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堪萨斯州赖利堡（Fort Riley）的军营医院，病房内被感染西班牙型流行性感冒的军人塞满。
脆弱的人类连小小的病毒和细菌也对付不了，也许哪一天出现一种我们不知道的病毒，就可以毁灭人类了。
杀死4000万人的感冒——西班牙流感
作为一种传染病，流感至少已经有了2000多年的历史。一个人从诞生到去世，最少也要得几十次流感，多则数百甚至数千次。对于今天的人类来说，流感只是头疼脑热的小毛病。
可是谁又能想到，流感在历史上的某一个时刻，却成为可怕的瘟疫，造成数千万人的死亡，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西班牙流感。
1918年“西班牙流感”的危害甚至超过了中世纪欧洲爆发的黑死病，与最近30年流行的艾滋病打了一个平手（全球大约有7000万人感染艾滋病，2000万人死亡）。
在1918年3月到1919年底，全世界大约20%的人感染了西班牙流感。人们被强制性要求戴口罩，特别是红十字会和其他医护人员。
最危险的感冒
“西班牙流感”也被称作“西班牙女士”（Spanish Lady），不过它却有些名不符实，因为这场流感绝对没有它的名称那样温柔。
现有的医学资料表明，“西班牙流感”最早出现在美国堪萨斯州的芬斯顿（Funston）军营。
1918年3月11日午餐前，这个军营的一位士兵感到发烧、嗓子疼和头疼，就去部队的医院看病，医生认为他患了普通的感冒，开了几片感冒药。
然而，接下来的情况出人意料：到了中午，100多名士兵都出现了相似的症状。几天之后，这个军营里已经有了500名以上的“感冒”病人。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美国全国各地都出现了这种“感冒”的踪影。
不过，这一阶段美国的流感疫情似乎不那么严重，与往年相比，这次流感造成的死亡率高不了多少，症状也几乎一样。
在一场伤亡数千万人的世界大战尚未结束时，军方很少有人关注到这次流感的爆发——尽管它几乎传遍了整个美国的军营。
随后，这种西班牙流感，突然演变为可怕的致命流感，而且爆发速度之快，让人始料不及。
西班牙流感之所以叫做西班牙，是因为西班牙全国感染该病的高达800万人，连西班牙国王阿方索三世也被感染，是感染率最高的国家。马德里三分之一市民受感染，一些政府部门被迫关门，电车停运。
西班牙流感至今还是一个谜，它突然出现，突然消失，前后又三波感染，并不是每一波都造成大量死亡。
它的奇怪之处在于两点：
第一，死亡率极高而且都是青壮年。普通流感导致的死亡率一般是百分之0.1，而且死亡的多是体弱多病的老年人或者抵抗力很弱的儿童。
但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却正好与之相反。它的致死率高达百分之2.5，全世界高达10亿人感染，死亡人数为2500～4000万人，而且死亡的均是身强力壮的年轻人。
第二，突然出现，突然消失，至今为止不明白消失的原因。
就如同之前说的，这次流感是1918年2月首发于美国堪萨斯洲，很快传播至底特律等3个城市→3月美国远征军乘坐船带至欧洲前线→4月传播至法国军队，然后至英国和其他国家军队→5月达意大利、西班牙、德国、非洲，印度孟买和各尔各答→6月由英国远征军传播至英国本土，然后至俄罗斯、亚洲达中国、菲律宾、大洋洲至新西兰→1919年1月达澳大利亚。即不到一年时间席卷全球。
出现是迷：第一波流感到底在哪里发生已经不可考证。明确有记录的流感发生于1918年3月4日一处位于美国堪萨斯州的军营（Camp Funston，Kansas），但当时的症状只有头痛、高烧、肌肉酸痛和食欲不振而已。4月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法国也传出流感，3月中国、5月西班牙、6月英国，也相继发生病情，但都不严重，死亡率也很低，仅仅比普通流感略高，所以没有国家给与重视。
一说是中国广西最早爆发了流感，因为赶赴欧洲的中国劳工带到法国。但这没有任何证据，而一般欧洲爆发瘟疫，当地人不是推给犹太人，就是推给其他少数民族，所以将中国人作为替罪羊也不稀奇。
第二波西班牙流感开始于8月，这个阶段开始出现大量死亡现象，很多地方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七到八，甚至十。
1918年8月刚离开西非国家塞拉利昂的英国船上发生了致命的流感，在该船抵达英国之前，75%的船员被感染，7%的船员死亡，另外多艘船只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另一说第二波的源头是当时苏联的阿什哈巴德（1918年8月初波斯的麦什德（Meshed）便发生了高死亡率的流感，据说是由阿什哈巴德所传出，但因俄国内战而无法确认。
8月27日，流感传入美国，并在波士顿的码头工人间传播，而法国的布莱斯特（Brest）也在几乎同一时间爆发了流感；9月开始在欧洲和美国普遍传播，并在数星期内传到世界各地。
第二波流感死亡率极为惊人，远非普通流感可以相比。奇怪的是，和普通流感死亡者多是老人儿童和病人相比，此次流感在20~35岁的青壮年族群中死亡率特别高，其症状除了高烧、头痛之外，还有脸色发青和咳血等；流感往往引发并发症而导致死亡，以肺炎最多。
由于不知道致病原因，该病几乎无法治疗，依靠人自身体抗力决定是否能够脱险，造成普遍的恐慌。加上传染性非常强，许多城市限制市民前往公共场所，电影院、舞厅、运动场所等都被关闭长达超过一年。同年10月是美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个月，20万美国人在这个月死去，1918年美国的平均寿命因此比平常减少了12年。
西班牙流感平均致死率为2.5%，但有些地方远远高于这个数字，比如美国旧金山病死率8.98%，几乎10个感染者中就有1人死亡。
其实西班牙流感本来也许不会传播这么快，但是战争中，军队大规模的调动为流感的传播火上浇油。有人甚至怀疑这场疾病是德国人的细菌战，但当时的德国也在一年内死亡了几十万人。
第三波流感在大约1919年冬季开始在许多地方出现，至1920年春季起便逐渐神秘地消失，至今也搞不清消失的原因。
在澳大利亚，流感延续到了1919年8月（南半球的冬季）；至于在夏威夷，则是延续到了1920年3月。此流感漫延全球，从阿拉斯加的爱斯基摩部落到太平洋中央的萨摩亚岛，无一幸免。
许多爱斯基摩部落由于缺乏医疗，都是一村一村的死绝，有一村80人死于流感73人，居然成为死亡率较低的村子。在萨摩亚死亡率更高达25%，该国到处尸体堆山，因为没有足够的人力来掩埋。
亚马逊河口的马拉若岛，是当时世界上唯一没有感染报告的人类聚集地。
西班牙流感夺去2千5百万到4千万（一说7千万或一亿）条生命，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还多。西班牙流感的爆发，也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提早结束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各国青壮年死亡太多，都已经没有额外的兵力作战。
至于在青壮年死亡率较高，有两种理论：一是老年人口已经经历过各种流感，可能感染过西班牙流感的某种雏形，因此已有抗体，所以对流感比较有抵抗力。二是青壮年体内免疫力太强，反而会导致抗体反应过于剧烈，形成“细胞激素风暴”，致使肺部组织严重受伤害，可能造成患者呼吸困难而死亡。
西班牙型流感在18个月内便完全神袐消失，而其病株从来都没有被真正的辨认。
最近的研究结果
在1910年那个时代，人类尚且不知道存在病毒性感冒。到了1933年，英国科学家分离出第一个人类流感病毒，并命名为H1N1，这才知道病毒是导致西班牙流感的罪魁祸首。
遗憾的是，当时的西班牙流感受害者遗体大多被焚烧，少量被深埋，到了1933年早已腐败，无法研究。
1950年代，美国曾经组织了考察队赶赴阿拉斯加挖掘死于1918年西班牙流感的病人的尸体，期望得到可供研究的病原体。很遗憾，那些埋葬在永久冻土带的尸体因为解冻腐烂而失去了研究价值。
1998年2月，美国国防病理中心（AFIP）辖下所属的分子病理部门，幸运的在阿拉斯加发现了一具被完整冰封近80年的爱斯基摩女子的尸体。这个爱斯基摩人聚集的小镇，在1918年11月由于流感失去了85%的人口。4件样本的其中之一含有一些1918病毒的基因物质。这个样本给予科学家第一手资料来研究这个病毒。
美国科学家在高度隔离的实验室中，研究当年的病毒。
2005年10月5日，研究人员宣布1918病毒的基因序列已经被重组。2005年在亚洲发生的H5N1禽流感病毒与1918病毒有些地方类似，但是目前禽流感很难变成人传人，大部分只能在动物和人之间传播。
重新调查“西班牙流感”有一定的危险性。科学家建议在生物安全性最好的实验室中进行研究，以免“西班牙流感”病毒泄漏出实验室，再度危害人类。
不过相比之下，大自然才是终极的“生物恐怖分子”。研究表明，野生的水禽是感冒病毒的“基因库”——它们拥有全部15种HA基因和9种NA基因。而猪由于既能感染水禽身上的流感病毒，又能感染人类流感病毒，它很可能会成为一种病毒的“混合器”，即产生了拥有新的HA和NA的流感病毒。这样一来，人类的免疫系统就可能面临一场像1918年那样的严峻考验。
数十年来，世界卫生组织（WHO）在全世界系统地监视人类流感病毒的变化趋势，但是对于猪流感，却没有一个很好的监视系统。2003年2月份，在WHO的一次关于流感疫苗的会议上，病毒学家韦伯斯特（Robert Webster）提议，WHO应研制储备针对所有15种HA的疫苗，以防止类似1918年“西班牙流感”的出现。
科学家们还在继续追踪“西班牙流感”。用陶本伯杰的话说，这个恶贯满盈的凶手，还从未接受正义的审判。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西班牙流感在中国爆发不是很严重。
1918年西班牙流感也波及中国，3月始自广州直至东北，由上海至四川，蔓延广泛，北平警察患病过半，哈尔滨人40%被感染，学校停课，商店歇业。上海也出现过两个流行波。
中国热河省警察局1918年10月15日至1922年11月12日的统计数据，流感发病6203人，死亡151人，病死率2.4%。
1918年11月6日上海《申报》全文刊登了定海县知事冯秉干撰写的《救治时疫之布告》。
对各种文献分析表明，1918年-1919年，中国的确发生了流感疫情，但与世界其它地方相比疫病比较平和，发病率与死亡率较低。但具体原因也是不明，照常理来说，由于中国当时非常落后，卫生和医疗条件远比西方要差，应该死亡率更高才是。
一种说法是，中国人得流感的种类比西方还要多，可能体内有针对西班牙流感的免疫力。
1348年佛罗伦斯的瘟疫
上帝对人类的惩罚——黑死病
黑死病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瘟疫，致病是因为鼠疫杆菌，死亡率极高，目前为止死亡总数高达2亿人，肆虐地球至少300年。
历史上鼠疫有三次大流行，首次大流行发生于六世纪，起源于埃及的西奈半岛，波及到欧洲所有国家，死亡近二千五百万人。但由于缺乏详细资料确认，一般不能确认这是鼠疫造成的。
第二次发生于十四世纪，仅欧洲就死亡二千五百万人，即历史上著名的黑死病，英国近1/3的人口死于鼠疫。到1665年，这场鼠疫肆虐了整个欧洲，几近疯狂。仅伦敦地区，就死亡六七万人以上。1665年的6月至8月的仅仅3个月内，伦敦的人口就减少了十分之一。到1665年8月，每周死亡达2000人，9月竟达8000人。鼠疫由伦敦向外蔓延，英国王室逃出伦敦，市内的富人也携家带口匆匆出逃，剑桥居民纷纷用马车装载着行李，疏散到了乡间。伦敦城有1万余所房屋被遗弃，有的用松木板把门窗钉死，有病人的住房都用红粉笔打上十字标记。当时还是大学生的牛顿，还因此从英国剑桥大学辍学一阵子。
据说最初黑死病从中亚地区向西扩散，并在1346年出现在黑海地区。它同时向西南方向传播到地中海，然后就在北太平洋沿岸流行，并传至波罗的海。约在1348年，黑死病在西班牙流行，到了1349年，就已经传到英国和爱尔兰，1351年到瑞典，1353年到波罗的海地区的国家和俄罗斯，连莫斯科大公和东正教的教主都相继死去。黑死病的魔爪伸向了各个社会阶层，没有人能逃避死亡的现实。
只有路途遥远和人口疏落的地区才未受伤害。根据今天的估算，当时在欧洲、中东、北非和印度地区，大约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之间的人口因而死亡。
西方一般把这次作为鼠疫爆发的首次记录。
第三次发生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死亡一千二百万人。
传说黑死病起源于亚洲西南部，一说起源于黑海城市卡法，约在1340年代散布到整个欧洲，而“黑死病”之名是当时欧洲的称呼。这场瘟疫在全世界造成了大约7500万人死亡，而当时世界人口只有三到四亿人，其中明朝人口就有六千多万。
同样的疾病多次侵袭欧洲，直到1700年代为止，期间造成的死亡情形与严重程度各不相同。较晚的几次大流行包括1629年到1631年的意大利瘟疫、1665年到1666年的伦敦大瘟疫、1679年的维也纳大瘟疫、1720年到1722年的马赛大瘟疫，以及1771年的莫斯科瘟疫。关于这些疾病的异同仍有争议，但是其致命型态似乎于18世纪消失于欧洲。
黑死病对于欧洲的历史有着极为重大的影响，黑死病对欧洲人口造成了严重影响，改变了欧洲的社会结构，动摇了当时支配欧洲的罗马天主教会的地位，并因此使得一些少数族群受到迫害，例如犹太人、穆斯林、外国人、乞丐以及痳疯病患。生存与否的不确定性，使得人们产生了“活在当下”的一种情绪，如同薄伽丘在《十日谈》之中所描绘的一般。
14世纪发生于欧洲的事件，刚开始被当时的作家称作“Great Mortality”，瘟疫爆发之后，又有了“黑死病”之名。一般认为这个名称是取自其中一个显著的症状，称作“acral necrosis”，患者的皮肤会因为皮下出血而变黑。而黑色实际上也象征忧郁、哀伤与恐惧。
黑死病的病原体现在可能已经灭绝。
现在大家自然都知道，黑死病是一种鼠疫，是通过老鼠身上的跳蚤传播。但当时没有人知道致病的原因，所以也无法预防。
最大规模的一场黑死病，应该是14世纪初期。
1348年，一场鼠疫大流行，改变了欧洲的历史进程，也改变了人类的卫生保健史。这个时候是中国的元朝末年。
这次鼠疫最早由一位名叫博卡奇奥的意大利佛罗伦萨人记录下来：最初症状是腹股沟或腋下的淋巴有肿块，然后皮肤会出现青黑色的斑块，因此当时被称为黑死病。染病后，几乎所有的患者都会在3天内死去。
疫病皆有传染源，黑死病的源头是老鼠及其携带的跳蚤。当时传说：最早感染黑死病的是蒙古人。蒙古人是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草原上的老鼠把瘟疫传染给了他们。蒙古人居于中国北方，从成吉思汗起向西扩张，横扫中亚和欧洲。
鼠疫曾经肆虐中国，并且于1331年开始肆虐中国。时值中国住民武力反抗元朝统治的顶点，元朝遂于1368年灭亡于明朝。其实在元朝之前，鼠疫曾多次传入中国，所以虽然中国也曾发生过地区性鼠疫传染，但中国人也逐渐有了对鼠疫的免疫力，死亡率相对较低。而欧洲人则在此之前几百年内从未接触过鼠疫，一旦爆发，自然死亡惊人。
1345年，占领中亚、西亚的蒙古人进攻黑海之滨一个叫加法的城邦，加法向东罗马帝国称臣。面对骁勇善战的蒙古人，加法人坚壁清野，闭城不战。蒙古人围城一年，久攻不下，而瘟疫在蒙古大军中蔓延。蒙古人知道这种瘟疫会传染，于是用抛石机将染病身亡的士兵的尸体抛入城内，这可谓全世界最早的细菌战。加法人不了解这种瘟疫，对抛进来的尸体置之不理，甚至莫名其妙。尸体腐烂后，恐怖的瘟疫便随之爆发。现在看来，是腐烂的尸体释放出病菌，污染了空气，毒化了水源，导致了瘟疫。
加法人大批死亡，全城恐怖，打开城门，纷纷仓皇逃窜。而城外的蒙古大军也没有高兴多久。入城几天后，他们同样放弃加法仓皇逃走，因为鼠疫也没有放过他们，蒙古人也大量死于黑死病。
劫后余生的加法人乘船逃往他们的宗主国——东罗马帝国。然而，加法城爆发瘟疫的消息已经传遍欧洲，所有的港口都拒绝他们登陆。意大利威尼斯让他们的船只在海上隔离40天后才准许上岸，意在阻止瘟疫传入。
只是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船上携带细菌的老鼠却是会游泳，它们早已泅渡到岸上，可怕的黑死病因此开始在整个欧洲蔓延。
当时欧洲城市的卫生极差，大街上四溢着脏水和粪便，到处都是垃圾和杂物，这正是老鼠的天堂。任何一个欧洲城市，都有大量的老鼠存在。
欧洲人把瘟疫的爆发迁怒于人，首当其冲的就是犹太人。
在德国的梅因兹，有1.2万犹太人被当作瘟疫的传播者被活活烧死，斯特拉堡则有1.6万犹太人被杀。只有少数头脑清醒的人意识到可能是动物传播疾病，于是他们把仇恨的目光集中到猫狗等家畜身上，他们杀死所有的家畜，大街上满是猫狗腐败的死尸，腐臭的气味让人窒息，不时有一只慌乱的家猫从死尸上跳过，身后一群用布裹着口鼻的人正提着木棍穷追不舍。没有人会怜悯这些弱小的生灵，因为它们被当作瘟疫的传播者。
当时，欧洲教会不知道老鼠是传染源，认为猫是幽灵和邪恶的化身，鼓动人们捕杀猫。猫几乎濒临灭绝。加上瘟疫爆发后，人们认为猫有可能是传播瘟疫的载体，更是大肆捕杀。没有了天敌的老鼠肆意繁殖，加剧了黑死病的流行。那时欧洲的医学也非常落后，不论得了什么病，都是千篇一律地实行放血疗法，放血不奏效，又使用通便剂、催吐剂，仍不奏效，就用火烧灼淋巴肿块。
这都是西方医学鼻祖、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传下来的方法，不过也超越了希波克拉底，新疗法是把干蛤蟆放在皮肤上，或者用尿洗澡。这些疗法自然也无效。于是人们只好相信上帝，把瘟疫归结为人类自身的罪孽惹得上帝愤怒。要赎罪，一些人手执带着铁尖的鞭子彼此鞭打，一边被打一边哼唱着“我有罪”。
这场黑死病使欧洲人死亡约2500万，占当时欧洲人口的三分之一，所造成的恐怖只有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才可比拟。
古代欧洲人对于这次黑死病的恐惧，胜过对战争的恐惧。意大利人薄伽丘的《十日谈》写作背景就是黑死病流行时期。当时佛罗伦萨十室九空，七位男青年和三位姑娘为避难躲到郊外的一座别墅中。为消耗时间，他们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一共讲了十天，讲了一百个故事。《十日谈》书名由此而来。
薄伽丘在《十日谈》中写道：在我主降生后第一千三百四十八年，意大利的城市中最美丽的城市——就是那繁华的佛罗伦萨，发生了一场可怖的瘟疫。这场瘟疫不知道是受了天体的影响，还是威严的天主降于作恶多端的人类的惩罚；它最初发生在东方，不到几年工夫，死去的人已不计其数；而且眼看这场瘟疫不断地一处处蔓延开去，后来竟不幸传播到了西方。大家都束手无策，一点防止的办法也拿不出来。城里各处污秽的地方都派人扫除过了，禁止病人进城的命令已经发布了，保护健康的种种措施也执行了；此外，虔诚的人们有时成群结队、有时零零落落地向天主一再作过祈祷了；可是到了那一年的初春，奇特而可怖的病症终于出现了，灾难的情况立刻严重起来。
这里的瘟疫，不象东方的瘟疫那样，病人鼻孔里一出鲜血，就必死无疑，却另有一种征兆。染病的男女，最初在鼠蹊间或是在胳肢窝下隆然肿起一个瘤来，到后来愈长愈大，就有一个小小的苹果，或是一个鸡蛋那样大小。一般人管这瘤叫“疫瘤”，不消多少时候，这死兆般的“疫瘤”就由那两个部分蔓延到人体各部分。这以后，病征又变了，病人的臂部、腿部，以至身体的其他各部分都出现了黑斑或是紫斑，有时候是稀稀疏疏的几大块，有时候又细又密；不过反正这都跟初期的毒瘤一样，是死亡的预兆。
任你怎样请医服药，这病总是没救的。也许这根本是一种不治之症，也许是由于医师学识浅薄，找不出真正的病源，因而也就拿不出适当的治疗方法来——当时许许多多对于医道一无所知的男女，也居然象受过训练的医师一样，行起医来了。总而言之，凡是得了这种病、侥幸治愈的人，真是极少极少，大多数病人都在出现“疫瘤”的三天以内就送了命；而且多半都没有什么发烧或是其他的症状。
这瘟病太可怕了，健康的人只要一跟病人接触，就染上了病，那情形仿佛干柴靠近烈火那样容易燃烧起来。不，情况还要严重呢，不要说走近病人，跟病人谈话，会招来致死的病症，甚至只要接触到病人穿过的衣服，摸过的东西，也立即会染上了病。
活着的人们，每天看到这一类或大或小的惨事，心里就充满着恐怖和种种怪念头；到后来，几乎无论哪一个人都采取了冷酷无情的手段：凡是病人和病人用过的东西，一概避不接触，他们以为这样一来，自己的安全就可以保住了。
有些人以为唯有清心寡欲，过着有节制的生活，才能逃过这一场瘟疫。于是他们各自结了几个伴儿，拣些没有病人的洁净的宅子住下，完全和外界隔绝起来。他们吃着最精致的食品，喝着最美的酒，但总是尽力节制，绝不肯有一点儿过量。对外界的疾病和死亡的情形他们完全不闻不问，只是借音乐和其他的玩意儿来消磨时光。
也有些人的想法恰巧相反，以为唯有纵情欢乐、纵饮狂歌，尽量满足自己的一切欲望，什么都一笑置之，才是对付瘟疫的有效办法。他们当真照着他们所说的话实行起来，往往日以继夜地，尽情纵饮，从这家酒店逛到那家酒店，甚至一时兴来，任意闯进人家住宅，为所欲为。也没有人来阻拦他们，因为大家都是活了今天保不住明天，哪儿还顾得到什么财产不财产呢。所以大多数的住宅竟成了公共财产，哪一个过路人都可以大模大样地闯进去，只当是自己的家一般占用着。可是，尽管他们这样横冲直撞，对于病人还是避之唯恐不及。
浩劫当前，这城里的法纪和圣规几乎全都荡然无存了；因为神父和执法的官员，也不能例外，都死的死了，病的病了，要不就是连一个手底下人也没有，无从执行他们的职务了；因此，简直每个人都可以为所欲为。
还有好多人又采取了一种折衷的态度。他们既不象第一种人那样严格节制着自己的饮食，也不象第二种人那样大吃大喝、放荡不羁。他们虽然也满足自己的欲望，但是适可而止，他们并没有闭户不出，也到外面去走走，只不过手里总要拿些什么鲜花香草，或是香料之类，不时放到鼻子前去嗅一下，清一清神，认为要这样才能消除那充满在空气里的病人、药物、和尸体的气味。
有些人为了自身的安全，竟抱着一种更残忍的见解。说，要对抗瘟疫，只有一个办法——唯一的好办法，那就是躲开瘟疫。有了这种想法的男男女女，就只关心他们自己，其余的一概不管。他们背离自己的城市，丢下了自己的老家，自己的亲人和财产，逃到别的地方去——至少也逃到佛罗伦萨的郊外去，仿佛是天主鉴于人类为非作歹，一怒之下降下惩罚，这惩罚却只落在那些留居城里的人的头上，只要一走出城，就逃出了这场灾难似的。或者说，他们以为留住在城里的人们末日已到，不久就要全数灭亡了。
这些人的见解各有不同，却并没个个都死，也并没全都逃出了这场浩劫。各地都有好些各色各样的人在自身健康时，首先立下榜样，教人别去理会那得病的人，后来自己病倒了，也遭受人们的遗弃，没人看顾，就这样断了气。
真的，到后来大家你回避我，我回避你；街坊邻舍，谁都不管谁的事了，亲戚朋友几乎断绝了往来，即使难得说句话，也离得远远的。这还不算，这场瘟疫使得人心惶惶，竟至于哥哥舍弃弟弟，叔伯舍弃侄儿，姊妹舍弃兄弟，甚至妻子舍弃丈夫都是常有的事。最伤心、叫人最难以置信的，是连父母都不肯看顾自己的子女，好象这子女并非他们自己生下来似的。
因此许许多多病倒的男女都没人看顾，偶然也有几个朋友，出于慈悲心，来给他们一些安慰。不过这是极少数的；偶然也有些仆人贪图高额的工资，肯来服侍病人，但也很少很少，而且多半是些粗鲁无知的男女，并不懂得看护，只会替病人传递茶水等物，此外就只会眼看着病人死亡了。这些侍候病人的仆人，多半因此丧失了生命，枉自赚了那么些钱。
就因为一旦染了病，再也得不到邻舍亲友的看顾，仆人又这样难雇，就发生了一种闻所未闻的风气。那些太太小姐，不管本来怎么如花似玉，怎么尊贵，一旦病倒了，她就再也不计较雇用一个男子做贴身的仆人，也再不问他年老年少，都毫不在乎地解开衣裙，把什么地方都在他面前裸露出来，只当他是一个女仆。她们这样做也是迫于病情，无可奈何，后来有些女人保全了性命的，品性就变得不那么端庄，这也许是一个原因吧。
油画《阿什杜德的瘟疫》（The Plague of Ashdod），Nicolas Poussin（1594-1665），法国，1630年。
有许多病人，假如能得到好好的调理，本来可以得救，现在却都死去了。瘟疫的来势既然这么凶猛，病人又缺乏护理，叫呼不应，所以城里日日夜夜都要死去大批大批的人，那情景听着都叫人目瞪口呆，别说是当场看到了。至于那些幸而活着的人，迫于这样的情势，把许多古老的习俗都给改变过来了。
照向来的风俗说来（现在也还可以看到），人死了，亲友邻居家的女眷都得聚集在丧事人家，向死者的家属吊唁；那家的男子们就和邻居以及别处来的市民齐集在门口。随后神父来到，人数或多或少，要看那家的排场而定。棺材由死者的朋友抬着，大家点了一支蜡烛，拿在手里，还唱着挽歌，一路非常热闹，直抬到死者生前指定的教堂。但是由于瘟疫越来越猖獗，这习俗就算没有完全废除，也差不多近于废除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新的风气。病人死了，不但没有女人们围绕着啜泣，往往就连断气的一刹那都没有一个人在场。真是难得有几个死者能得到亲属的哀伤和热泪，亲友们才不来哀悼呢——他们正在及时行乐，在欢宴，在互相戏谑呢。女人本是富于同情心的，可是现在为了要保全自己的生命，竟不惜违背了她们的本性，跟着这种风气走。
再说，人死了很少会有十个邻居来送葬；而来送葬的决不是什么有名望有地位的市民，却是些低三下四的人——他们自称是掘墓者；其实他们干这行当，完全是为了金钱，所以总是一抬起了尸架，匆匆忙忙就走，并不是送到死者生前指定的教堂，而往往送到最近的教堂就算完事。在他们前面走着五六个僧侣，手里有时还拿着几支蜡烛，有时一支都不拿。只要看到是空的墓穴，他们就叫掘墓人把死尸扔进去，再也不自找麻烦，郑重其事地替死者举行什么落葬的仪式了。
下层阶级，以至大部分的中层阶级，情形就更惨了。他们因为没有钱，也许因为存着侥幸的心理，多半留在家里，结果病倒的每天数以千计。又因为他们缺乏适当的医治，无人看护，几乎全都死了。白天也好，黑夜也好，总是有许多人倒毙在路上。许多人死在家里，直到尸体腐烂，发出了臭味，邻居们才知道他已经死了。
城市里就这样到处尸体纵横，附近活着的人要是找得到脚夫，就叫脚夫帮着把尸体抬出去，放在大门口；找不到脚夫，就自己动手，他们这样做并非出于恻隐之心，而是唯恐腐烂的尸体威胁他们的生存。每天一到天亮，只见家家户户的门口都堆满了尸体。这些尸体又被放上尸架，抬了出去，要是弄不到尸架，就用木板来抬。
一个尸架上常常载着两三具尸体。夫妻俩，或者父子俩，或者两三个兄弟合放在一个尸架上，成了一件很普通的事。人们也不知道有多少回看到两个神父，拿着一个十字架走在头里，脚夫们抬着三四个尸架，在后面跟着。常常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神父只道要替一个人举行葬礼，却忽然来了六七具尸体，同时下葬，有时候甚至还不止这么些呢。再也没有人为死者掉泪，点起蜡烛给他送丧了；那时候死了一个人，就象现在死了一只山羊，不算一回事。本来呢，一个有智慧的人，在人生的道路上偶尔遭遇到几件不如意的事，也很难学到忍耐的功夫；而现在，经过了这场空前的浩劫，显然连最没有教养的人，对一切事情也都处之泰然了。
每天，甚至每小时，都有一大批一大批的尸体运到全市的教堂去，教堂的坟地再也容纳不下了，尤其是有些人家，按照习俗，要求葬在祖坟里面，情形更加严重。等坟地全葬满了，只好在周围掘一些又长又阔的深坑，把后来的尸体几百个几百个葬下去。就象堆积船舱里的货物一样，这些尸体，给层层叠叠地放在坑里。只盖着一层薄薄的泥土，直到整个坑都装满了，方才用土封起来。
最后意大利人（其实当时还没有意大利这个国家）无意中，找到了一种阻挡瘟疫蔓延的有效办法：隔离。当瘟疫快要蔓延到米兰时，大主教下令，对最先发现瘟疫的三所房屋进行隔离，在周围建起围墙，围墙内的所有人不许迈出半步，结果米兰避免了瘟疫。这是人类对传染病第一次建立隔离制度，并一直沿用至今。
黑死病在客观上促进了医学的进步。一个名叫希利亚克的医生在教皇支持下开始解剖死者的尸体，而在此之前解剖尸体被教会视为大逆不道，必须坐牢甚至处死。希利亚克正确判断出鼠疫的两种类型，即肺鼠疫和淋巴腺鼠疫，前者通过空气传播，后者通过血液传播，前者的感染性更强。解剖学由此开始发展，西方医学逐渐认识了人体生理，进而促进了外科学的发展。
欧洲人为了保命，也被迫改善了卫生习惯。在此之前，在巴黎、罗马、佛罗伦萨等城市的街道上，污水横流，垃圾遍地。人们终年不洗一次澡，为遮掩体味，法国人才发明了香水。鼠疫流行后，欧洲各国积极加强基础卫生设施的建设，如挖掘宽敞的下水道，并且重视对垃圾的处理，加上普遍进行杀虫和消毒，使鼠疫等传染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因此，国际上把对鼠疫的防治称为“第一次卫生革命”。
从14世纪一直到17世纪中叶，黑死病每隔几十年都会在欧洲重现，但再也没有造成像第一次爆发时那样惨烈的疫情，这应归功于公共卫生的改善。到20世纪中叶，抗菌素的发明使鼠疫成了容易治愈的疾病，如今鼠疫仅在非洲贫穷落后地区偶尔发生。
欧洲鼠疫流行使人口大量死亡，劳动力极其短缺。瘟疫泛滥地区，无人看管的牛群羊群四处乱跑，牧羊人早已死去。因为工人和农民数量奇缺，农奴地位因此提高。
黑死病登陆英国土地的同一年，所有牲畜的价格都急剧下降，即便活着的人也很少能保住自己的财产。本来值40先令的一匹马，现在只能卖6.5先令，一头壮实的公牛只能卖4先令，一头母牛12便士，小牛6便士，一头羊3便士，一头肥猪5便士。羊群和牛群在田野里四处漫游，没人去照管它们，听凭它们死在农田里、沟渠里。
到了第二年的秋天，一个收割者替人干活索取的报酬大大提高了，每天不得低于8便士。还得供他吃饭。许多庄稼在田里腐烂掉了，因为请不起人来收割它们。在瘟疫流行的年代，劳动力的匮乏成为最严重的社会问题。
这时，英国国王发布命令说，无论是收割庄稼的工人还是其他雇工，都不准索取高于往年水平的工资，违反者将给予严厉惩罚。但是劳工们根本不理睬国王的命令。任何人想要雇佣他们，都得付出比往年多得多的钱，否则就让你的庄稼或者果实腐烂在农田和果园里。
在英格兰瘟疫肆虐时，苏格兰人也跑来趁火打劫。当他们听说英格兰人中间正在流行着瘟疫时，以为他们的诅咒终于应验了，因为他们一直在诅咒：“让该死的英格兰人都在瘟疫中死去吧。”现在一定是上帝在惩罚英格兰人了。于是，苏格兰人在塞尔克森林聚集起来，准备协助上帝彻底的消灭英格兰人。但这个时候，黑死病也传到了苏格兰，在几天的时间里就死了5000个苏格兰人。剩下的人准备返回自己的家园，却遭到英格兰人的反击，死伤又过大半。
鼠疫造成的劳动力奇缺，导致底层民众要求更多的权利和自由，欧洲封建贵族由此开始逐步衰落，新兴的资产阶级逐步走上历史舞台，直至出现资产阶级革命。一场传染病，就这样改变了人类的历史。
而英国的鼠疫更有戏剧性，1666年9月10日，伦敦布丁巷内一家面包店发生火灾。当时伦敦非常干燥，加上伦敦以木质建筑为主，火势迅速蔓延到了整个城市，连烧了三天三夜，第四天被扑灭，造成4/5市区被毁，包括87间教堂、44家公司以及13000多间民房。奇特的是，此后人类百战不胜的鼠疫竟然彻底从英国消失了。
为什么呢？因为老鼠和跳蚤都是恐惧高温的动物，在大火之下，他们基本都被烧死，或者逃出了城市。
后来英国人开始明白这一点，一旦鼠疫爆发，一些贵族就在家中生一个大火堆，全家人围着，不分春夏秋冬。老鼠和跳蚤不愿意接近火，黑死病也就无法传播。
*和人类文明共同成长的——天花*
历史上记载，雍正决定传位于乾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乾隆生过天花。天花让乾隆脸上留下了几个疤痕，但确保了他不会因为这个致命性疾病而死去。而另外的几个皇子，由于没有生过天花，性命其实随时可能没有，自然不能被选为皇帝。
在当年，任何一个人，上到皇帝，下到乞丐，都面临着天花的威胁。
《红楼梦》里面有一段记载王熙凤的女儿大姐出痘，全家供奉娘娘，忙得一团乱。其实就是王熙凤的女儿感染上了天花，即使在贾家这样的大贵族家庭，天花也无法治疗，仅能依靠孩子自身免疫力和鬼神的力量。
天花是四大瘟疫中，危害人类世界最久的瘟疫，时间可能超过3000年，前后造成至少数亿人死亡。
天花是由天花病毒引起的一种烈性传染病。天花病毒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病，它有两个变种，一种致死率仅为1%，另一种则高达20%至40%。染上天花的病人就算幸运地能够痊愈，也可能导致眼盲，绝大部份亦会在皮肤上留下永久的瘢痕，也就是中国人所谓的花。
据估计，在二十世纪的100年内，总共约有3至5亿人死于天花。到了1967年，据国际卫生组织的数字，当年仍然有1500万人感染天花，当中200万人死亡。
世界历史上被史学家甚至称为“人类史上最大的种族屠杀”事件不是靠枪炮实现的，而是天花。15世纪末，欧洲人踏上美洲大陆时，这里居住着2000到3000万原住民，约100年后，原住民人口剩下不到100万人。
天花主要透过空气中的液滴传染（飞沫传染），自然感染的器官是肺部，这在古代几乎无法预防。
天花感染有一个过程，病者感染后潜伏期约12天，初期出现症状类似感冒，感染后14-15天开始出现皮疹，到了15-16天，皮疹转成脓泡，中国人叫做出痘。
之后，谁死谁活就看个人的抵抗力，若脓泡收缩转干，病者通常会脱痂，在感染后28天左右痊愈。但倘若脓泡出现后，因皮下出血而引致皮肤变黑，病者便多数会死亡。死因多数是因为内脏出血、感染其他并发症、或是多种器官衰竭。
天花虽然可怕，但由于病毒只会在人身上传染，不会透过动物传染，而且牛痘疫苗可以有效地、近似于终身性地防止天花的传染，因此自1978年以来世界上没有再发生过天花。
一般相信在史前时代应该已经有这种疫症，距今至少有1万年以上的历史。
有相关考古资料的是从西元前1157年（距今约3000多年）去世的古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五世木乃伊的脸部、脖子和肩膀上，都找到了患过天花所造成的外形丑陋、皮疹发作过的印迹。
经考古学家和古代病理学家研究，认为这就是人类历史上现在所找到的最早的一个天花病例。
他们据此推断，可能早在西元前1161年的时候，天花就开始袭击埃及了。大约西元前1000年，商队把天花从埃及带入印度。公元前四世纪希腊雅典和斯巴达进行战争，雅典因为出现了一场由埃及传入的瘟疫而战败，不少人怀疑就是天花。
中国晋代人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记载：“建武中于南阳击虏所得，乃呼为虏疮”，“比岁有病时行，仍发疮头面及身，须臾周匝状如火疮，皆戴白浆，随决随生。不即治，剧者多死。治得瘥后，疮瘢紫黑，弥岁方灭。”后来不少研究者根据这两句话，推断天花大约是在西元1世纪传入中国。
就在天花传入中国不久，古罗马帝国在2世纪和3世纪相传就是因为天花的肆虐，无法加以遏制，以致国力日益衰落。
到了4世纪，中国感染天花的迹象增多；尔后的6世纪，天花由中国经朝鲜到达了日本。11世纪和12世纪，东征后回国的十字军骑士们使天花在欧洲传播，以致令后来的中世纪欧洲呈天花蔓延之势，当时天花几乎造成10%的欧洲居民死亡。
而最迟在1519年，天花随西班牙人越过大西洋进入“新世界”——美洲大陆，有学者估计在16世纪，80%到90%的北美原住民死于天花。
明朝末年，清兵入关。因为女真人祖先没有得过天花，根本没有抵抗力，有大量的满人死于天花，《清史稿》称：“满洲兵初入关，畏痘，有染辄死。”
16-18世纪，每年死于天花的人数，欧洲约为50万人，亚洲约为80万人，而整个18世纪欧洲人死于天花的总数，则约在1.5亿人以上。
18世纪，天花到达世界上最后一个尚未被它蹂躏的澳大利亚，杀死了50%的澳洲原住民。19世纪至20世纪初，天花依然横行无忌；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下半叶。
美洲原住民画像
自从1798年詹纳发明了给人种牛痘预防天花以来，人类经过近200年坚持不懈的疫苗接种，但到目前为止，仍无特效的方法治疗天花，接种天花疫苗（种痘）是预防和控制天花肆虐的简便易行的有效措施。
20世纪70年代末，在世界范围内彻底控制了天花。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了这一结果，并在全世界停止了普遍种痘。停止种痘20多年来，世上再没有发现天花病例。
历史上受到天花感染的王族，除了古埃及的拉美西斯五世之外，还多如牛毛。比较有名的死于天花的皇帝还包括：中国清朝的顺治帝和同治帝（一说是梅毒）、英格兰的玛丽二世、法国的路易十五和俄罗斯的彼得二世等等。
曾患天花而庆幸痊愈，但留下疤痕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包括：中国清朝的康熙帝和咸丰帝、英格兰的伊丽莎白一世、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和美国总统华盛顿、林肯等等。
一些科学家认为天花病毒可以被用来做生化武器。因此虽然天花病毒理论上在世界上被消灭了，但依然有人认为有可能在某些国家的实验室中仍然有不被他人所知的病毒保存着。
一个1992年从苏联逃入美国的生物学家曾说明在1980年代苏联曾经把天花病毒作成生物武器。现在技术已经可以把天花病毒修改基因之后，致使疫苗失效。大部分的国家在1970年代起已停止对国民进行天花预防疫苗接种。
九一一事件后美国为防犯生物武器袭击，一度让医护人员及军人自愿接受天花预防接种。
因为天花在全世界都造成极大的死亡，这里就从死亡率最高的美洲谈起。
先从源头说起
公元1486年，按照地球是圆形的“假说”，航海家哥伦布向西班牙国王提出一个大胆的想法——从大西洋向西航行，可以到达中国和印度。女王伊萨伯拉与其丈夫斐迪南国王于公元1492年3月采纳了他的建议，让他以王室名义寻找通向东方的航线，并与哥伦布达成了详细协议，即“圣塔菲协定”。就这样，关于美洲故事的序幕拉开了。
是年10月11日，哥伦布的三艘帆船经过69天航行后到达巴哈马群岛，他以为这就是印度，故而把土民称作“印第安人”。此后，船队继续向南，到达古巴和海地。在那里，他看到了一些所谓的野蛮人与丛林。1493年3月15日，哥伦布离开西印度群岛开始返回西班牙。以后，他又三次西航到美洲，陆续发现了牙买加、波多黎各、多米尼加等，并到达中美洲的洪都拉斯和巴拿马等地，直到临死，哥伦布一直认为他所发现的是亚洲边缘地区，而不知道那就是“新大陆”。
哥伦布死后的荣誉可能大大超过了他生前所得到的，西方人骄傲地宣称：哥伦布的发现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现——尽管美洲的土著学者们反复强调是两者之间的互相发现。
接下来的问题是：哥伦布为美洲带去了什么？又从美洲带回了什么？
历史资料显示，在哥伦布到达新大陆后的20年间里，天花病毒至少夺去了西印度群岛一半人口的性命，并迅速向整个美洲大陆扩散，除了被掠夺被奴役被杀戮之外，有数千万美洲人被天花夺去生命。造成印第安人，尤其是北美地区印第安人人口骤减的原因是新移民带去的传染性疾病。
到15世纪末，在美国、加拿大地区约有100万印第安人，西印度群岛至少有100万，整个美洲印第安人总数约1400万至4000万，共约有160种语别，1200种方言。集中居住在三大地区：一是墨西哥东南部和中美洲（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等地）的玛雅人；二是墨西哥高原的阿兹特克人、托尔特克人、以及萨波台克人；三是南美安第斯山区（包括秘鲁、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的印加人。
也许大家可以惊讶的发现，15世纪，广阔的美国和加拿大地区居然只有100万印第安人，而现在仅仅美国人口就有数亿人。为什么人口如此之少，一个原因是印第安人都在处于游猎或者散猎。这种依靠打猎为生的方法，适合富饶的地区，但却决定了部族人口是有限的。因为游猎需要很大面积的土地，而且获得食物也是相对有限和不平均的，无法养活太多人口。
从人口即可看出，美国加拿大地区的印第安人由于自然条件极为优越，又不存在强大而文明程度更高的敌人，文明的进步几乎停止。
印第安人与外部世界彻底隔绝几万年，这造成其免疫系统对新型病原体不具免疫能力。但诸如天花这样的传染病，即使在亚洲和欧洲肆虐了几千年，若不做疫苗预防，人们依然不能获得自动免疫。直至发现了牛痘免疫，人类一直对天花束手无策，而这已经是发现新大陆很长时间以后的事情了，并又经过了好几百年的努力，直到上个世纪末才彻底消灭了天花。
最典型的要数墨西哥
1565年，一个负责调查美洲殖民地的西班牙皇家法官在其调查报告中写道：“在赫纳多·科尔特斯侯爵占领并统治该地区的7年时间里，当地人受到了残酷的镇压，无数人死于非命；抢劫，压榨，肆无忌惮的掠夺，种种耸人听闻的交易随处可见……由于统治者的暴政与苛税以及天花等各种疾病，当地人口正在急剧减少。”
上述文字，讲述的是这样一件事：1519年赫纳多·科尔特斯带领西班牙军队涌入墨西哥城时，当时，阿兹特克王朝总人口是2200万。然而，到了16世纪末，在遭受了一系列可怕瘟疫与杀戮的致命打击之后，阿兹特克王朝人口只剩下不到200万。如此高的死亡率，即使是历史上著名的欧洲黑死病也不能与之相比，流行病学家把它称之为“印第安人大灭绝”。
1520年5月，阿兹特克人一年一度的“青玉蜀黍节”来临了，这是他们庆祝部落战神威齐洛波其特里的节日。人们请示了西班牙人并被获准照例庆祝节日，然而，背信弃义的西班牙人正在筹划着一场大屠杀。阿兹特克人精心准备了这场仪式，他们希望西班牙人明白他们也是有自尊的。当阿兹特克人兴致勃勃地跳起蛇舞的时候，西班牙人的行动开始了：他们先是向场院中央的老人挑衅，扇他们耳光，再砍掉他们的双臂，又割掉他们的脑袋，然后把刀插在战神雕像的鼻子上；他们包围了神庙的出入口，不放过一个人。鲜血在地上流淌，人们绝望地叫喊……愤怒的阿兹特克人开始反击。但西班牙人把他们的国王莫特库索马戴上脚镣，押到皇宫阳台上，让他命令他的人民投降。于是，人们朝他投掷石块——国王被活活砸死了。此后，国王的弟弟登上王位，他带领阿兹特克人继续围攻西班牙人。一周后，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里，西班牙人弃城仓皇逃跑。
这是西班牙历史上著名的“悲惨之夜”，据统计，西班牙人在战斗中共死亡了800多人。获胜的阿兹特克人俘虏了一些西班牙士兵，缴获了很多战利品。
正当阿兹特克人庆祝胜利之时，灾难却悄悄降临。
在西班牙战俘中，有几个是天花病毒的携带者。
天花在欧洲曾多次爆发，在天花肆虐之后存活下来的欧洲人，多少都具有一些免疫力。
而印第安人则不然，他们历代祖先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疾病，所以对天花不具备任何抵抗能力，从而大批大批地倒下了。当时，欧洲人得天花的死亡率是10%，而美洲印第安人由于第一次遭遇天花，死亡率竟然高达90%。就这样，蔓延了60多天的天花，夺去了许多墨西哥人的命，其中包括他们的新国王。然而，阿兹特克人悲惨的故事还在继续，还在向纵深发展。1521年，科尔特斯卷土重来，他惊讶的发现没有遭到任何抵抗。
西班牙人所见到的是遍地无人掩埋的尸体——天花病毒杀死了大量的阿兹特克人。当时在场的一位传教士曾这样描述：“在一些地方满门皆灭，死者太多，以至无法全部掩埋。”
见到同伴大批倒下，而西班牙人却春风满面地活着，阿兹特克人因此惊慌失措地认为是西班牙人信仰的上帝比他们信仰的神更有神力，所以他们相信了这场灾难是上帝的安排。于是，活下来的印第安人从此顺从地接受了西班牙人的统治。
另一个印第安部落——南美的印加部落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数百名西班加人在攻打印加部落的过程中，把天花带到了南美，造成了南美印第安人大批死亡。
天花在美洲继续流行了数十年，导致约2000万到3000万印第安人死亡，也导致了整个印第安文明的衰落。
1518年：Hispaniola岛（今天的多米尼加和海地），天花杀死了当地50%的原住民。
1519—1520：天花肆虐危地马拉。一名印第安幸存者记下了这样的话：“一半人逃离家园，狗和秃鹫啄食着尸体。”
1520—1527年；在墨西哥、中美、南美，天花杀死了数以百万计的原住民。
1527—1530年：天花抵达印加帝国，国王Huayna Capac和20万印加人死亡。
1560年：巴西再次爆发天花，印第安人死亡惨重，葡萄牙人甚至找不到人来收割甘蔗。
1617—1619年：北美东北海岸，天花杀死了当地90%的印第安人。
1630—1635年：一场天花席卷安大略地区的Huron，约10万人死亡。
1634年：丹麦商人将天花带到了今天的康涅迪格州，95%的当地印第安人死亡，这场瘟疫一直传播到了今天的加拿大。
至今无法消灭的病毒——艾滋病
艾滋病从被发现开始，已在全球夺命2500万，死亡人数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目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尚有3300万人。
最初艾滋病的起源，传说是非洲民主刚果一种黑猩猩身上有原始的艾滋病毒。当地黑人有饮用和将猩猩血注入体内的习惯，据说这能提高性能力。由此艾滋病毒从猩猩身上传入人类。
但现代医学证明，虽然这种黑猩猩身上的病毒和艾滋病毒非常相似，但仍有较大不同，顶多算是艾滋病毒的远亲。这种原始病毒并不致命，至于是否能传染给人更是无法确定。所以，黑猩猩是艾滋病的源头，这个学说今天也不能成立。
艾滋病为免疫缺陷综合征，是一种由人类免疫缺乏病毒（简称HIV）的反转录病毒感染后，因免疫系统受到破坏，逐渐成为许多伺机性疾病的攻击目标，促成多种临床症状，统称为综合症，而非单纯的一种疾病。而这种综合症可通过直接接触黏膜组织（mucosa）的口腔、生殖器、肛门等或带有病毒的血液、精液、阴道分泌液、乳汁而传染，因此各种性行为、输血、共用针头、毒品的静脉注射都是已知的传染途径。另外所有带有创伤性（比如洗牙和补牙）的和需要进入人体内部的医疗检查（比如肠镜和胃镜），如果医疗器械消毒不彻底，则都有病毒交叉感染的可能。
1981年6月5日，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发布消息称洛杉矶爆发了一种异常的肺炎。这一天后来被定为艾滋病发现日。
它的最开始是静默的，茫昧的。
1959年，一名刚果籍男子死于一种不明原因的疾病。后对该男子的血液标本分析认定为第一例确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意外发现的两个医学样本使得我们能够大致了解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的来源，艾滋病传播有百年历史。
这两个样本是50年前在刚果收集到的，当时刚果是法属殖民地。1998年，研究人员发现了第一个1959年收集到的血液样本。
紧接着，在2008年时又发现了另一个含有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的样本，该样本是1960年从一位女性的淋巴腺收集到的。这两个样本中的病毒之间有些微妙的不同。在对它们建立的基因序列进行比较后，发现它们可能源自于同一位祖先，始于1902到1921年之间，这意味着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至少在人群中存在如此之久了。
基因序列还显示，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从非洲传播到海地——可能是在1960年，现今的刚果共和国从比利时独立后不久，并在1969年左右传播到美国。
在英国爱丁堡大学的保罗-夏普看来，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之所以在70年后才被检测出来是显而易见的。他说，如果符合指数曲线的话，1960年非洲中西部的感染者可能是4000例。
图森亚利桑那州大学的迈克尔-沃罗贝，就是发现这两个样本的研究人员之一。他说：“发现那些样本确实是需要运气，但同时也要耗费时间、精力和坚持不懈的努力。”他认为人类免疫缺陷病毒那么久都没有被发现是有其他原因的。
艾滋病从感染到表现出症状的时间长达10年，而且没有特殊的临床症状。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是通过其他感染病致死的。在一些地区，像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许多的致命性疾病都是很普遍的，知道有一部分人死于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也只是后见之明。
沃罗贝说，真正想说的并不是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在非洲传播了70年却未被注意到，而是1969年到1981年之间，美国一直没有发现这种病毒。从传播的指数速度来看，在1981年报道首个病例时，感染人数可能已经达到了100,000。
“一个病例高达100,000的发达国家，花了12年才发现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所以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都没有发现该病毒也是不足为奇的，”他说，“过去30年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史真的只是冰山一角。”
1981年1月的一天，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中心一间地下办公室里，刚进屋的研究员对大伙说：“那个实习医师有个奇怪的病人。”这句话引起了33岁免疫学助理教授迈克尔·戈特利布的注意。病人的名字也是迈克尔，是个31岁的高大帅气的男模，为了公开同性恋身份搬到洛杉矶，因不明原因的高烧和体重减轻住院。检查发现他的免疫系统非常糟糕，就像是一个刚经历了一轮残酷化疗的癌症患者。而问题是，他并没有患癌症，也没在化疗，甚至在此之前，一直很健康。
“我从没见过这样的情况。”戈特利布诧异地说。戈特利布所在的免疫小组每天都去看迈克尔。五天后，在没有被确诊的情况下，迈尔克出了院。但一周后，他又因高烧重回医院。这次的病因为卡氏肺囊虫肺炎（Pneumocystis carinii pneumonia，PCP），这是一种极罕见的肺炎，通常会出现在器官移植者或是有免疫缺陷的儿童身上。
这个神秘病例在医学圈很快散播开来，同行们都知道戈特利布在关注这个病人，于是陆续有人告知戈特利布助教，还有4个类似的病人。这么短的时间内，洛杉矶就出现了5个相似的病例，似乎预示着有什么事情正在发生。
戈特利布和同事联系了《新英格兰医学期刊》，该刊物编辑建议他们有必要直接联系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CDC当时并没有发现全国范围内有其他异常情况，不过还是邀请戈特利布他们写一份《发病率与病死率周报》（MMWR）报告。
1981年6月5日，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发布了这篇报告，描述了洛杉矶5名年轻健康的同性恋男子被诊断患上罕见的卡氏肺囊虫肺炎事件。不过这篇报告在当时并没有引起过多的关注，但是，这一天是重要的，后来被定为艾滋病发现日。
几周后，事态发生了变化。另一篇报告报道了纽约和加利福尼亚共有26名原本健康的同性恋男子患有PCP和一种非同寻常的癌症——卡波西肉瘤。这下引起了媒体的广泛注意。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有线新闻网（CNN）、美联社等媒体都争相进行了报道。
1981年7月3日，《纽约时报》发表了题为《41名同性恋患上罕见癌症》的文章。12月11日，《华盛顿邮报》发表了《免疫系统疾病困扰男同性恋》一文。仅从题目，就可直接看出当时人们的心理倾向——这是男同性恋的特有疾病。而事实上，人们对于所面对的事态，几乎一无所知：它到底是什么，到底怎么治疗，或者到底该怎么称呼？
在这些最早的关于艾滋病的官方报道中，并没有对AIDS症状的详细描述，关于这个疾病的许多方面，都是在数年后才慢慢为人认知的。同样，至于是什么导致了该病的发生人们也无从知晓。发现了第2、3例病例的乔尔·韦斯曼医生当时有种不好的预感：“我感到在他们身后或许还有更多人将生此病。”或许，让韦斯曼医生也想象不到的是，30年后，这场疫病会发展成全球感染六千万人（并在持续增长），并造成至少二十五万人死亡的世界性传染病。
跟所有重大疾病始现时一样，人们的最初担忧源自对新病种的未知和猜测。在一切没弄明白之前，担忧是隐约的，恐慌局限于小范围之内，公众是沉默的。
恐惧
这个被称作“令人恐惧的医学之谜”的病症，在1982年9月的MMWR上，被CDC首次正式命名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简称AIDS）。
的确，艾滋病实际上并不是一种单一的疾病，而是一系列疾病的临床状态的总称。不过由于有着唯一的致病因，它逐渐被当做是一种单一的疾病。
1982年10月15日，在AIDS定名后的一个月，一名记者在白宫向当时里根总统的新闻秘书拉里·斯皮克斯提问道：“总统是否注意到已造成600人感染、200人死亡的‘男同性恋瘟疫’？”斯皮克斯回应道：“我可没生这个病，您呢？”这是在公开场合，白宫第一次对这个神秘瘟疫表明态度。这个态度，对事情的发展恐怕没起到任何积极的引导作用。
随着被发现的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的增多，人们发现，不仅仅是男同性恋者，吸毒者、异性恋男女……更多的人开始患病。关于艾滋病的传染方式，人们仍知道得很少，但公众的紧张度却在持续增高。
“未免太吓人了，没人知道这病会有什么样的症状。”一个28岁的法律学生因为腺体肿大去看医生，以为这是艾滋病的一个早期症状。那段时间，几乎每周都会有一个关于艾滋病怎样传播的新理论产生。
许多人被茫然、无助和恐惧所困扰着。这一神秘可怖的疫病，像一部活生生的末日预言片上演在真实世界。
当时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NIH）医院照顾艾滋病人的护士芭芭拉·费比恩·贝尔德有次搬家，一个邻居前来欢迎并且询问她是做什么的，“我是个护士，在NIH工作。”“哦，做什么样的工作呢？”“艾滋病研究方面的。”这位友善的邻居听到这里，立刻变了脸，恨不得马上把这个从事“恐怖”工作的新邻居从自己的社区中清除出去。
我们可以把当时的这些行为理解为因无知而产生的非理性行为。而实际情况是，就算后来人们对艾滋病有了深入了解，找到了基本防治方法，就算到了今天，给艾滋病人及相关人群贴标签的做法在世界各地仍然普遍存在。
应对
1983年5月，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的肿瘤病毒室主任吕克·蒙塔格尼博士等人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份报告称，分离出一种新的人类逆转录病毒。1984年，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肿瘤研究所的罗伯特·盖洛及同事在《科学》杂志上宣布，他们发现的一种人类逆转录病毒可能是导致艾滋病的元凶。
尽管两家在首先发现权上一直存有争议（1987年美国总统和法国总理出面协调，两个团体才达成协议，共享专利使用权。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因为一项医学研究引发了如此高规格的政治协商。最后，吕克·蒙塔格尼因为发现艾滋病病毒而获得了2008年的诺贝尔奖）。不过人类终于发现了导致艾滋病的病毒，即人体免疫缺损病毒（HIV）。随后，科学家们发现HIV可以通过精液、阴道分泌物、乳汁和血液传播。神秘面纱被揭开后，人们终于开始看清面对的是怎样的敌人了。
在主流社会还没做出除了恐惧以外的任何反应时，就已经有勇敢者站出来帮助艾滋病患者了。1984年，著名影星伊丽莎白·泰勒为洛杉矶艾滋病计划组织主持了第一个艾滋病筹集捐款活动。在筹备的过程中，泰勒得知自己的朋友也是昔日搭档洛克·赫德森因患艾滋病即将死去，痛心不已。
“我从没听到过那么多的‘不’”，泰勒事后回忆道，“他们不想做和艾滋病有任何联系的事。不愿参加晚宴，当着我的面关上门，挂掉我的电话，我甚至收到过死亡威胁……”泰勒并没有放弃，在第二年和戈特利布以及一些朋友成立了美国艾滋病研究基金会。当年底，仅美国就共有3665人死于艾滋病。同年，艾滋病在非洲开始大规模蔓延。
一场极具破坏性的流行病，开始在全球流行。在最初的20年，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全人类共同的大敌。一些政府的不行动，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在南非，1990年，仅有不到1%的成年人为HIV感染者，而到了2000年，成年人的感染比例高达16.1%。截至2008年，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发布的全球艾滋病流行状况报告指出，目前全世界共有约三千三百万HIV毒感染者。
中国
1985年6月初，八达岭长城景致迷人，游人如织。美籍阿根廷旅游者阿斯克墨西纳来到这里，实现了他的一大愿望。但正当他兴致勃勃，举步攀登时，突然晕倒在地。事后，由于病情发展，他被迫走进协和医院就诊。
尽管中国医生对阿斯克墨西纳进行了及时的抢救和治疗，但病人还是很快就死于重症肺部感染和呼吸循环衰竭。其间，经与其在美国的家人联系，才知道此人有同性恋史，在美国已确诊为艾滋病。这次到中国旅行是他早有准备的一次绝命之旅。
中国医生经过对阿进行血清学检验，完全证实他死于艾滋病。这个备受病魔痛苦折磨而死的“老外”，结束了中国“无艾”的历史。
在此之前，艾滋病已在世界横行4年，共有70多个国家报告发现了艾滋病。而中国的国土还是一块纯净的大陆。但有识之士指出，改革开放以后，人民的生活复杂多样，国际交往日益频繁，艾滋病传播的所有可能性在中国都存在。
果然，阿斯克墨西纳携带病毒轻而易举地进入中国。
时间进入到90年代，“血浆经济”遵从利益的逻辑突飞猛进。多个省份开始大规模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设备，兴建血浆采集站和血液制品企业。在部分地区，“血浆经济”被视为带领农民脱贫致富的第三产业。
暴利时代即将来临，而农民体内温热的血浆正在成为一座取之不竭的富矿，危险的种子也悄然埋下。
除了血制品以外，1989年10月28日，一则电视新闻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卫生部门正式向公众公布，我国在性病患者中首次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这是一男性青年，在北京某副食品商场当售货员。据查，此人两性关系混乱，还多次与外国人有同性恋行为，他是在治疗性病时被发现的。医院刚刚确认此事，就四处寻找他。但遗憾的是，他已先行一步，到了国外，医疗部门也无从查验与他有性行为的人是否也被感染。
从艾滋病的发病情况看，城市患病机会多于农村。人们通常也认为艾滋病是都市病、时髦病，对老实、本分、社交不多的农村人不必担心。然而，一个特例出现了。1989年底，云南省卫生防疫部门在滇西边境部分农村地区进行了规模不大的艾滋病血清学监测，很快就确诊已有146人成为病毒感染者。这一地区临近世界最大的毒品产销地之一，罪恶的“金角”地区。这里的许多边民长期以来就沾染了吸毒的恶习。由于吸毒时共用不洁的注射器，导致病毒侵入和迅速传染。这是我国大陆首次在边远的农村地区和吸毒者中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面对国内不断出现的病毒感染者，还有人曾经庆幸，艾滋病还没有夺去一个中国人的生命。然而现实又一次发出警告，1990年8月间，一名曾为他人除却病痛的医生在北京某医院死于艾滋病。这位资历颇深的医生成为中国死于艾滋病的第一人。他生前多次出国，现已证明是在国外染病的。病发后，病人经过了几个月的肺部反复感染，最终在昏迷状态中死去。
至此，短短几年时间，艾滋病发生的几种可能在中国几乎都已出现，这不仅意味着艾滋病已突破国门，尤其可怕的是，在尚能数得清的病例和病毒感染者出现以后，一种危险的发展趋势开始威胁到中国人。
但中国的艾滋病很特殊，除了和世界其他地方相同的性接触，吸毒以外，曾经更常见的是因为卖血。
吸毒共用针管，患艾滋病的概率很高，一般高达百分之九十五。
而一般人认为患病概率最高的性接触，其实概率很低，仅有百分之零点一到二。而是是否会被感染也很难说，有的艾滋病人和妻子生活多年，被发现有病以后，妻子却没有被感染。
至于母婴传播，就算是没有治疗过的母亲，也仅有百分之二十五，如果治疗过，传给孩子的概率降到百分之二。
中国九十年代艾滋病之所以大爆发，关键还是在于卖血，以及血站的胡乱运作。这种传播方式等同于吸毒者共用注射器，感染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五。
1992—2006暴利时代的治乱逻辑
以血致富
“胳膊一伸，露出青筋，一伸一拳，五十大元。”
1992年，西南小城贵州省惠水县也为血浆站的“钱景”动了心。
当时的惠水县政府没有资金投入，县医院就以职工集资入股的方式凑了十几万元，作为启动资金，义无返顾地挤进了血浆行业的暴利时代。
“建站名义上须经当地卫生行政部门的许可。在当时，这并不难。申请批得挺快。”昔日站长黎鹏发说。
“利润以入股分红的方式分配。”现任县卫生局副局长的周前云回忆说，“那些首次入股时还持怀疑态度的职工，很快就变得积极起来。”
创办之初，作为县医院下属科室，血浆站占用了医院两个房间。空间有些狭小，献浆员常常站满屋子和院子。不出所料，血浆站利润丰厚，在其他科室人均月奖金只有一百元的时候，血站工作人员就可以分到四百元。这四倍的奖金差距是一个磁场，吸引医院其他科室的医生、护士分拨来干，以便利益均沾。
“当时没有特别针对性的培训，会扎针、抽血的护士就行。”周前云说。各县采来的血浆由贵州省统一定价、销售给厂家。
“客观地说，血浆站对地方经济是有贡献的。”周前云说，就以惠水为例，虽然给予献浆员的营养费最初仅为50元，但对当地人尤其农民而言都比种田划算。那些挑进县城来卖的大头菜，一斤只挣一毛钱。
2007年，为了稳定浆源，营养费提高到每人140元。这是献浆员都会算的一笔账：除去来往车费，一次可余100元，一月两次，一年就是2400元——比当年贵州省农民人均纯收入还略高一些。
于是，有些省份早年一开始就将“血浆经济”视为带领农民贫困人口脱贫的动力产业，也就不足为奇了。
据撰写《河南艾滋病五年调查报告》一文的北京佑安医院医生张可回忆，在1990年代中期的河南，这是场“以血致富”的大运动，从15岁到60多岁的农民纷纷加入进来。50岁以上的人，为了参与献血，把白发染黑；年龄小者，谎报年龄。当时农民流行的口号是“胳膊一伸，露出青筋，一伸一拳，五十大元”。
有的县城里最热闹的地方就是血浆站，门前人山人海，多则千人。工作人员不间断地抽血，献浆员彻夜不息地排队等候。
“无人知道灾难已悄悄隐藏在他们身边。”张可说。
手工采集之乱
“那时做这行要靠人性和道德。”
唾手可得的财富不仅刺激着那些农民身份的献浆员的积极性，也让血浆站多少无所顾忌。所谓规范掌握在个人手里。“那时做这行要靠人性和道德。”惠水县卫生局副局长周前云说，站长能稳得住的地方规则相对明确，混乱些的早就盖起了几栋小楼。
自采浆术进入中国到1998年之间，全国的采浆站大多是手工采集技术。手工采集的随意性，恰是暴利滋生的有利土壤之一。
每次的采集量都操控在护士手中。虽然按照规范一次采浆不得超过600克，但多采200克也只有天知地知。在违规超采外，频采也未被控制，有的献浆员会在一周内多次卖浆。
不仅如此，用于分离血浆的离心机的转速也由人掌握，机器的转速越高，分离出的血浆就越多。而因为机器转速过高而破碎的红细胞被输回人体后，不仅无用，还会给肾脏加重负担。
刘隽湘编著的那本《血浆单采术手册》已经分发到各血站，但“当时政府管理意识不强，根本无法对各家血站进行有效监控”，周前云说。
“那时做血浆真是比卖毒品还要赚钱。”现任惠水血浆站站长的陈昌建当时在贵州省血液中心工作，常去各县的血浆站调血浆，“有些600克容量的血浆袋被涨得鼓起来，摸着吓人。”
地方政府的急切心态某种程度上助长了越规的行为。1992年，河南省卫生厅与省红十字血液中心签订承包经营合同，目标竟陡然超过历年最高水平两倍之多。
而其下辖各地，疾控部门、卫生部门、医院，药厂，甚至个人开办的，或合法或非法的血浆站，雨后春笋般涌现，1993年时驻马店地区33家，而信阳地区则上百家之多。
手工采集带来的不仅是钞票，更有风险。
按照规范要求，离体的血液不可以多人混合，否则，丙肝、乙肝、疟疾等病毒在混合血回输过程中的传播风险很大。
“但部分血站常年混合操作，只为便捷操作，降低成本，榨取最大利润。”一位血浆站的老员工说。
仅仅过了一年，1993年的河南省，疟疾疫情已经在提示采浆混乱。当年8月6日《河南卫生报》披露：“今年上半年全省报告疟疾301例，是去年同期69例的4.36倍。”
20天后，河南省卫生厅发出了《关于加强血站、单采浆站传染病预防工作的通知》，以防止疟疾病毒通过采浆传播。
而一年之后，令他们更加忧虑的传染病将不再是疟疾，而是致命的艾滋病病毒。
艾滋秘密
“超过89.3%的患者在1995年感染。”
最早的警讯发生在离惠水小城千里之外的安徽阜阳。
1994年9月，上海莱氏生物制品公司反馈安徽省阜阳地区献浆员李某的血浆为“HIV+”，但是，当地血站的工作人员不知HIV为何物，未引起任何重视。11月，该公司的抽检报告中，再次出现：李某，“HIV+”。
卫生部的一个研究小组随后进入安徽阜阳地区调查，最终将感染途径锁定在当地的单采血浆站。这可能是第一份证明艾滋病与血浆站间存在关联的正式报告。
同年，河南省周口地区防疫站的王淑平也首次在献浆员中发现HIV感染者。但是，河南省卫生厅并未承认王淑平的调查结论，王淑平因此失去了工作。
事后看来，危险的种子早已埋下。至少在1995年之前，全国的血浆站基本没有任何艾滋病检验程序。“那时我们在做血液检测时，虽然也穿工作服、戴手套，但主要是为了预防肝炎。根本不知道艾滋病如此之近，现在想想还会后怕。”河南省郑州市疾控中心苏惠存说。
遗憾的是，各地政府对采浆过程中的艾滋病感染讳莫如深，大批HIV感染者藏匿于人群之中。
1996年，河南中医学院退休教授高耀洁遇到一例因输血而感染艾滋病的妇女，因而发现了这个被遮盖的惊天秘密，从此为之奔走呼号。
待到张可发现河南省的艾滋病感染情状已是1999年。那时他刚刚调入北京佑安医院的艾滋病病房，本打算“清闲五年”，却被前来求医的患者带入这场灾难。
张可去过近100个村庄，地域遍及河南省黄河以南的大部地区。
当他站在河南的田间地头时，“病人总是越看越多，紧紧围在我的旁边”。他只好说，先看重病人，轻一点的以后再说。他有时一天看病三百多人。
“河南的艾滋病来自周边省份。因为河南省那时的血浆站最兴旺发达，自然也就成了重灾区。”张可认为。
因采浆而感染HIV的高峰期最终被锁定在1995年，在其后撰写的《河南艾滋病五年调查报告》中，张可的数据显示，“超过89.3%的患者在1995年感染”。
同年4月，河南省、安徽省、河北省卫生厅紧急接连下令关停所有单采血浆站。但是，这些警告与措施都未能防止艾滋病传染高峰的来临。曾有一位浆站工作人员告诉张可：他们浆站是1993年看到别人挣钱后才刚建的，虽然当时确实已经有通知不让再开办浆站，但由于单位投资太大，没有收回来，只好坚持开下去。
“当时部分政府血站关闭，但由于利益巨大，大量的地下采浆站冒出来了。”张可说。已经尝到利益甜头的献浆百姓们，转而投奔非法浆站门下，局势更加混乱。“假如在王淑平发现时的1994年就立即停止有偿献血，并进行有效的防治工作……”张可在他的调查报告开头写道，可惜，现实不能被假设。
几乎同时，晚年的刘隽湘与他的同事金国栋也下到血浆站，跑遍河北、河南、山东。“我们这些技术人员没有权力，只能常用晚饭后的时间给护士们讲讲课。”金国栋说。
由乱转治
机器采集取代手工采集，增设艾滋病检测，血浆站真正独立
艾滋事件尚隐匿在公众视野之外，却已让卫生系统内部上下震动，单采血浆站在艾滋病最肆虐的1995年不得不步入由乱转治的拐点。
从1995年开始，各省频频下发规范文件，三令五申地重复着：“查处单采血浆站不按规定对供浆员进行体检、化验、频繁或过量采集血浆的行为；查处单采血浆站擅自采集血液或向医疗机构直接供应原料血浆的行为……”这也足见当年的乱相种种。但偌大的中国，各地血浆站的管理情况依然参差不齐，通过采浆而致使传染病传播的风险并未断绝。更大的贻害则已转至地下采浆站。
1996年，河南省卫生厅和公安厅联合对一批血头、血霸进行严厉打击。“公安系统强势介入后一年左右，地下血浆站被慢慢肃清。”苏惠存说。
一纸纸严苛的红头文件，一场场浩荡的重拳打击外，对血浆站全行业更精细的技术层面的改造措施，由国家层面直接布置。
这一年，惠水血浆站增加对艾滋病的检测项目，缘于卫生部此前紧急下发的通知。
第二年，同样响应国家要求，惠水血浆站又建立了危机管理的程序：谁来献浆，谁来采集，测试数据都被详细记录在案。全国亦是如此。而在此之前，即使发现了血浆中带有传染病毒，也无法追溯到源头。
1997年底，在卫生部门的要求下，惠水等部分采浆站又开始推行机器采集。手工采集的历史由此终结，暴利的一页翻过去了。
进入机器采集时代的惠水血浆站效益锐减，挣扎了近一年。1998年采浆量仅为0.8吨。“成本悬殊。”现任总经理陈昌建说，机采的耗材由生物制品公司提供，每人次为50元，比原来增加了40元。
对于那些在手工采集时代常多采200cc的血浆站来讲，作弊越来越难。
元气尚未完全恢复，1999年，国家要求血浆站从县医院分家出来，变更为卫生部门的下属事业单位。“医院管全血，血浆站独立后只管采浆。”周前云说，“作为入了股的医院职工肯定不太愿意，但也没办法。”县卫生局管人事的副局长黎鹏发成为独立后的第一任站长，“叫我去是为了工作方便，以前上到医院领导下到职工的人事问题都是我管，这样浆站和医院间的摩擦就少些”。他将原来集资的全部股份退掉，向医院借了30万元作为最开始的资金。血浆站除了还在租用县医院的房间，此外再无关系。
艰难的日子很快就熬过去了。2000年，卫生部门规定生物制品公司只能从对口的血浆站调浆，企业马上就为血浆稀缺犯愁了。
2001年过年，时任站长黎鹏发被河南华兰公司的老总请到贵阳，商量提高产量，希望当年就能采到30吨。此后惠水血站贴出通知，固定每周四吸纳新的献浆员，产量开始逐年恢复。
独立后的血浆站在现址买了地，盖起了两层的楼房。“两个采浆大厅基本够用，年采浆量也恢复到80吨左右。”黎鹏发对此表示满意。
日子又平稳下来，却也无法再和暴利时代相提并论了。
现在对于艾滋病来说，唯一的好处在于病并非不可治疗。只要经济条件尚可，通过系统的治疗，就可以将病毒控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在几十年时间保持和普通人一样。而未来几十年，是否会研究出来彻底治愈艾滋病的方法，也是很难说的。说不定哪天，就有巨大的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