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各界人士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悼念活动,纪念“六四”29周年,2018年6月4日(路透社)
《德国之声》专访六四流亡者吴仁华,29个寒暑以来他只做同一个研究。八九民运时仅33岁,没想到六四那一夜改变了下半生。他著书揭开涉事官兵背后另一面,但研究也逼着他不断重回历史现场,造成心理和精神创伤。2个月前,他来到台湾休养,重新出发。
1989年,33岁的吴仁华在中国政法大学做国学研究。当年4月17日,他和中国政法大学几百名学生进入天安门广场,生命就此改变。1990年,他逃离中国开始流亡生涯,一次回乡探亲后就遭拒绝入境。在《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中,揭开参与镇压官兵的另一面。
德国之声:过了29年,回想六四印象最深刻的一幕?
吴仁华:当然还是自己亲身经历的六四镇压还有屠杀的记忆,包括6月3号晚上到4号清晨5点30分在天安门广场武力清场的过程。另外就是6月4号清晨6点多钟时,我跟着从天安门广场撤出的学生队伍,在经过西长安街新华门附近的出口,那时有3辆坦克从背后追压学生队伍。当时压死了11名学生,受伤的学生也很多。这就是“六部口坦克追压学生队伍事件”。
德国之声:搜集涉事官兵资料目前的成果?
吴仁华:我总共搜寻了30万到40万解放军官兵的资料,经过无数的时间进行艰难的考证和搜寻,才确定有3千多名解放军官兵是六四戒严部队的成员,列出他们的名单。他们参加了六四镇压和屠杀事件,其中包括“六部口坦克追压学生队伍事件”的106二炮手。
德国之声:有机会和他们取得联系吗?
吴仁华:当年有20到25万的戒严官兵,29年过去,只有几名官兵站出来,写出自己当年的经历,其中有3名官兵从忏悔跟反对武装镇压的角度去说了自己的故事。另外有2名戒严部队的官兵,没有表示赞成或反对,只是简略地说出当年的经过。非常可悲,只有这么5个官兵出面。
德国之声:这几位官兵说了什么?
吴仁华: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下,很难跟他们交谈也无法联系,只有部分在在互联网上有简单的沟通。表达忏悔的官兵其中,39集团军步兵1164的李晓明中尉,军衔算是最高的,资料很有价值。他提到1164部队的许峰师长当时消极抗命,没有按照命令抵达天安门广场参与镇压,最后被军方处理。但因为很难找到资料细节,我一直在寻找许峰师长的下落,只知道他被撤职,离开了部队。表达忏悔的还有54集团军的官兵张世军。
另外我也发现29集团军的军长何燕然,还有28集团军的军政治委员张明春少将,他们因为消极抗命受到降级处分,调离野战军部队。张明春被处理后忧郁成病,不到一年就去世。
德国之声:收集受难者资料有什么新的成果?
吴仁华:关于受难者部分,天安门母亲群体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搜集死难者名单。在中国政府严厉的控制和打击下,她们的搜集工作非常艰难,但还是提供了一份六四死难者名单,现在共有202人。这只是当年死难者的一小部分。
我认为受害者还应该包括受伤者,像六部口坦克镇压事件,北京体育学院的方政,两条腿都被碾压没了。包括北京航空学院硕士研究生王宽宝,他也是被坦克碾压,整个骨盘粉碎性骨折。大概3年前,我们联络过他。他还在不断做新的手术。因为当年一直没有治好,又受了病毒感染,遭受了很大的磨难。当年中国留美学生,像是张雅来,他也是因为当时在中国参与六四活动,屠杀过程中他因为中枪,失去了一条腿。像这种受伤者的数量比死难者更多。也要做六四受伤者的名录。
另外,受害者还包括六四事件以后,中国进行全国大搜捕、清算、审判。当中遭到伤害的人,名单更多更大。根据我掌握中共公安部内部资料,截至1989年6月25号,全国除了西藏自治区跟陕西省没有统计外,另外29个省市自治区,已经逮捕11013人。25号以后,中国还继续拘捕和逮捕。这些人都受害者,我也要做名录。
德国之声:这样的工作听起来很庞杂。
吴仁华:工作量非常大,难度也非常难。但是我觉得必须做下去,因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纪录,还牵涉到六四屠杀这么一个侵犯人权的灾难性重大事件。如果没有加害者和受害者的基本记录,这个历史纪录完全是不合格。
德国之声:研究工作最困难的地方?
吴仁华:29年后,这个工作难度愈来愈大。但如果现在不做,很可能像文化大革命、反右派运动、土改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加害者和受害者都没有留下历史纪录。中国政府一直把六四视为最大的禁区,控制程度超过前述提到的运动。在这种背景下。资料相当欠缺。不像我过去的国学研究或是其他社会科学研究,可以到图书馆、资料室找现成资料。花了无数时间收集资料,还不一定是完整的,要反复比对考证,像拼图一样拼出六四真相。
德国之声:为什么认为这工作如此重要?
吴仁华:中国政府事后一直利用掌控媒体颠倒黑白,说北京发生反革命暴乱,戒严部队不得不镇压,给开枪镇压提供合理依据。他们利用录像、媒体把军队开枪跟部分民众以暴制暴,把时间先后、关系因果颠倒。因此还原真相、留下历史纪录很重要。
德国之声:自己作为研究者的心情?
吴仁华:长时间研究、收集资料。对我一个亲身经历屠杀的人来说,这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这些资料让我悲伤、愤怒、激动。这么多年接触对我造成很大的伤害。从2010年到2012年,我几乎无法针对这个主体写出一个字来。很多想好的写作题目和研究项目,一旦打开电脑,脑中就一片空白。最近一年多,我也没有写出任何东西,也是因为心理因素,让我很痛苦。我很隐晦地在推特说现在处于修身养性阶段,其实是我必须再次跨过心理障碍,修复好心理受创伤的部分,才能重新出发。
到台湾来,一方面是要做进一步资料收集,跟台湾学界交流。实际上也是要做休养。台湾毕竟是华文社会,交通方便、语言无碍。吃的东西,包括气候跟我的老家温州非常相似。既然不能入境中国回到家乡去做心理修整。我只能到台湾来。之后再开始预定的写作计划。
我是一个意志力很坚强、乐观向上。虽然曾为了自己的健康生活、跟我的家人团聚,考虑过要放弃。但又担心没有人继续去进行。六四屠杀还有很多细节和关键性问题需要研究。
资料搜集是很孤独的工作,受访时我说这是“一个人的战斗”,没有资源,没有基金会的支助,又是非常艰难的。我在北大古典文献研究第一门课,老师就说这个专业必须要耐得了寂寞,做得了冷板凳。再艰难、再寂寞、再孤独的研究当中,因为专业精神,我能坚持下来。
外人很难想象,这么多年来,接触这些资料,对我情感的起伏影响。无数个夜晚,我都是通宵达旦,在军人的网站上聊天室追踪他们的谈话。追踪中断的话,会错过最关键的话题。这么长年的,慢慢的对你精神伤害,我觉得很难说清楚,要让人去理解很难。
德国之声:来台湾授课的观察?
吴仁华:我在东吴大学和中正大学开设“六四事件真相研究”课程。当中有陆生来选课。尽管在台湾上网没有防火墙,他们对六四屠杀真相还是不了解。所以他们对这个课程感兴趣。他们虽然很好奇也想了解,但即使在台湾,他们还是有心理的恐惧。课程设计时,学校虽然有录影,但事先说好不要录听课者和提问者,但上课的陆生还是不敢提问。我感到有点悲哀。有陆生说有专门的人会负责监控或打小报告,就是“职业学生”,所以他们担心是有理由的。
德国之声:对香港和台湾,在平反六四上寄予什么期望?
吴仁华:不应该抱有太大的期望。当然香港对于六四事件的反应比较强烈,每年周年的游行和维园的烛光晚会已经成为标志性的活动。对于海外华人和中国大陆民众来说都很关注。很多中国网民看现场直播,反应热烈。我觉得这些活动很有价值、有意义,但是纪念六四活动对于平反六四起不了太大作用。“平反”这个词现在争议很大,中国政府不可能给六四平反,一旦重新“平反”,后续很多问题抵挡不住。但重新“评价”的话,既不指望香港、台湾,也不指望中国共产党。指望什么呢?只能说指望中国大陆以后能出现新的政治反对运动,出现一场社会变革运动。当然是来自于民间,不是中国共产党。只有中国社会发生变化以后,或是民主转型以后,六四事件才会得到公正的评价。
德国之声:在可预见的未来吗?
吴仁华:我只能说,不管3年、5年、10年、20年,总是有一天会出现这种情况。我曾经在推特上开过一个玩笑,毛泽东唯一的贡献就是以自己的死亡,证明毛主席“万岁”是个谎言。共产党永远执政也是一个谎言,这是不可能的。但我没法做预测,只能说总会出现这一天。
对我做历史纪录的人来说,我更不会去管3年、5年、10年、20年的问题。我只觉得必须抓紧时间去做。现在不做,以后就做不成。哪怕10年以后中国民主转型,再想做研究,当事人都不在了。像是文革,中共官方都说有200多万死难者,但能找到他们的纪录吗?不可能做他们的名录了。所以我不管有多久,该做的我必须现在就去做,为历史留下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