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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兢业:人吃与吃人 ——中国大饥荒的劫因难果

—人吃与吃人(三) 中国大饥荒的劫因难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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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先生说:“人类的饥饿史的一个重要事实是,没有一次大饥荒发生在有民主的政府和出版自由的国家。图为中国的三年大饥荒(1959-1961年)时期。(网路资料图片)

42、九岁娃自己搓绳吊死

湖北省利川县柏杨大镇的范燮阳回忆:一个他记不得名字的九岁娃娃,用自己搓的草绳上吊了。寻死前,孩子老重复说:“吃不饱饭,不如吊死去。”那时候,稻草都堆在生产队场院,他就偷偷抽了一小捆稻草回来。家人问他干啥,他说是拿来玩耍的。大人也没太在意。他就是背着家人用偷来的稻草,自己搓绳,自己吊。他吊死在自家后院,干瘦的尸体像个竹竿杆。

43、娃娃借裤子报丧

依娃受访者酒泉市三墩镇临水乡红泉村沈存敬:我爹饿死头天下午还给生产队翻地着哩。次日早晨就不行了。我妈没有在家,到二队开会去了。那是十一月了,我光着个屁股,跑到二队把我妈叫回来,我妈看住我爹,我得去中区叫我姐姐,我妈觉得光着屁股在外跑不好看,就去三婶家借了一个娃娃裤子,我穿上去叫姐姐,我姐一进门,我爹就落气了。

我姐夫借来木头做棺材时,我大哥从黄里铺买回来的骆驼蹄子、牛蹄子,熬胶粘木头,熬著熬著,就被饥饿的木匠吃掉了。村子里乡亲帮忙把我爹埋了,算是没有用席子卷著出去。

44、劳改营右派扒下偷柴民工棉袄导致毙命

顾准先生在《商城日记》中写道:冯顺抓到一个偷柴火的民工,三个右派合力扒下他的棉袄,令他光膀而去。现在是12月天气,雪都下两场了,他不饿死也一定冻死。果然,闻此人又到别处偷衣服,被捉住,许多人眼看着他被打得半死,将次毙命。

45、父亲饿杀前先淹死儿子

《墓碑》记述:1959年11月中旬,潢川县桃林公社吴集大队马路生产队社员杨春山,怕儿子没人管,在自己即将死去的时候,把两个三四岁小孩扔到坑里淹死,以后自己死去。

46、把没用的瘸子活埋

李素立在《豫东事件探秘》中写道:永城县荒北何庄的万良魁说:队长周豫才活埋了万瘸子,瘸子是万良魁的侄子,有十七八岁。队长说,万瘸子没有屌用。万瘸子饿得没有劲了,活埋在场里的粪池子里。

47、一马车拉30多个死人

《兰州文史资料选辑》里记载:湟中县163个队中,有112个队大量死人,尸体成堆,有的队死亡率达49%。汉东公社小磨石沟的一个水田内,就放了100多具尸首,黄鼠湾队有一天一个马车就拉出30多个死人,上新庄公社死亡1,600多人,老幼堡大队死亡600多人。1960年湟中县饿死15,230人,死绝1,000多户。

48、一个坑埋36具尸体

余德鸿记述:省地县联合调查组潢川县伞陂寺公社小组1960年6月3日提供的报告称:徐营子一家4口人,大人先死,没人埋,后来两个小孩也死了,四具尸体整整放了十几天。伞陂寺大队陈寨生产队杨大围子小队由于死人太多,没死的人没有力气,死人没有人埋。杨有兰一个小孩死在食堂里整整放了十几天。后来还是支书程林德找人在一个坑里埋了36具尸体。

49、一个土井埋100多人

余德鸿记述:信阳所辖县区死人数量最多的是光山县,饿死这么多人,没有人哭,死尸冬天没处理。一直到过年发粮食,公社出面组织人,一人发一副手套往土井里拖,尸体都变形了,也分不清谁是谁,拖到一个土井里集体埋了,一般是一个土井埋100多人。

50、劳改队里埋一具尸体奖励二两米

四川井研县研经镇廖沛林回忆:他因参加过远征军抗日,中共建政后,定为“历史反革命”,劳改、“二劳改”长达29年。大饥荒中,他的父母、女儿、一个妹妹、两个姐姐、两个姐夫相继饿死。1959年,他所在的打索厂劳改队,已经有很多犯人浮肿,三肿三消就没命了。队里天天都在死人,每天专事埋人的人挨铺清理,推推搡搡,不动弹的就抬出去。有的还有一点微弱的呼吸,同样像拖死猪样拖出去,免得第二天再麻烦。从近到远,埋了一大片,重叠掩埋的也不少。在死气笼罩下,人的嗅觉已经迟钝,根本闻不到腐臭。活着的人早饿成了行尸走肉。就在这样的境况下,又让转换工地,到60华里外的江镇修水利。正常情况下一天就能到达目的地,由于把部分人饿得走路打晃,直到两天后,200多人中还有17个没有到地方。队里派人去接,找到的都是尸体,有人已被野狗、山鼠撕咬得面目全非。

到江镇水利工地情况更糟,病倒送到医院死的更快,无一活着出来。医院人满为患,从每天埋几具尸体,很快激增到每天十四、五具。原来医院专职埋人的两个人不够用,又增加两人,负责挖坑、背尸、掩埋。埋一具尸体有二两米的奖励。原来是一坑埋一人、二人、三人,到1960年是十个、八个一堆。

51、用白杨树枝包捆尸体

依娃受访者酒泉县泉湖乡花寨沈惠珍:饿死的有娃娃有老人,有的全家就死掉了。队长找着我去埋过死人,我埋过三个。男人不耐饿,男人都拄著拐子,女人还好一点。几个女人用老牛车把死人拉到地里,挖上个浅浅的坑,车仰起来,掉下来是头朝地就头朝地,脸朝天就脸朝天。没有人给放平,谁放哩?有些包上些树枝就不错了,用白杨树枝一包,用些绳子一捆,再包啥哩?我铲不动,撒上些土盖上就行了。

52、妈妈已饿断气,女娃还在吮奶

杜治中先生回忆:一条大路从我们生产队通过,这段时期每天都看见乡下逃荒的人经过这里,走不动了,倒下去便死在路上。从北门口到飞机坝这段路仅一公里,一天都要倒下几个,又没人收尸。

在北门口那条小街上,住着五、六、七三个生产队,每天一辆架子车专门拉尸体去倒都忙不过来,刘万寿家一家五口就死去三口,他父亲死在床上十几天才轮到拉去倒在黄沙坝河边上。

四乡山区各公社的死人情况比我们城里更惨,一家一户死绝的也不在少数。复顺公社的太阳弯生产队几十户人几乎死光。我的同学方联森说,他60年到三合乡去,亲眼目睹了在一个住有五六十人的大院子死得清清静静的,长期没人掩埋,那些先后死去的尸体横陈竖摆,各具惨状:有背靠大门枋,眼巴巴站着死去的,有横担在门槛上,伸出手作呐喊状的,有蹲在墙根的干尸,有母亲抱着婴儿死在床上的,有刚死不久被老鼠掏去眼珠、咬得血淋淋的,有死后被人割了屁股肉的。

在烈太公社共和队我叔叔杜国林家,一天就饿死三个孩子。另一个亲戚叫杨仕芸,当时才一岁多点,她妈已经饿断气了,她还在身边吮奶,幸好命大被家人救起。

到后来,那些死在路边上的人,晚上就被割去身上的肉,我也亲眼看见过在小壕头路边上,两具男尸被脱去裤子,从臀大肌到腿肚子的肉都被割走了,露出青紫色的刀痕。吃死人的现象很快播及开来,虽然饿死的人只是皮包骨头没多少肉,但比起吃观音土来要强多了。

倒在路边上的尸体吃完了,就去吃倾倒在河边上的尸体,甚至有些埋在土里的新尸都被挖出来刮去了皮肉。邻队丁×氏的孩子刚死,她便悄悄宰割煮著吃了,大家都知道这事。

53、麻子女外泄饥荒实情,全县抓捕女麻子

余德鸿记述:信阳地委对外封锁消息,不让向外面写信,所有的邮局都由公安局控制了。信阳地委让邮局扣了12,000多封向外求助的信。光山县邮局发现一封寄往北京的匿名信,内容是反映光山饿死人的情况,公安局就追查写这封信的人。邮局柜台的营业员回忆,发这封信的人是一个女的,脸上有麻子。公安局就在全县范围内抓女麻子,让所有的女麻子都到公安局报到,一个一个地检查,结果还是没有找到。

54、抓住“流窜犯”扒光衣服

余德鸿记述:信阳地区为了防止饥民外出走漏消息,各县县城四门持枪守卫,公路要道设岗把关,县境沿边流动巡逻,汽车站由警察把守,长途汽车要求党员队长驾驶。各公社派民兵在村头设卡,如发现有人外出,就夺走随身携带的东西,甚至剥下衣服,进行拷打。信阳靠近铁路,南北有两个火车站。铁路公安局两个局长,分别把车站看住了,农民只能在家里等死了。把外流社员一律称作“流窜犯”,强行收容关押劳改。信阳市设立了数百个收容站,先后共堵截外流人员19万人,被强制收容后又不给饭吃,饥饿、拷打和虐待,使各收容站人员大量死亡。

光山县白雀公社杨砦大队的干部,组织10名基干民兵拦截逃荒群众。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过年,共殴打来往社员40多人,其中打死12人,剥掉了195人的衣服。潢川县设立收容所67处,把外逃者抓到里面后过三关:一审讯,二搜查,三毒打,然后是强制劳动,不给饭吃。这67个收容所共收容外逃人员9,330人,在收容所里毒打致死、致残2,195人。城关公社一位绰号叫李瞎子的人说,他在城关收容所里,就看到死了300多人,每天抬出的死人少则3人,多则10人,有的还没断气就抬出去扔了。城关公社社员娄家绪说,1959年冬,省委检查团要来的时候,怕检查团发现收容所里有死人,前一天就抬出去87个,其中有4个没有断气。

55、潢川县这样“分配”死人数字

余德鸿记述:1960年5月。潢川县伞陂寺公社党委得知省委工作组即将到来的通知以后,立即召开大队电话会议,说公社党委向县委报的死亡人数是500多人,不准多报。并连夜派人到各大队进行部署。经过部署的团结大队当即下紧急通知:“各生产队长、会计:公社分配我们大队死亡人数34人,大队商量,按食堂分配下去,数字不能多,不能少。各队分配数位如下:一队4人,二队5人,三队5人,四队5人,五队2人,六队7人,七队4人,八队2人。”还下通知规定,12岁以下的小孩不能统计。伞陂寺公社第一次向上报的死亡人数523人,第二次报的是3,889人,又改为2,907人,省委工作组调查结果是6,668人。

统计死亡数字时上级规定“七不算,一不登”:本地人死在外地的不算;外地人死在本地的不算;很小的小孩不算;不在统计时期死的不算;外逃下落不明的不算;重名的不算,可登可不登的一律不登。随着问题的暴露,死亡人的数字就多了起来。“正阳县原报去冬今春死亡18,000多人,现已初步查明已达8万人;新蔡县原报去冬今春死3万来人,现已增加到近10万人。嵖岈山公社过去只报死600多人,现在查明死4,000多人,占总人口的10%。”

56、把濒于饿杀的犯人从监狱转移到旅馆去死

依娃受访者天水市马凤英:天水市第三监狱的犯人尸体埋在北山里,有饿死的犯人,也有老百姓。挖了个大坑,摆上一层人,撒一层石灰,再撒上一层土。再排上一层人,再撒石灰和土。那一个坑里,就有三百多人。那时,我们家开着一个名叫顺义的小旅店,有22张床位。我们离天水市第三监狱很近。监狱就把快饿死的犯人背进来,或用担架抬进来。我们开店只能服从公安局的命令,不能多问多说。人家背来三个人、五个人,我们不敢问什么。濒死的犯人穿的破破烂烂,有人脚上没有鞋子。有人叫唤一阵,呻吟一阵,就断气了。把快死的犯人秘密转到旅店,是推卸责任,不叫人死在监狱里头。我们店里前后送来二十个,人一死,公安局就叫有些力气犯人提着铁锨来了。三、四个人把死人用一个席子一卷,用辆架子车就推出去了,就是让出来咽下最后一口气。

依娃问:为什么把快死的犯人送到旅店里?她回答:我想他们是怕犯人看见,把他们拉出来,其他犯人以为是病重了,把人送回去了,就不会影响其他犯人的情绪。不然监狱天天死人也不好看,就让死也死在外面。犯人家属来找的时候,也好交待一点。这些死者没有留下姓名,送来也不告诉姓啥叫啥,就是走走过场,他们都是监狱里挑出来的快饿死的人,奄奄一息的人,早晨送来,晚上就来埋人。

57、开个“改善生活”玩笑,新郎新娘获无期徒刑

四川资阳县的李诗信说:1960年,一位汪姓男子结婚,亲朋好友来家贺喜,汪家却拿不出任何食品可招待客人。新郎为摆脱尴尬,随口开了个玩笑:我们最好成立个“中国人民改善生活党。”一个朋友就随声附和:“好!我们都愿意成为改善生活党的党员。”这个即兴解嘲的玩笑被人捅到了公安局,当天夜里,新郎、新娘和到场贺喜的亲友悉数被捕,全部以“成立反革命党派”治罪,新婚夫妇处罚最重,双双判无期徒刑。

58、一封反映灾情的信换来两年徒刑

依娃受访者酒泉市三墩乡双塔村李英兰:我的二姨妈的儿子,叫李生德,在大队当会计,五八年粮食紧张,看酒泉饿死的人多了,就给中央写信,反映酒泉饿死人了。人家就把他抓到高台劳改了两年。

59、偷馍者与说“肚子饿”,各判刑八年

依娃记述:秦安县石南岔村一个叫满生的男子,在水利工地上偷了别人两个馍馍,为此坐了八年牢。同村另一个坐八年牢的,是甘肃的饿荒被北京最高当局追责、救灾之初。石南岔村的王维岐说:“抢救人命的来了,还是不敢说是饿下的,就说是有病哩,那里有个学生,说了肚子饿,吃不饱,就成了反动话,就法办了八年,劳改出来后连物件也找不上。”

60、安徽省饿死多少人

《墓碑》记述:1961年5月,中央监委调查组李坚写了一份报告称,安徽饿死了300万人。2001年春,李坚向本书作者说,“文革”时期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被打成叛徒下放到安徽,在安徽几年他做了一些调查,回北京后告诉李坚,安徽饿死人数不是300万,而是500万。

61、幸存孤儿饥荒调查

管怀伦先生在《肥东县大李大队1960年饥荒调查》中记述:安徽省肥东县黄栗人民公社大李大队十二个生产队不完全统计,灾前180户868人中,381人在饥荒中死去,死亡人口遍及139户,其中22户人口死绝。作者本人当年只有10岁,也在这场饥荒中沦为孤儿。

62、全村仅剩一个老太太也疯了

《墓碑》记述:光山县槐店公社全原有36,691人,从1959年9月到1960年6月,死亡12134人。全家死绝的有780户,姜湾一个村原有45人,死亡44人,只剩下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也疯了。

63、大饥荒死亡人数远超抗日战争

信力健先生在《三年饥荒死亡人数远超八年抗战》中写道:据1961年春中央、省、地、县联合调查组对湖南省湘潭县的调查,“大跃进”以来,这个县原作业组长以上干部18,097人,打人的有4,021人。被打群众34,466人,当场被打死的52人,打后死的549人,扣饭饿死的400人,打后自杀的125人,被打成残废的332人,打后流产的妇女187人,因被打和扣饭而外逃的12,676人。

64、“宁肯四川饿死人”

《墓碑〉〉记述:当年分管农业的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回忆说:四川省历来就是调出粮食多的省份。1958年开始连续三年大减产,而粮食外调任务却连年增加。1958年外调39.6亿斤,1959年外调49亿斤,1960年外调68.4亿斤。1959年全省人均留粮逐年下降。为什么中央一再向四川追加任务?当时中央领导人的解释是:问题发生在四川,总比发生在京、津、沪地区政治、经济和各方面的影响要小一些。后来被传为“宁肯四川饿死人,也不能让京、津、沪饿死人。”

65、四川的灾难最深最久

《墓碑》记述:1962年四川还在大量饿死人。到了1962年,全国已经基本走出饥饿的时候,四川还有大量关于饥饿的报告。截至1962年1月20日,肿病人数比去年同期增长了两倍多。1月1日至15日,全地区共死亡5,743人。长寿县1月15日肿病人达36,000人,到22日又增加到41,000人,1月上半月的15天内,全县共死人1,700人。因家里吃粮问题,发生了妻杀夫、父杀子、兄杀弟的人命案也都出现。云集公社挖观音土吃的有1,513户。

66、四川饿死多少人

廖伯康先生是四川大饥荒亲历者和见证人,1962年,向党中央报告四川大饥荒状况时,廖伯康任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廖伯康向杨尚昆报告称,四川已经饿死1,250万人。

67、饿殍遍野外援照旧

何方先生谈援外:1958年后强调搞世界革命外交,1958年到1960年为9、9亿元,1961年和1962年为13、7亿,五年共计23、6亿元……更让人无法理解的是,在已有大批农民饿死的1959年,毛泽东6月批准出口419万吨粮食,这占当时储备粮的24%。

68、守着40亿斤粮食“人相食”

原信阳地区专员张树藩的秘书余鸿德说:当年信阳库里有粮10亿多斤,当年产量29多亿斤,共40亿斤。守着这么多粮食还饿死人,真不应该。如果开仓放粮,就不会饿死人。后来还是信阳自己库里的粮食解决的,没有从外面调粮食。饥民看着粮库里有粮,也没有人想到抢粮食。有的农民坐在旁边等著政府开仓放粮,他们坐在粮库旁边喊:“共产党,毛主席,救救我们!”有人就饿死在粮库旁边。

69、信阳死绝户、死绝村知多少

李素立先生在《商城“死绝村”调查》中写道:在研究商城大饥荒资料时看到:1959年冬到1960年春,信阳地区全区死绝5万多户,毁灭自然村庄1万多个。商城县的“死绝村”达453个。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息县共死亡104,523人,县公安局统计数是13万。人死了,就合并村,1959年上半年有村庄5,489个,现在只有4,805个。固始县无人烟的村庄有400多个。死绝的户数,光山县有5647户,息县5133户,固始县3424户。

70、信阳事件饿死多少人

《墓碑》记述:信阳专区辖18个县区,1958年冬——1960年春,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大饥荒。史称“信阳事件”。其死亡人数,几次大规模调查都不一样,1960年6月的统计数是436,882人,10月的统计数是549,171人,12月的统计数是105万人。这时,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说:“我看死亡数字就不要再统计下去了,已经一百多万了。”

信阳地区呈报中央最后一次统计数字显示:全区总人口808.6,526万人,1959年11月至1960年10月,死亡107.0,321万人,占总人口13.2%。很多家庭死绝,一些村庄消失。

“信阳事件”的研究者朱健国先生认定饿死150万人。

71、“我们的存活是以几千万人饿死为代价的”

邵燕祥先生在《公祭勿忘那些普通死难者》一文中写道:“我们的存活是以几千万人饿死为代价的,换句话说,几千万饿死和非正常死亡者是替代我们去死的。”

72、没有一次大饥荒发生在民主自由的国家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先生说:“人类的饥饿史的一个重要事实是,没有一次大饥荒发生在有民主的政府和出版自由的国家。饥荒发生在古代的王国,发生在当代的专制社会,发生在原始部落,发生在现代技术官僚独裁的国家,发生在帝国主义统治的殖民地经济,发生在一党专制的新兴独裁国家。但是,那些独立的、实行定期选举的、由反对派发出批评声音的、允许报纸自由报导的、和能够对政府决策正确性提出质疑的、没有实行书报检查的国家,从来没有一个发生过饥荒。”(未完待续)

--转自《纵览中国》

责任编辑: 赵亮轩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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