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现在来直接回答篇首引述的那位八九年出生的年轻人的问题，对于被殴的直接感受及其后的影响：
1.在被群殴的时候，我对张承志这些人是蔑视的，因为他们在老红卫兵中是作为打手出现的。而我自己的为人，无论观点是何，绝对不会作为权力，乃至谁的打手而出现的。
2.那的确是我在文革中的唯一的一次被殴。由于此后五十年，至今我居然没有再和那些人见过面，自然也就谈不上道歉问题了。
事实上这件事情涉及的不是个人是否道歉的问题，因为它对于我和张承志来说，不过是文化大革命以及那个决定了我们一生道路的社会整体的很小的一部分。而这也就是我之所以在回忆和张承志的冲突的时候，进一步描述我们在那场对立冲突之后各自的道路的原因。我希望让后来的人看到我们那一代人的不同追求和不同道路，当然最根本的是两种精神及文化倾向。
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那一代人中，后来有着多种倾向的发展，张承志和我可谓在那两个群体中具有相当代表性的两个人。
细心的人可以看到，他是权势集团、正统的彻底的意识形态化的倾向中，极为典型及标准的一份子。他甚至也可称为那个集团中走入精神文化领域的代表。而我则是当年的平民子弟，后来的造反派、四三派，在求知中、在追求独立人格及自由生活道路上，无论在知识上还是精神上都可谓是走得最远的代表。
在重新描述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上，我认为，用不着做价值判断，就能够一眼看出我们之间在文化及精神追求上，人生道路的不同，它大致如下：
A.人生道路：
张承志始终是沿着那个社会的道路生存，无论他是有职业还是自由职业，都是如此。而我由于思想的反叛，走向了流浪甚至流亡之路。
在共产党造就的文化精神气氛，人群结构中，他始终是那个社会的一份子，而我是一个游离于外者，即由于精神和知识框架，我甚至已经游离出了我所属红卫兵一代人，无论在国内还是海外。
到现在为止，我们两个人各自的五十年的经历已经成为一个鲜明的对比。我从红卫兵群体中的一员，真理部癌变的一代，终于成为了一个现代社会的孤独的中国文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已经没有了可比性。就对于人生道路的理解来说，这其实是最好的一个说明。
B.文字思想：
张承志的文字、文风，以及思想和我完全属于两个世界。我认为，要明白张承志的文字及表达是什么，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认真阅读奥威尔发表于一九四九年的《一九八四》。如果你理解了真理部的作用，其创作小说的方法和思想，它所规定的新话、新思维、止罪思想，以及这套新话、新思维的作用，那么你就能够知道张承志的所谓文学从何而来。
在现实的坐标系上，准确地定位他的文字、文风的另外一个参照系就是如果你能够清楚，何为被人们厌恶的文革的假大空的文风、文艺作品，你就能够找到他的作品坐胎于何处。
所谓假大空就是一种政治领先、观念领先，并且贯穿于作品的彻底意识形态化的结果。它和一般文学的区别是，它是一种布道，一种为了服务于一个观念或政治权力乃至利益的宣传，而一般文学是描述或者是抒发。它们之间最根本的区别就是“排他性”和“封闭性”问题。一般文学没有这种强烈的、带有“毁灭性”的“排他性”。
在这个意义上，他继承延续的当然不是中国文学，也不是以奥威尔为代表的一般的西方文学。他继承的是诞生于二百年前，把个人的思想及作用，把族群的要求及主张推演到最高的主宰地位的欧洲的滥漫主义（Romantic）潮流——那种替代政教合一中退出的基督教的世俗化宗教潮流。它在十九世纪的代表人物是马克思，二十世纪是列宁、斯大林、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在中国是毛泽东。而这就导致了我和他不仅在文字、文学，而且在文化传统上的根本区别。
和张承志不同，从文化大革命中觉悟并且反叛的我，在其后经过七十年代十几年的努力，我的文字及思想试图继承波普的启蒙主义、自由主义思想，奥威尔等西方自由主义作家，而这个努力让我最后回归到陈寅恪等中国的文学、文化传统。它显示在，在文字上我远则努力承继启蒙主义传统的简单清楚，言之有物，近则试图回到对仗起伏、错落有致的四六文韵，彻底脱离红卫兵式的语言及行文方式。从翻译体的二笔文字，我已经有意识地转向溶有史感古韵，刀锋般锐利、明确的文字。或许我的这种努力还没有成熟，但是我相信，我们在各自领域中留下的文字，后人自会见仁见智，因为它们之间的区别是不言自明的。
C.文化传统：在文化传统上，人们可以看到，在某种意义上，张承志是没有传统的，既不属于中国文学、文化传统，更不属于奥威尔为代表的一般西方文化思想传统。因为他所在的那个文化倾向的最根本的特点就是达伦道夫指出的，由于他声称自己及他所属的族群拥有真理，因此反对一切人类曾有过的传统。而我如前所述，直接继承于波普的启蒙主义、自由主义思想，得益于奥威尔等西方自由主义作家，回归到陈寅恪等中国的文学、文化传统。
那么张承志所陷入的这一文化精神思想究竟在人类文化思想的长河中从何而来，有何属性？对于研究这一百年的问题，研究极权主义问题的我来说，对于自认为是波普、阿隆、奥威尔，以及布拉赫的学生的我来说，他是一个典型的极权主义社会的文化现象，真理部产物。这也就是说，他属于由十九世纪初期后产生的意识形态，经过二百年发生、发展产生的意识形态化的社会文化现象。这个社会就是我说的后基督教社会，它是一种观念领先，族群利益领先代替基督教统帅一切的世俗基督教社会。所以抽象说，它是后基督教社会、世俗基督教社会替代宗教文化、文学；具体说，我想他自己也不会否认，他是属于由马克思主义形成的“新的传统”。
细心的人可以看到，张承志身上没有任何中国文化特质。因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传统，是十八世纪末期、十九世纪初期西方在政教分离后产生的一个独特精神及文化现象。它是一种试图取代退出的基督教的世俗精英的努力，一种替代基督教而出现的世俗基督教潮流。这也就是说它是一种世俗宗教文化及政治现象。而在这个意义上更广泛地说，它是源于亚伯拉罕的三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世俗化、政治化的结果。
共产党意识形态替代的是基督教神学，共产党社会的彻底的意识形态化替代的是基督教社会的彻底的政教合一、等级僧侣化的社会。而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张承志才能够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狂热的红卫兵意识形态毫不费力地变形为所谓伊斯兰宗教狂。
6.
在当代世界对于意识形态及意识形态化问题的研究发展中，可以让我们看到：张承志，其人、其文字、其文化，可以说是人们所关注的发生于最近一百年的极权主义潮流中的一个典型精神文化现象——极权主义文化的产物。这也就是我常说的，《一九八四》中的真理部强力推行的精神文化产物。对于时下世界的形势及问题，我认为，我们并没有因为发生过八九年的柏林墙崩溃的历史性转变，而远离灾难，当代人依然处于历史漩涡中，因此认识到张承志的这个特点是重要的。
我之所以说他是典型的极权主义文化的产物，因为人们都知道，导致最近二百年世界性的灾难的两个中心问题：
第一是族群问题，从马克思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思想，到希特勒的种族思想，到南斯拉夫以及非洲的极端的地域、族群冲突，一党专制思想，乃至伊斯兰所谓原教旨主义分子、恐怖分子，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等，所有这些问题的共性就是“族群排他性”的问题。
第二是意识形态问题。伴随政教分离后，世俗的知识精英以真理的名义，以学说、观念的名义，制造纠纷、攫取权力而产生了意识形态问题。他们用意识形态化挟裹社会大众，散布仇恨、排斥、迫害不同思想及信仰的人。
如前所述，在这两个基础上产生的作品，不是艺术，而是世俗神学、世俗宗教征伐的布道及宣传，这就是人们已经看到的文化大革命以来的那些假大空的作品的本质。而这个特点其实也构成了希特勒的文艺、共产党的文艺，乃至今天世界上任何一类以政治为领先，以观念或者思想为主导的作品的类似性。而这个特点就是“张承志们”从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到文革中的“接班人之歌”，再到《旗手为什么歌唱母亲》、《黑骏马》、《北方的河》、《心灵史》，从没有感到需要反叛和否定自己，感到需要改变自己的语言方式、叙述方式的原因。
所以我认为，张承志一生都浸淫在红卫兵文学中，如果谁看不到这点，那一定是他的审美口味出了问题。
对此，人们可以进一步看到，就问题来说，构成张承志和我最根本的区别的是：“族群思想问题”和“意识形态化的语言方式”问题。这也是最近二百年西方文化在地球上蔓延所带来的根本问题。为此，就价值来说，我推崇的是普适的人权自由的价值，是四海之内皆兄弟，有教无类的中国传统思想，是多元文化的平权思想；就方法来说是对于个人感受的描述，具体问题的讨论——拒斥意识形态！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无法容忍一党专制，无法在党文化的空气中、土壤中生活。然而，张承志却是反之。所以现在可以说，过去五十年，我们两人，同样的红卫兵一代的人，已经为后人留下了两条清晰的不同追求的轨迹。
2018.8.24德国•埃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