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一名女大学生为攒钱周游世界，来杭州给一富豪家做外教兼保姆。这名富豪家有5辆保时捷，一顿饭50道菜，令她惊异。（网络截图）
近日，一家陆媒援引英国《卫报》的一篇报道称，根据英国独立调查服务机构下议院图书馆的调查报告，“到2030年，全球最富有的1%人口将占世界财富的64%”，即“占有全球2/3的财富”；“贫富差距已达最高‘临界点’”。因此，该调查报告警告世界各国领导人，“除非采取行动恢复平衡，否则未来十年，超级富豪的财富积累将加剧民众的不信任和愤怒”。
尽管上述涉及贫富差距的数据令人心惊，但对于该调查提出的警告，却不免让人心生疑惑：其一、“超级富豪的财富积累”是凭借政府采取行动就能解决的问题？其二、富豪积累财富一定会加剧民众的愤怒吗？
首先，从第一个问题来看，即便政府有所行动，也要警惕其目的和方式。尤其是目的，往往会决定所采取的方式。若为达到险恶目的而采取极端方式，恐怕世界人民都不会答应。我们显然无法期待，西方国家会向中共学习在毛时代所采取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极端方式，从而达到“消除私有”的目的。
那么，对于如何解决“贫富差距”这个世界性难题，西方各国又采取了怎样的方式呢？学者刘瑜在《有钱人该交多少税？》中写道，“现在，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建立了累进制的税率：穷人少交税，富人多交税”。这个办法可谓既实用、又深得民心。但即便如此，各国却仍在这个问题上表现的十分焦灼。
以美国为例，整个社会都在反复纠结的是，“富人交的税越高，社会的福利色彩越重，财富越趋于平等；富人交的税越低，越可能刺激社会的创业精神，但是财富也越趋向于集中”。因为“人类热爱平等，但是同时又担心，失去了创业精神，平等往往沦为‘平等的贫穷’”；“税率高虽然为社会再分配提供了基础从而有利于穷人，但是如果挫伤投资积极性导致‘蛋糕变小’，长远来看对穷人也不是好事”。
也就是说，若从效率以及长远利益的角度来看，搞“绝对平均主义”要比“超级富豪的财富积累”更可怕。尽管这话让人以为，世界各国采取的“累进制税率”最终会向富人倾斜，但真实的情况却大相径庭。在美国，“最穷的20%人口收入税率为4.5%，中间三级的税率分别为10%、14%、17%；最富的20%人口联邦税率为25.1%，最富的1%人口联邦税率为31.1%”。
由此不难看出，即便这1%的富豪一直在积累财富，但他们为国家和人民所做的贡献其实并不少，已超过最穷的20%人口的近7倍之多。试问，按照这样的比例，人们对超级富豪的仇恨之心又从何而起呢？
这还不算美国拥有着占比最大的过着殷实生活的中产阶层。此外，像巴菲特、比尔盖茨这样的超级富豪也都十分乐善好施，做慈善、甚至“裸捐”资产的不在少数，在这种氛围当中，美国民众似乎没有必要对超级富豪们心生怨怼。如此也就回答了此前提出的第二个问题，那就是，即便贫富差距加大能够反映社会不公，但超级富豪们更有钱，也不一定就会让穷人仇富。
而纵观世界，如今最有可能产生这种心理的，根本就不是拥有着诸多超级富豪的美国人，也不是享受着高收入、高福利的北欧人，而是长久以来，一直被强权暴政搜刮财富的中国人。
就拿上文提到的税收来说，中国与美国的情况就无法相较。早在2005年，美国《福布斯》杂志发布的调查显示，“在全球52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是税负第二重的国家，仅次于法国，也是亚洲税负最重的国家”。
尽管中国人上缴的税费金额远胜于其它国家，但享受的福利待遇、社会保障却远不及它国。早有学者忧心疾呼，“中国已经走进了高税负、低福利、低保障陷阱”，“教育、医疗、住房越来越成为老百姓头上的‘三座大山’”。
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显然与民众的财富被政府牢牢掌控有关。由于中共一党独大、且权力不受约束，因此率属于人民的财政收入就只能任由官员瓜分、挥霍。无论是三公经费，还是外逃资金，其数额之大，都无疑让我们看到，中国的超级富豪不是别人，正是中共一手豢养的“大老虎”们。
由于中国的富豪或从属、或依附于红色家族，并以强权的名义，用流氓手段搜刮、掠夺民众财富，如今中国社会才会被一股“仇富”怨气所笼罩。民众憎恶的对像不仅是那些贪官污吏，更是给官员们提供了耍流氓、当强盗机会的中共体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能指望中共这个始作俑者采取行动解决它自己的问题？
按照常理，人们大抵都会明白，拥有财富本身并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关键是为富者是怎样发家致富、又是如何处理财富的。与全球大多数的富豪有所不同，中共所积累的财富，既是凭借耍流氓手段、明抢暗偷而来，又是为满足自己的私欲，享受荒淫、挥霍的生活而去。
从这点来看，中共当居于“为富不仁”之首。若不解决这位超级富豪的财富积累问题，遭殃的恐怕不仅是中国人，连带着整个世界都有可能被它祸害。因此对各国而言，如何解决中共这个世界级的大奸商，才是最为迫切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