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张承志们已经江郎才尽，所以才攻击、批判别人。
王朔认为“张炜以思想家自居，这一点和柯云路很象。柯云路是走到左道旁门了，玩气功了。张炜好象无所适从，他跑到山东去搞精神家园，作品越写越差。……他最早把风景描写刚过了关，他就在思絮录中写道：一个作家要是不会描写风景，那就不能称之为作家。后来过了一些年他好象认为自己有了点思想了，我又看见他写道：一个作家要是没有思想那就不能称之为作家。他总是随着自己的一点点进步不断地修正‘作家’的定义。纵观张承志和张炜的创作，他们现在都处在创作的低潮期，已经拿不出有力的作品了，所以转向张扬些什么、批判些什么、攻击些什么……”。
他最后说“张承志也好，张炜也好，你们不是有这样的观念、这样的情怀吗？你就把它写成最牛ｘ小说，当然得是公认的，别象贾平凹似的，写出来的不是东西、挨骂。”“我认为我将来一定能写出特别牛ｘ的小说。我就敢吹这个牛。”
〔4〕现在的文学水平比三十年代要高
对于一些人认为现在的文学创作很不景气，他说，“我们不妨对比一下三十年代─被认为是‘五四’以来文学最昌盛时期的一些大家，包括郭沫若老师的诗歌、茅盾老师的小说，甚至巴金老师……咱们都算上，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作家比如苏童、余华、刘震云、刘恒等在文字能力等方面超过那个时代所谓的新感觉派之类，文字水平的进步那是非常明显的。。”他认为，所谓文学的不景气不过是视听艺术的发展夺走了旧有艺术的影响力，并不说明创作水平下降了。
三．站在正统文学和红卫兵文学肩膀上的小说家
第一次朋友对我说起《心灵史》，我没有兴趣也没有时间去看它，第二次朋友对我说起它，我敷衍过去，第三次、四次……，那么多有“思想”，有“才华”的人推荐它，就象去年推荐《第三只眼睛看中国》一样，我急切地想要看一看它了。
为了寻找一本张承志的《回民的黄土高原》（内有《心灵史》），朋友帮我给青海出版社打了电话。然而在我离京前还是没有买到。直到我回到德国一个月后，才总算找到，从北京辗转带给我。
我必须承认，这是不见张承志二十多年后第一次认真地读张承志的作品。自从我不再认同共产党社会的文化后，任何得到那个社会承认的东西，如获奖，对我来说都是一个负的参数。他在文学上出道初期的作品，“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黑骏马”、“阿勒克足球”，只是出于对老同学的好奇，我都翻看过。但是，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没有任何新意，他没有突破性的变化，仍然在以前的路上走，增加的一点只是他在很多方面模仿艾依玛托夫。这和他曾经在草原上插队生活了几年有关，也和他的有限文学知识和思想素养有关。因为当时在大陆出版的有限的文学著作中，出版了几本艾依玛托夫的书。
我感到，张承志最早的文学冲动所显示的是，他不折不扣地走在共产党社会中的正统文学的道路上。这种文学可能会比其前辈贺敬之、魏巍、玛拉沁夫等人，甚至比苏联和东欧的那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更加成熟，但是终究是没有生命力的，不会在文学史上留下什么。直觉告诉我，张承志很难走出这个框架，很难和世界其它地区的文学交流、相比、融汇。所以，从此我不再读张承志的作品，即便是在别人向我吹嘘他写的“北方的河”如何好之时。
这一次，我仔细读了《回民的黄土高原》。虽然是我最熟悉的文风，但是现在我绝不愿意认同它，套句时下流行的时髦话说，这是共产党文化“话语”霸权下的产物，叫我如何认同它。
如果说红卫兵文风是受前辈左派知识分子，如贺敬之、魏巍、乃至戚本禹、姚文元等人，受前辈党的理论工作者，受各类党文化作品的影响产生的，那么可以说张承志今天的文风继续了他们当年红卫兵文风，虽然战斗的词句少了一点。但是，所使用的语言、概念，语言的韵律、节奏，语言中包含的情绪都和当年一样，没有任何变化，只是更成熟了一些。事实上，张承志从没有感到过有变换自己语言的必要。这样的语言在张承志的作品俯拾皆是，如在“海骚”的开始，
“这不是北方阿洛达莱的春三月；草地上白毛风星期的日子再可怖，但马蹄子踏着的是冻得铁硬的泥土呵！
这不比西省灰条沟崖的落雪天，山沟里冻破石头的日子再孽障，可镢把子顶着的是热气股股的故土呵！”（见《回民的黄土高原》，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3页。以下均引自此书）
这里既有贺敬之也有郭小川诗的痕迹。
“长久以来，我匹马单枪闯过了一阵又一阵。但是我渐渐感到了一种奇特的感情，一种战士或男子汉的渴望皈依、渴望被征服、渴望巨大的收容的感情。”（第239页）
这是和文化革命时的文体一样的一种进军式的散文，一些慷慨激昂的空洞的大话。
“对于我─对于你们从《黑骏马》和《北方的河》以来就一直默默地追随的我来说，这部书〔指《心灵史》─笔者注〕是我文学的最高峰。我不敢说─我还会有超过此书的作品。甚至我还在考虑，就以这部书为句号，结束我的文学。
对于我在1978年童言无忌地喊出的口号─那备受人嘲笑的‘为人民’三个字，我已经能够无愧地说：我全美了它。这是对你们的一个约束；如今我践约了，我没有失信”（第245页）
“─那时，你们不仅觉得自己触着了我的心，也觉得自己触着了大西北的心。我的感情，你们的感情，死去的烈士们的感情─会彼此冲撞。那一刻的震撼将无法形容。我坚信那千金难买的一刻一瞬。我崇拜它。未来的人类将因此而羡慕我们。他们会觉得：在人世间，再也没有一份比这更珍贵的感情了。”（第246页）
这种肉麻的自大在自由社会的作家中是很难找到的，只有在那种极权社会和权威文化中，在那些极端的教派团体中才会出现。
“描画这样一个硬壮的汉子么？
任何旧文学的手段都无法奏效。”（第240页）
“他们并没有怀着对殉教者的同情渗入调查。他们缺乏对于人的心灵力量的想象力，因此也不能获得秘密。而历史从来只是秘史；对于那些缺乏人道和低能的文人墨客，世界不会让他们窥见真相。”（293页）
这种夸张的基础是一种自以为是的马克思式的先知，一种对一般文学的无知，及由此而来的文化革命式的所谓对旧世界的蔑视。再如，
“中国对此一无所知。中国对心灵和心的灵性，从来是冷淡的。”（265页）
这种夸张的语言可追溯到马克思，以及雨果那种浪漫派夸张的语言的中文译文的特色。为什么会这样习以为常地大量使用夸张性的语言，为什么在绝大多数大陆知识分子的作品中经常如此，原因就是那种极权文化的自以为占有真理，自以为代表真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意识形态化和教条化，这一切必定导致假、大、空。这种特点甚至在金观涛等人的所谓哲学作品中都可以让人一眼看出。这种自大而无知伴随着一种虚张声势，在作者看来仿佛只有“历史”、“人民”、“人类”、“危机”、“尊严”、“孤独”、“宇宙”、“神秘”、“高尚”这些名词，“一切”、“高、大”这些形容词，才是大文学家和大思想家的语言和问题。如：
“毛拉说：‘知识的终点，是主的认知；伊斯兰的终点，那是无计无力！’
我坚信，一切哲学，都会被这句话震动。”（第261页）
“在苏四十三出世时，大时代悄悄降临了。”（269页）
“他的时代，用教内术语来说，已经全美。”（288页）
在此我只是引述了极少的一些例子，这些语言遍布在《回民的黄土高原》中的每一篇作品中。
分析这种语言和其它文学语言的不同，分析中国从三十年代以来到七十年代，乃至八十年代语言的蜕化和萎缩是一个很重要的学术题目，不是两句三句话可以说完的问题，我的朋友，研究德国文学的诗人吴建广正在作这一工作。我想说的只是，这是一种典型的共产党社会，极权文化的文风。我提出这点，也是想先对王朔的自以为是作一个注解。
我虽然不是专门研究小说的，但是也还是感到张承志的小说的结构仍然和已往和时下在大陆仍然流行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的结构没有任何形式上的不同。他甚至没有能力象王蒙那样玩弄一下新的形式。他和王蒙的这种不同非常能够说明二人的特点，是一个很值得作的题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