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林建华校长的道歉信，我同很多网友一样，认可其文风质朴和态度坦白。但是也正是从其坦言中，我发现了一个远比白字更大的问题。
先说白字。念白字是中国文化中司空见惯的事情。有几个人敢说一个白字没念过。我上大课点名时常常见到不认识的字，索性直接问该同学：你名字中的那个字念什么。而林校长的问题有二。其一，如网友说，鸿鹄不是生僻的词汇。其二，为重大仪式的致辞，事先要精心准备的。戴高乐和丘吉尔的即席演讲能力举世闻名。戴高乐的儿子对记者透露底细：“我爸爸一辈子都在准备演讲稿，他和丘吉尔的差别是他承认，丘吉尔不承认。”为准备陈子明悼词，我之前最少念过五遍，而且在稿子上标出了重音。我的不幸是，偌大的灵堂中居然不给麦克。让一个在发声上精心准备过轻重抑扬的人，措手不及。文化水平既定，苛求何益。我的谴责是，这是有备而来的发言，不是对即席突发的应对，阁下是怎么准备的。有不够敬业之嫌啊。
但与道歉信中所暴露的另一个问题相比，念白字就是小事情了。道歉信中他说：“真正让我感到失望和内疚的，是我的这个错误所引起的关注，使人们忽视了我希望通过致词让大家理解的思想：‘焦虑与质疑并不能创造价值，反而会阻碍我们迈向未来的脚步。能够让我们走向未来的，是坚定的信心、直面现实的勇气和直面未来的行动。’”如果不是他在这里提出，即使我读过他的庆典致辞，也很可能“忽视他希望通过致词让大家理解的思想”。而我以为“焦虑与质疑并不能创造价值，反而会阻碍我们迈向未来的脚步”，是比念一个白字重要百倍的事情。
我们先从“质疑”说起。质疑是怀疑精神的体现。马克思在对他女儿的自白中说他的座右铭是：怀疑一切。爱因斯坦说：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没有怀疑，何来问题；没有问题，谈何解决。密尔说：即使是一个千真万确地道理，经怀疑后接受，和当作教条来接受，是大不一样的。我们不谈怀疑精神对一个民族的重要性，毕竟社会是有分工的。但至少，对一所大学而言，怀疑精神是至关重要，它当然会“创造价值”。而恰恰是在面对怀疑精神上，北大的多数教师们与管理者在认识上一直存在着深刻的差异。九十年代初叶，我到北戴河讲课，与时任北大副书记的林炎志住在一个房间。或许因彼此都有了解，虽初次见面，努力以朋友相待，相互刻意寻找公约数：我们都爱游泳，中学时代都是跑800公尺的好手。因此相谈愉快。返京时又是两人一同乘坐火车。车上他翻阅一本老教授回忆北大的图书，翻到张中行的那篇，指着其中强调怀疑精神是北大最重要的精神资源一处，问我：怎么能这么说呢，这太不对头了吧。我已经忘了我怎么应对的了。只是记得，我听后首先是震惊，震惊在看待大学精神上，教授与管理者的深刻差异。应该说，林建华校长的坦率，让我们领受到更大的震惊。因为林炎志先生是私下与一个朋友切磋此事，而林建华校长是面对全校师生、乃至全社会，堂而皇之地宣讲“质疑无价值”的人生观、世界观。在一个错别字上，林校长可以立即道歉。我却很难相信，在价值观上我能说服他。但是这番道理我必须讲，因为这关乎北大精神之核心。
关于“焦虑”也说几句。家兄是建设部前负责人之一。一次他问我北大毕业生们的精神面貌如何。我说：我的研究生们多数是农村子弟，眼下几乎都是房奴，很多都是父母砸锅卖铁还要举债帮助他们买房结婚；尽管他们不和我谈这些，但我可以感到他们内心的悲戚。家兄听后叹气说：这是我们住房政策的罪过。他也算是住房问题的管理者，但他对国家住房政策能有多大作为呢。从朱镕基总理文集的最后一篇，我们可以看到他不赞同发展私人轿车，可是在任时他对此有过作为吗？难有作为也罢，但作为管理者对无可奈何的焦虑者说一句“焦虑不能创造价值”，是否分寸不当。
近期，敝人写于十年前的一篇旧文“丑陋的北大人”在网上传播（CND编者注：原文附在本文后）。文中有这样一段话：“那一年我系一个学生的毕业论文中有虚假成分。答辩委员会的一致结论是推迟半年毕业，重写一篇论文。系领导在没有充分了解情况下否决了答辩委员会的结论。矛盾上交，一直吵到校级领导。我们无论如何都想不到，在我们摆出全部情况，系领导听后放弃辩护时，校级领导却在连续两次会上，劝说我们宽大那位同学。他们大概不会想到，他们的声誉在多数与会教师的心目中一落千丈。这一幕令我们黯然神伤。古人云：国家兴亡，食肉者谋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同在一个校园中，大家对北大名誉的理解与珍重竟存霄壤之别。”
系内矛盾上交到学校，与我们约谈的就是时任副校长的林建华先生。这是我与林校长的一面之缘。林校长当时态度平和、不站队。但过后教务部的领导竭力劝说这个答辩组的教师放行作弊的同学。因认为这是校方的意思，林副校长的形象在我系这些教授心目中一落千丈。
接下来披露一下过后发生的，也是我从未讲述过的事情。
当时是两名本科生涉嫌抄袭剽窃。有一名的论文好得出奇。参考书目中外文书几十本，更有海量的亲自调查的材料。答辩会上，这两方面都漏出马脚。最后一刻我问她：调查有录音或笔记吗，还保存着吗？她说有。我说：回宿舍拿一趟。只要有调查记录，任凭她论文中的其他不实之处，我都准备放行。但直到最后一个学生答辩完毕，她也没有回来。此时该同学已经获得美国大学的全奖。而答辩会上的结论是重做论文，延迟毕业。稍后该生又伪造了调查采访的录音。随矛盾上交，此事在我系师生中成轩然大波。在几方对峙，我坚持不退让之时——我的态度系内师生皆知，该同学来电话要和我面谈。我一再表示不同意面谈，她再三再四地坚持，最后她来到我家。见面后就说：我是作弊，我钦佩您的态度和眼光，我只对你一个人讲，我也必须对一个人讲出此事，不然我心里堵得慌。在教务部和我系教师座谈会上，我只分析论文，不谈该同学和我的谈话，因为那是私人谈话，不该作为证据。经过激烈争论后，达成妥协：两名涉嫌剽窃者，刚才说到的那位延迟毕业重写论文，另一位放行通过。放行的这一位，日后到香港读书，一年后再次作弊被学校开除。如此结局，让人唏嘘。
拙文“丑陋的北大人”中那一段落的结语是：“同在一个校园中，大家对北大名誉的理解与珍重竟存霄壤之别。”这里加上一句：大家对北大精神的理解，也存霄壤之别。
林校长道歉信的结尾，表达了他对一个白字导致大家忽视了他的重大思想感到失望。我认同他的大小之别。愿与林校长和大家一同关注、讨论更大的事情。
（作者为北大社会学系退休教授）
附：《丑陋的北大人》by郑也夫
这个场景，北大人称为一塌糊涂（一塔湖图）
笔者按：今年（2008）逢北大110年校庆，校宣传部早就在编辑一部纪念文集。本文是数月前应学校宣传部的几番热情邀请而勉力写成的。他们看后当即通知我，这样的文章无法入选。我却以为每个人有自己校庆的表达方式，校方应该有宽容的胸襟，不该像衙门那般喜听谀词。入不入那本文集，我说了不算。但该说出的话还是要说的。
我是2004年2月调到北大社会学系的。已经记不得多少次了，朋友们让我谈谈对北大的印象。我心口如一：我哪里了解北大，它是庞然大物，我是边缘侏儒，我只在有限的程度上了解我的一些学生。但是以后的经历却使我深深地疑惑：校内各级领导都了解北大吗？我们所知道的事情他们都清楚吗？经过各自主客观上的微妙组合，每个北大人都有自己对北大的印象。中心的人未必没有盲点，边缘的人未必没有洞见。一个基层教师可能见木不见林，一个全局领导者可能失去了细微和纵深。普通教师的积极态度就是利用一切机会谈自己的印象，发自己的牢骚。它是一个边缘人参与北大建设的第一步。
接触北大、形成印象，在成为它的一员之前就开始了。大概是1988年的五四，我应邀参加北大团委组织的一个座谈会。会上一位同学站昂首天外、慷慨陈词：“社会在改革，北大也应该改革；北大不要作象牙塔。北大有太多的没有用的课程，都应该撤销，北大要为社会服务，要为中国现代化做贡献。”我记得当时我也像他一样霍然起立：“照这位同学的看法，很多院系和专业应该撤销，梵文、考古等等，能够帮助中国致富吗？如果完全致力于实用，大学还是大学吗？”该同学的言论在那个时代，乃至今天，出现在社会上都稀松平常，使我惊讶的是，他可以在中国第一学府中像发现真理一样，坦然陈述。
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举办了演讲比赛，我当时还是人大教师，被邀请担任评委。第一个讲完，我的感觉是真好，别的学校本科生恐怕达不到。第二个讲完，惊呼更好。讲到第三个，觉得只有北大能如此人才荟萃。再听第四个、第五个，坏了，越听越倒胃口，仿佛看到了一批精致闪光的螺丝钉。听完全部，悲从中来。幸亏，有个异类，数学系的殷俊同学，风格迥异。写这篇文章时，我欣喜地从网上发现了他的演讲，引用几句，给大家一点印象：“学了地理学，我们知道，北大是一条河，前进时难免泥沙俱下，但进入社会的大海时，泥沙终将沉淀。但如果这条传统的河在某个重要地点淤塞了，就将腐败发臭，毒害而不是清洁靠近它的人。学了生态学，我们知道，北大是片森林，只有保持多样性，才能永葆生机。学了物理学，我们知道，能量越低越稳定，结构越规则越稳定。所以北大的同学们，请少一些浮躁，多一些严谨吧。学了统计学，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北大的一个样本，别人往往就通过我们来认识北大。所以我们要时刻牢记：‘我就代表北大！’我们来到北大，就像一张张软盘，到北大这台计算机上来，拷走了知识，也拷走了精神。在拷走的同时，我们还要问问自己，我给北大留下了什么？”最终殷俊获得优胜。评委们推举三人作总结发言，我是其中之一。我在发言中说：“你们讲的都很好，但是怎么好的像是一个模子出来的，今晚幸亏有个数学系的同学，他挽救了这场比赛，平衡了一个世界。我想二三十年代的北大不会是这个样子，不可能是这个样子，因为它那时的老师就不是这个样子，它的教师和而不同。”
演讲比赛上另一个令我悲哀的事情是主持比赛的同学对评委总结发言的顺序安排，倒数第三是谢冕老师，倒数第二是我，压轴的是白岩松。简直是岂有此理，谢老师是三人中年龄最长者，是三人中唯一的本校教师，白岩松是年龄最轻者，非学院中人。校园文化怎么可以轻看自己的长者，高抬一个媒体少年呢？同学们连本校的大牌教授和一个媒体记者的差异都不知晓，怕不是分寸可以度量的了。它发生在堂堂第一学府，足见今日中国之礼崩乐坏。
我在北大上的第一门课即将结束时，去北医三院看了一次病，记得花了二、三百元钱。我不懂学校的规矩，报销未果。补齐了手续，正发愁明天还要来校，不然就过期了。这当口碰到了上我课的一个同学。我将这事委托给她。但是我以后再也没有见到她。我猜想，她忘记了这事，那票据作废了，最终她选择了躲避我的策略。她如果和我讲出此事，我决不可能要她赔偿。遗忘可以理解，躲避是不可原谅的。过后我一直在想，要不要找到她谈谈，钱我当然不会要，教育她是我份内的事情：一个连这点责任都不敢面对的人，日后能担当家国重任吗？但我最终放弃了。没有得到应有的教诲是她走到这步田地的原因之一，我身为一名北大的教师却继续着放任。
那一年我系一个学生的毕业论文中有虚假成分。答辩委员会的一致结论是推迟半年毕业，重写一篇论文。系领导在没有充分了解情况下否决了答辩委员会的结论。矛盾上交，一直吵到校级领导。我们无论如何都想不到，在我们摆出全部情况，系领导听后放弃辩护时，校级领导却在连续两次会上，劝说我们宽大那位同学。他们大概不会想到，他们的声誉在多数与会教师的心目中一落千丈。这一幕令我们黯然神伤。古人云：国家兴亡，食肉者谋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同在一个校园中，大家对北大名誉的理解与珍重竟存霄壤之别。
这次争论不幸拨动了我系遗留下来的派系矛盾之琴弦。一位教师在冲突关口对我这个局外人说：当年校方为什么非要系所合并呢？两边都不是坏人，但我们争吵了这么多年，我们这些人的最好的时光都浪费掉了。我看她几乎要哭出来。我不知道我系派系的全部历史，但我亲身感受到这是怎样的一个系。我是个“老游击队员”。就读过的高校和供职过的单位，总计十个，可算见多识广。而这是我所经历过的最冰冷的、少交往的单位。而我们恰恰是最需要交往和沟通的所谓思想者。
外部人常以为，北大的学生最好。差不多每次硕士生面试后，都少不了几位教师大发牢骚。因为总会遇到多个笔试分数很高，难以淘汰的考生，他们除了应试的教科书，什么都没读过，有些已经应试多年。一句话，我们这些教师在同考生的博弈中被算计了。我们都知道，高级人才的选拔重于培养，你打死郑也夫，他也练不成刘翔。那么明知成才规律如此，明知我们败给了考生，为什么不挖空心思，反省考试路数，精心设计试题，重新博弈呢？似乎大家都很忙。我们的感慨，始于面试后的牢骚，也终于面试后的牢骚。年复一年，周而复始。
本系多位教师和我说过，社会学系的硕士论文是全校各院校中最好的。我没有比较，无从判断。但我是这两年中唯一读过我系全部硕士论文的教师，我知道，我系专心写毕业论文的硕士生越来越少了。如果他们都全力以赴，会有半数，即30人，达到现在的尖子，前三名的水平。他们心有旁骛，是因为择业的压力，他们忙不迭地去面试，用人单位动辄要他们去实习。择业大约要花去近一年的时光。一言以蔽之，同社会的博弈，我们同样是失败者。我们应该深刻反省，制定方针。可惜这同样是排不上队的事情。
人有足够的惰性，不然何需暮鼓晨钟，那敲打全为惊醒你。一个特殊时刻（譬如110周年校庆）也有这种意味，所以才有了这篇不合时宜、殊少颂扬的文章。
回到本文开篇的那个段子。一个认同实用的学生，怨得上北大吗，况今日社会功利滔滔。我们说，大学是服务于社会的。但这是一种特殊的服务，不生产衣食，不提供住行。它服务社会的方式，恰恰是要和社会拉开距离。它要平衡、反省，乃至批判社会主流价值观。他需要自己的规则，自己的标准，自己的气质，自己的情操，自己的精神。在这些方面，北大还有自己赫然凌驾于其他院校，凌驾于世俗社会的定力吗？如果这诸方面，不是大学帮助社会提升，而是任凭社会席卷大学，那其实是辜负了社会长久以来的重托，大学可以寿终正寝了。
郑也夫（北大社会学系退休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