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三个代表”
2000年3月初，《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推出三句话，即“三个代表”，首次作为江泽民的“思想”理论在全国范围内推出。但不久，这场轰轰烈烈的宣传就被证明是一出闹剧。
“三个代表”的出笼
“三个代表”到底是怎么出来的，刚开始一般人谁也说不清。后来“三个代表”最红的时候，王沪宁忍不住吐露真言，说自己是原作者，引起哗然。这其实并不奇怪：江泽民当上海市委书记时就大段大段地背诵王沪宁的文章。在江进京以后，曾庆红和吴邦国念念不忘要王沪宁“辅佐”江泽民，多次在江泽民面前提起王，王由此而被调入中南海。
王沪宁把“三个代表”的理论定下之后，2000年2月25日下午在广州珠岛宾馆与广东官员的座谈中，江泽民第一次完整地背诵下来：“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后来王沪宁又为江加了几句话。5月14日，江在上海主持召开党建工作座谈会说：“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后面几个词就是王沪宁新加的。
翻遍所有的官方媒体报导，包括江泽民在内，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清楚什么是“三个代表”。不过下面不会有人追究这些事情，贪官污吏们整天想的是吃喝嫖赌贪淫占，上头让吹捧什么大家就跟着吹捧，事情到底是咋回事，谁也不在乎。
“三个代表”不过是几句并无实质内容的空话，一般脸皮薄一点的人还不好意思吹嘘。但“三个代表”对于江泽民实在是太重要了，因为他必须得有理论才能站得住脚。江泽民也着急要为自己立碑，想方设法与毛、邓理论并列，塑造出江泽民“第三代理论权威”的形象。于是，这个空洞无物的“三个代表”在江泽民的命令下被官方喉舌捧上了天。江在任时，费尽心机要把这三句话写入党章和宪法。现在，现任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胡锦涛必须高举“三个代表”，哪个官员讲话都不能离开“三个代表”。
学习“三个代表”百态
不管江泽民怎么想，不管媒体怎么吹捧，大会小会地学习、贯彻，还是没有多少人把“三个代表”当真。
当全国掀起学“三个代表”高潮时，央视天天在专题里采访民众。有的老农说：俺村搭了一座桥，感谢“三个代表”；有的妇女说：俺儿媳妇生个胖小子，感谢“三个代表”；也有人提出，要以“三个代表”为指针，建设一流的国际标准公共厕所；在某农村墙壁上，赫然出现大标语——“用‘三个代表’指导我们的屠宰工作”。五花八门，什么说法都有。
历经中共三年炼狱的《大纪元》原驻北京记者王斌出狱后讲过一个真实的笑话。监狱当局组织犯人做工牟利，有些犯人被指定专门装订、制作淫秽书刊（再拿到社会上出售），那段时间“三个代表”在政治敏感的政法系统成了口头禅，什么都要跟“三个代表”挂钩。犯人制作淫秽书刊超产，也说自己是在“三个代表”的指导下才有那么大的干劲。
在学习“三个代表”的会议上，面对无精打采的大小党官，某省委书记无奈地说：“规定学习时间，会议样子要摆，功课要交好，不然，我这个省委书记怎么当？大家要配合。”
但也有人不客气地反问：“三个代表”思想能创造出高科技，能解决职工下岗、失业人口，能解决农村数亿剩余劳动力问题吗？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成功，是靠什么要求、什么思想？
有的领导干部在省党校说：取得成绩是贯彻了“三个代表”要求，那么出了问题、工作受到挫折，又怎么解释？是“三个代表”思想出了问题吗？
还有人干脆取笑道：“安排‘三个代表’思想的学习先进份子参加世界体育比赛，保证都能摘金牌。”
“三个代表”碰壁
自“三个代表”出台以来，三个代表论在党内外遭到广泛批评。
《求是》杂志研究室、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在“三个代表”思想学术研讨会上提出：“三个代表”思想究竟是在什么时期形成的，党内是个谜，理论界也是个谜。”会上有人表示，“三个代表”是党内人为地树立江泽民“伟大”、“英明”、“卓越”的形象。还有人说，党内对“三个代表”思想学习、实践的宣传，在很大程度上是交任务、搞形式、教条，是政治上的欺骗。
前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鲍彤认为三个代表论起到的是照妖镜的作用，因为“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是空话，“始终代表先进文化”是谎话，“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则是官商一体的同义语。
中国社科院有的学者提出：三个代表思想空泛，不合时宜，是搞形式主义。地方党委、政府大多数是在应付。三年多的实践，究竟解决了多少问题？搞形式主义是祸国殃民……
有人说，所谓“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实际上就是堕落文人、专制吹鼓手和新兴官商、资本家的集合体，至于说“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则是彻底的谎言。最广大的农民中许多人靠卖血卖肾卖淫活着，得了艾滋病，死活无人问；中共常说的“工人阶级老大哥”至少有三千万下岗，江泽民可从来没有想过去代表他们。
后来，原定在四中全会前夕出版《江泽民军事思想文选》一事遭到搁置，因为军中张震、洪学智、杨白冰等十多位老上将上书反对，说江泽民把自己放在一个不合适的地位。杨白冰更公开说“三个代表”是垃圾思想。
2002年，中共十六大被推迟，据内部消息披露，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党政内部对“三个代表”思想的认识和贯彻都有“较大”差距。
“三个代表”的幽默
在民间，黑色幽默已经传遍全国。早在阿富汗战争之前，大陆就流传了一个政治笑话，说布什邀请普京和江泽民一起商量如何消灭本·拉登。布什说：我要用导弹打死他。普京说：我要用美女迷死他。而江泽民说的是：我要用“三个代表”烦死他。
还有一则笑话，说毛泽东在阴间看见连江泽民也要搞造神运动，很不服气，就问小鬼道，江泽民选集有几卷？回答是，一卷还没有凑齐，只有“三讲”。毛又问，拥护江泽民的人民代表有多少？回答说，数来数去，只有“三个代表”。
全国上下对“三个代表”的抵制、厌恶和讥讽，一目了然。
这场轰轰烈烈的宣传闹剧，最终没有成全江的“伟大”、“英明”、“卓越”的形象，反倒应了一位名人的话：有的人把名字刻在石头上想不朽，名字比石头烂得更早。这样几句遭到广泛讥讽的空话，最后却被写进了中共宪法和党章，使中共的政治舞台因此而多了一则笑话和丑闻。这或许是“三个代表”的真正伟大贡献吧。
2.天安门“自焚”案
全国动不起来
江发动对法轮功的镇压快一年了，可是全国至今还没有出现江期待的全民声讨的局面。很多造谣的话也说了，批判的文章也写了不少，组织学习也搞了，但是老百姓看来对这场镇压并不怎么买账。运动见多了，江和法轮功过不去，那就让他折腾吧，咱也别掺和，人们普遍都这么想。
除部分地区紧跟形势搞得较凶外，一般地区的干部，就连“610”里的人都提不起劲来。一位天津市局负责汉沽的前“610”官员所描述的当时情形很具代表性：“其实基层的人也不乐意去做这事。因为分局的警察离老百姓实在太近，你可能就住在我们家门口，低头不见抬头见，我怎么去抓你？尤其汉沽，在海边不点小的地方，总共只有四个派出所，抓任何一个人，都是认识的。警察的老婆和被抓人的老婆可能就在一个单位。派出所的警察就住在管街，可能就住楼上，而被抓的人就住楼下。都是邻居熟人，别人又没有干什么贪官枉法的事，怎么抓得下手啊？”
老百姓眼睛盯着政治局几个常委，居然几乎没有人出头积极响应江，尤其是朱镕基、李瑞环，明显不在公开场合表态。
公安部门的造假
有消极的，就有积极的，人间就是这样。让江满意的是罗干。罗从一开始就表现得很卖力。罗干负责政法，原来是李鹏的人，但一直企图利用整法轮功来向江邀功请赏。罗干也认定了这是将来江让他闯进政治局常委的门票，因此在镇压法轮功上不遗余力。
自从江泽民开始动手后，罗干就没有歇著，他指示自己在公安政法这条线的人对法轮功问题全力投入，重点放在“造假证”栽赃上。
北京公安部负责人在一次省级公安领导会议上透露了给法轮功制造“假证据”的内幕情况。
这位公安部负责人在会上说：“1999年初，公安部门已经确定了把各种封建迷信活动的事实‘改编’为法轮功‘证据’的方针，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将各类封建迷信活动一律栽到法轮功头上。……但是由于制造相应的‘证据’时间不够，过于仓促，受到质疑，无法应对，造成了工作上一定程度的被动。”
这位公安部负责人在会上还说，有些工作未能及时进行，造成了一些失误。例如，亲身接受法轮功创始人治病痊愈的人，因为亲身体会到法轮功的效果，非常难以转化，不得不采取拘押、限制人身自由的方式，以防止真相迅速扩散。
最近外界传出的关于景占义的被逼造假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2003年11月5日，中国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炮制了专题片《“专利”的背后》，片中，法轮功学员、邯郸钢铁公司总工程师景占义否认了他因修炼法轮功而出现的神奇现象。节目播出后被各地媒体转载，成为中共声称法轮功是伪科学的所谓“证据”。
2005年出走澳大利亚避难的前“610”成员、一级警司郝凤军对海外媒体透露了这个自称为“揭谎”节目的出炉经过。2003年，天津市公安局国保局接到一项特殊任务，由610办公室一队队长带领四、五个警察前往河北省石家庄市办案。等他们回来时，郝凤军看见在审讯室里用手铐吊铐著一位头发灰白的老人，后来得知他是河北省一位高级工程师，叫景占义。之后中央电视台记者来到国保局，据说是来采访景占义，给国际社会看看一个副厅级干部是怎样悔过的。那天的采访是在国保局精心策划下进行的。当时郝凤军就在门外，看到国保局副局长赵月增对景占义说如果按照他们提供的台词去说可以给他减刑，否则就再加一条叛国罪，判他无期徒刑或秘密枪决。可怜这位老人在他们的淫威下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上了电视，否认了因修炼法轮功而出现的人体神奇现象，无奈地去批判法轮功。后来景占义被判刑八年。
当记者从采访室出来时，刚好碰上郝凤军，就把话筒递到他嘴边问他对此事的看法，郝凤军说：“这不是谎言吗？”。两天后，他被上级叫去谈话，郝凤军知道麻烦来了。赵月增问他说的“谎言”是什么意思，郝凤军直言不讳地质问他为什么要威胁景占义。这位国保局的副局长立刻拍案而起说：“你想造反？”之后，在中国北方零下几度、没有任何取暖设施的房间内，郝凤军被关了二十多天的禁闭。
江泽民病倒
中共十五大五中全会，2000年10月9日至11日在北京召开。当天就有数名中央委员对镇压法轮功提出质疑，要求作出交待。
中共政治局七名常委除李鹏、李岚清外，朱镕基、胡锦涛、李瑞环、尉建行四人反对继续镇压法轮功，已超过半数。前人大委员长乔石更是对虐杀无辜炼功群众深感不安，亲自回京到天安门广场了解殴捕法轮功学员的实情。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也亲自到北京公安五处，训诫公安干部说：“不要再为难法轮功学员啦！”
形势对江相当不利，江泽民开始犯愁，心情一直郁闷。2000年的最后一天，身在深圳的江绵恒忽然接到中办紧急通知，要求急速返京。原来当晚九时左右，江泽民因心脏病突然发作，由随身保健医生检查后紧急入住301医院。
江泽民一病似乎给反对派带来了一个小机会。江前脚住院，政治局后脚就开会。元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政治体制改革和法轮功问题。会议上改革派与保守派激烈交锋，但双方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从而错失了一个时机。
江罗策划
即使在病床上，江都在想一个问题：怎么才能制造“邪教”的轰动效应，掀起全民仇恨法轮功的情绪。
为了把法轮功定成“邪教”，江费尽心机。1999年10月25日，在接受法国报纸《费加罗报》采访时，江泽民第一次称法轮功是“邪教”。在新西兰奥克兰市举行的1999年APEC高峰会议期间，江泽民私下送了诋毁法轮功的小册子给美国总统以及其他国家的领导人。2000年8月江泽民见美国记者华莱士时更是信口开河，声称“法轮功几千人自杀”，连国内媒体都不敢播这条消息，怕贻笑大方。
1999年5月镇压还在酝酿阶段的时候，江、罗就曾策划过一次“特别行动”。首先由中央办公厅发出文件，称上万法轮功学员将在香山集体自杀，并将此消息通过海外媒体传出，然后通过片警、便衣、特务向法轮功学员散布去香山集体活动的消息。同时在香山调集部队，潜伏荷枪实弹的武警，布下陷阱，策划将法轮功学员诱骗至香山后制造“集体自杀”或“集体自杀未遂”的现场，以此为借口扣上邪教的帽子，掀起更大范围的诬陷与镇压。但是偏偏没有一个法轮功学员前去香山，片警、便衣等向法轮功民众传达的“集会日期”从5月1日到9月9日改了三次，最后此事只好不了了之。
邪教搞集体自杀，这是人所共知的。然而在法轮功的书里，偏偏特别强调了不能杀生，包括不能自杀的原则。尽管所有法轮功书籍、音像资料都已收缴、销毁，海外法轮功网站也被封锁，但毕竟真正的法轮功学员都清楚知道不杀生的原则，这就使得罗干制造法轮功学员“集体自杀”现场的阴谋根本不可能实现。
一次次地设陷不成，于是江不得不多次找来罗干，秘密商谈如何制造轰动效应。这一次，罗干下了保证，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罗干首先制造舆论。2000年12月29日，新华社按中央610办公室的指示发布一篇不署名的新闻报导，列举了几起既无当事人姓名及事件细节也无事发具体地点的法轮功学员“集体自杀未遂”事件，并称法轮功学员“受到煽动”，将在新年前后策划集体自杀行动云云，以使人们心中有所预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