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表示，少子化问题，将制约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人口危机将是中国最大的问题。
近日，一篇题为“没人生一胎，生再多二胎也救不了中国的生育率”的文章指出，“2013年和2016年，中国为了刺激人口增长，先后颁布了‘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可生育率并未如期上扬。”
文章引用数据说，“2017年中国出生人口1723万人”，尽管“二孩占比已上升到51%”，但总的新生人口仍“比2016年下降了0.52%”。可见，虽有“二胎”政策的推动，但生一胎的中国人却明显减少。
就拿“2004年到2016年”这段时间来说，“二孩的生育率上升约2‰”，但“一孩生育率却从26.12‰降至16.43‰，下降约10个千分点”。对此，该文说，“一孩生育率的明显下降，或许才是生育率难以回升的重要因素。”
由此，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无论“二胎”政策怎么放开找补，也挽回不了多年来强制“一胎”所造成的损失。其次，如今中国“没人生一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或许更值得思量。在上述文章中，一句“未婚率升，生育率降”似乎道出了作者的心声。
文章指出，“19岁以上所有年龄组的女性未婚比例均明显上升”，“是一孩生育率走低的重要因素”。但仔细想来，不结婚和不生孩子之间并不一定就存在着如此紧密的因果关系。现在结了婚也不想生孩子的，恐怕是大有人在。反之，那些不想结婚的，却极有可能是因为不着急要孩子。家长们“逼婚”，显然不仅是要让孩子们结婚，更是为了实现下一步的目标——抱孙子。
可见，中国人在生孩子这件事上所表现出的意愿并不依赖于结婚意愿。既然“未婚率升”并非主因，那么导致中国人生育意愿持续低迷的关键原因又是什么呢？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心理纠结促使中国人越来越不想生孩子？
中国人内心的纠结，大抵都与现实压力密切相关。在上述文章中，作者也不得不承认，“高昂的房价，越来越贵的医疗和教育”，“经济压力、就业歧视、养育难题等使育龄夫妇想生也不敢生”；“结婚生子带来的一系列时间、金钱、精力上的高昂成本，也足以让许多人望而却步”。显然，这些原因并不是顺嘴聊聊，一笔带过即可的次要原因，而是直击要害、不容忽视的关键所在。
从“一孩生育率不断下降，二孩生育率却在上升”的反差中就可见一斑。有条件的生多少都无所谓，但没条件的甚至连一个都不敢生。中国越发展、越极端，在结婚、生子等许多人生大事上都彰显无遗。“底端25%的家庭”所拥有的大约“1%的财富总量”，让数以亿计的中国人上不起学、看不起病、养不起老、结不起婚、生不起孩子，更养不起孩子。
在北京大学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中有一段分析颇为精辟。“中国家庭消费模式”分为五种类型：贫病型、蚂蚁型、蜗牛型、稳妥型和享乐型；从全国分布来看，呈现出两极分化，一方面是不消费、抑制消费占大多数，另一方面，少部分家庭已经享受着丰富的物质生活。既然财富两极分化，消费两极分化当不言而喻。
这里的消费自然包括生养孩子。由此，二孩生育率升、一孩生育率降的鲜明对比，以及降幅超过升幅8个千分点的巨大差距也就足以表明，中国能“富养”孩子的有钱人的确不在少数，但为数更多的人却连“穷养”孩子都做不到。不难看出，如今中国连“一胎”都“没人生”，大抵就是由特权独裁从而酿造极端的贫富差距所致。
不得不提的还有环境因素。有文章指出，中共治下，燃煤、冶炼工业给人们带来了断子绝孙的恶果。这话并不是形容、修饰，而是对真实状况的平铺直述。
2016年11月2日，大陆澎湃网发文称，“20年前，中国育龄人口中不孕不育的平均发病率仅为3%，而2011年年底，中国不孕不育的平均发病率已然飙升至12%，更有部分地区发生率高达15%。”对此，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的专家分析称，“环境污染是主因。”文章指出，“环境污染直接导致男性无精症、少精症、弱精症病人明显增加。”
虽另有专家指出，“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吸烟嗜酒、减肥、过度肥胖、熬夜等，都有可能导致不孕”，但中国的网民们却更愿意相信“雾霾”、“食品安全”、“转基因”等那些与环境污染直接相关的原因。
如今中国人或已深谙，无论是经济条件导致的“不敢生”，还是环境污染造成的“生不出来”，其根本原因都直指中共特权阶层对普通老百姓的蹂躏与戕害。有人说：“用污染让底层人民断子绝孙，剩下的人就实现共同富裕了。”民众一针见血的话足以揭示出中共借壳“共产主义”的真实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