题上的严重对立。
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红总”虽然在“夺权”问题上占了先机，但是权力独占却带来了始料不及的后果。派性斗争的大面积迅速蔓延，直接威胁到南京乃至整个江苏地区社会秩序和生产秩序的稳定，这引起中央(特别是负责处理中央和地方政务的周恩来)的强烈不满。其次，“红总”方面另一个更为致命的错误，是其领导人片面理解了毛泽东在运动初期关于群众运动的那些言论，在“一·二六夺权”以后得意忘形，竟然忽略了“报告请示中央批准了再办”这个重要原则。
基于上述两点原因，中央迟迟没有对江苏的“一·二六夺权”表态支持。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八·二七”方面的分庭抗礼活动，两派的对立愈演愈烈。等到“红总”方面意识到自己的失误，派出代表团赴北京向中央表示效忠的时候，“八·二七”方面也派出了一个“赴京控告团”，希望得到中央的支持。出面处理江苏问题的周恩来等人起初试图促成两派的联合，迅速组建一个包括若干旧省委二、三线干部在内的“三结合”领导班子，将江苏的局势稳定下来。但是“红总”和“八·二七”两派成见已深，在诸多问题上争论不休，根本没有实现“大联合”的可能。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情况下，中央领导层便顺水推舟，于3月5日宣布由南京军区对江苏各地实施军管。以南京军区政委杜平等人为首的“江苏省军管会”随后成立，全面介入江苏的政务。
中央的上述举措，实际上否定了“红总”方面主导的“一·二六夺权”，江苏的政治权力也从“红总”的控制之下转移到南京军区和省军管会手中。这理所当然地招致“红总”方面的不满。而“八·二七”在“一·二六夺权”中没有得到多少实惠，因而其领导人此时便抱着幸灾乐祸的心理，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坚决拥护南京军区和江苏省军管会的领导。由此，“红总”与“八·二七”两派的斗争焦点便由“夺权”问题转移到“拥军”问题上。与此同时，“红总”与军方的矛盾迅速上升为主要矛盾。
三、通向对抗的道路
如果中央的态度是明确的、坚定的和一贯的，那么南京地区的政治局势也有可能在“三·五指示”以后逐步趋于稳定。然而不幸的是，后来事态的发展并非如此。
由于毛泽东对于以群众运动方式展开的“文革”的复杂变数和严重后果缺乏足够的预料，所以当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出现的时候，他的许多决策事起仓促之间，缺乏周详的通盘考量。加之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各地运动的开展步调不一，因而在上海“一月风暴”以后到武汉“七·二○事件”之前的大半年时间里，中央发出的指示和制定的政策，总体上显现出一种含糊其辞、前后矛盾、左右摇摆的态势。这一方面造成各地贯彻执行中央指示的难度，另一方面也为卷入矛盾的各方根据自己的需要、实用主义地解释中央指示精神、在行动中自行其是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说到中央指示的“含糊其辞”，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如前所述，派出军队“支左”是毛泽东干预各地“文革”的一个重要举措，但是通过检索当时的文献资料不难发现，在1月份中央发出关于“支左”指示以后，在长达两个多月的时间里，竟然没有任何一个中央文件具体地阐释过所谓“左派”概念的内涵。一直到3月份召开的军级以上干部会议上，在各地军方“支左”人员的强烈要求下，中央才出台了一个衡量“左派”的标准：
(1)看大方向是否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否对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党和毛主席的态度。
(2)组织纯否，首先是领导成员，如果是地、富、反、坏就不行，是否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后台。
(3)群众对这个组织的看法。
(4)衡量一个组织要用政治原则去衡量，不能带宗派情绪。……对没有群众基础的，没有经过整风成立的，不承认，被推翻的保皇组织及改头换面的反动组织一律取缔……。对民族性的组织也要一律取缔。17
必须指出，这个貌似正确、全面的“左派”划分标准实际上并不具有多少实质内涵和可操作性。大概其中唯一带有客观性的标准是所谓“组织纯否”，即看其“领导成员”是不是“地、富、反、坏”分子。不过就笔者所知，“文革”期间群众造反组织成立的时候，对于领导层的家庭成分和个人政治背景一向是十分重视的，“地、富、反、坏”分子及其子女根本不可能成为群众组织的领袖。所以这个唯一带有客观性的标准在具体的实践中也是毫无意义的。因此，如何认定“左派”群众组织，始终是各地介入“支左”的军方人员所面临的一个巨大难题。
其次，在地方两派群众组织尖锐对立的情况下，毛泽东关于“支“左”不支派”的指示也无可避免地沦为空谈。因为从派性观点出发，军方的“作为”和“不作为”都可能引发一部分群众组织的不满。事实上，由于军方在群众派性斗争中“不作为”而招致一派群众组织不满的情况并不少见。
大量的个案研究显示，各地“左派”组织的最终认定，要么来自中央领导人的裁决，要么取决于地方“支左”人员的主观好恶，并没有一个客观公正的标准。所以就造反派方面而言，要想使自己的组织成为“左派”，一个最简洁、最有效的方式当然是寻找“通天”的渠道。但是这样的渠道毕竟十分有限。因此对于那些没有中央靠山的群众组织而言，就只有以制造大规模流血冲突的方式，引起中央高层对本地群众运动的关注和同情，从而在中央的直接干预下取得与军方平等对话的机会，最终由中央对双方的争端作出裁决。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中央支援的理论概率是50%，事实上各地也有一些成功的例证。
由此可见，由于政策界限的极度含浑和中央非制度性干预的存在，“三支两军”工作从一开始就潜伏着种种危机，必然带来了一系列消极后果。
说到中央政策的“前后矛盾”和“左右摇摆”，这是由毛泽东对“三支两军”措施的主观预期和“三支两军”实施后的实际效果之间的强烈反差引发的。如前所述，毛泽东派出军队“三支两军”的主要政治诉求就是对群众运动和派性斗争进行有效约束，实现地方权力的平稳过渡。他的乐观估计是，“……到了五月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也可能成熟，至少省一级可以成熟或接近成熟。”18为了达到上述目的，他不得不首先树立军方的权威。于是中央在宣布“三支两军”后不久，便发布了一个《军委八条命令》，赋予军方对不服从命令的群众组织实施镇压的权力。但是各地造反派并不甘心就此退出政治舞台，便以毛泽东先前赋予群众运动合法性的言论为依据，与军方展开激烈对抗，这便引发了2月份内蒙的“柳青事件”和青海的“赵永夫事件”。另一方面，各地军方在遭到造反派的抵抗之后，普遍采取了“分而治之”、“支一派打一派”的策略。因而“三支两军”实施之后，地方的群众性武斗不但没有受到遏制，反而大有愈演愈烈、逐步升级之势，连原本处于超然地位的军方也深深卷入了地方派性斗争而不能自拔。
毛泽东显然没有意识到这种混乱局面的形成，原本是中央“支左”政策不明晰和久已存在的政治权力高度一元化的必然结果，没有对自己的“文革”理念作出反思和调整，反而对军队的忠诚和能力发生怀疑。再加上几个老帅在所谓“二月逆流”中表现出对“文革”运动“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使毛泽东非常不满。于是毛泽东的感情天平一度发生了倾斜，对各地军方的一些做法提出了批评和质疑。
例如他在4月1日发布的《中央处理安徽问题的决定》中加写了以下一段话：“许多外地学生冲入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委并没有斥责他们，更没有叫他们认罪、悔过或者写检查，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军事机关一事，却看得太严重。”19随后，大概在5月份，他又在一份文件上作出了如下批语：“江西军区与群众对立情绪为什么越来越激烈?江西军区某些负责同志对群众的态度是否正确，值得研究。此外，还有XX、XX、XX三个省军区对待群众的态度是否对，也值得研究。”20
在上述背景下，《人民日报》于4月2日发表了一篇题为《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4月6日，中央又发布了一个《军委十条命令》，其中规定：“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不能仅仅根据是否冲击过军事机关这一点来划分左、中、右”。215月3日，中央军委又发布了《关于捕人许可权和处理错捕、取缔的群众组织问题的两个文件》，其中规定：“凡是错误地给革命群众，革命干部戴上反革命分子，反动分子，坏分子等政治帽子的一律平反”，“凡是错误地把革命群众组织宣布为非法组织，反动组织，反革命组织，强行取缔和解散的，一律宣布无效，一律平反”。22上述举措实际上是对军方权力作出了一些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