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极权文化崩溃前的烦躁
就思想来说，张承志小说中仍然是超越个人的抽象的“历史”、宗教、人民等主导，每个人的生活和喜怒哀乐都受这种超越个人的东西的主导。他把它称作“信仰”、“精神”。在他的小说中不是个人生活中的内在的冲突，而是人的全体和历史、宗教、社会的冲突、意念的冲突。在文学中，以这种抽象的意念冲突的导引并主导着的作品实际上就是一种主题先行的作品。它所导致的是把人抽象化、平面化，使人失去复杂的、丰富的、不可解析的生活内容。
人和自然的关系，在文学中肯定是作为个体的人和个体的自然。整体的人和自然的关系的讨论则必然把人们拉向大而空泛。如果它只是一种讨论或推测还好，如果它被教条化、意识形态化，被人们用来代替个别的、真实存在的具体的个人和自然，那么它就会脱离文学，步入宣传。
宗教和人的关系，不，在文学中应该说是人和宗教的关系，在那里揭示的人们的生活，不是宗教导引着人的生活，而是在人内在的对爱的追求中，内心中和情感中的大量的宗教因素和社会、政治、制度、世俗的宗教，以及家庭、宗族等的冲突，以及由此而来的不可解脱，不能克服的矛盾和背谬所带来的悲剧。
这种悲剧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中的所谓悲剧不同。那种悲剧是由于你遇到了坏人，灾难而导致。而这种悲剧则是内在的，必然的，人活着则必然无能为力的人生悲剧。
由于张承志始终是位于极权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主流文学中，甚至远离对社会稍有批评的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因此他不可能，也没有能力提出这些问题和处理这些问题。宗教在张承志那里只是煽情的意识形态，某一群体的口号。
极权社会中的张承志不过是深沉的流氓，王朔把它说俗了，但是却是一针见血。他根本没有一般社会中的知识分子的道德规范，因此，把他作为抵抗投降的高尚，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除了我们在上文所引述的作为“黑骏马”的作者那种沾沾自喜，事实上，在他的作品中经常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在一般人面前的俗不可耐的自得和对尘世中权贵的垂涎谄媚，如，
“在这个尔麦里的打依尔上，我被它彻底地征服了。我把一名优秀作家的自信，第一次变作虔诚献给了它。”（292页）
在《心灵史》的前言中，他炫耀地说，“当我的《金牧场》发表时，曾经举办过一次朋友间的小小庆祝会。沙沟农民马志文被我作为第一名贵宾，介绍给包括文化部长王蒙、美国大使夫人包泊漪在内的客人。”（241页）
然而，张承志可以在八十年代初期和中期仍然不顾社会的变化而沉浸在极权的正统文化和文学传统中。社会演变到了八九年，尤其是其后，张承志所赖以生存的那种文学气氛，文学手法，文学空间却是在社会的变化中越来越狭窄，由于他自己的特质决定，他甚至不能和王蒙、王朔那样随波逐流，顺应极权社会苟延残喘的变化，作个弄潮儿。这可能就是王朔所说的，卫道的红卫兵天性所至。水落石出，他越来越深地感到威胁。
对极权社会文化的衰败，张承志的反映是两方面的：这就是“抵抗投降”和《回民的黄土高原》所显现的。
一方面，他再次跳出来卫道，所谓抵抗投降不过是再次的“卫道”而已。因为，张承志从来也没有反叛过社会，当然更没有反叛过扼杀人性、扼杀任何追求真善美的冲动的极权专制制度和共产党。同样也可以说，张承志从来没有追求过我们一般所说的人性的解放，追求过“真理”和知识，追求过真正知识分子的生活，否则的话，他怎么可能从来没有和共产党社会产生过冲突呢？张承志理想中的高尚、社会伦理秩序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是正统文学赖以生存的“三纲五常”，可惜已是昨日黄花。而这种极权文化的衰落和瓦解，使他一直坚持的人生道路，文学道路的基础动摇了，市场萎缩了。大厦将倾，张承志们本能地要坚持、维护旧有的伦理秩序、旧时的文学，反对对旧日的一切偏离。
除了这种卫道外，另一方面，生活在极权社会崩溃的时代，他必然要到别处去寻找出路。六十年代表现出很强的干部子弟意识，七十年代末期有很强的所谓“人民”意识，而从没有很强的回民意识的他，在八十年代初期以后发现自己竟然首先是一个回民。要把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的红卫兵发起人张承志走向黄土高原，转而宣扬伊斯兰教思想了，并且据说成了某些教派的精神领袖，这真让一些还没有走出共产党文化的知识分子瞠目结舌。
这其实和时代有很大关系。张承志没有他的前辈贺敬之、玛拉沁夫等人那样有运气，随着共产党的上升而成名。他所处的时代是共产党文化式微的时代。这类作品越来越失去市场。人们虽然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抛弃这种文化，但是，在表面上却是以远离这种文化为时髦。张承志当然不能恪守红卫兵文化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的理想主义，然而，任何反叛都是痛苦的，任何反叛首先要砸碎的是旧的自己。这不仅需要敏锐的才气，甚至需要“视死如归”的勇气和“虽九死而不悔”的坚韧。二十岁的张承志不曾走向这条路，那时他迷恋特权、憎恨平民，现在，眷恋尘世的他更不会抛弃掉旧有的一切，他想要寻求的是这种文化的代替品，当然要有高尚的外表、神圣的光环。
寻找替代“画皮”，匆忙的转化，从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共产党及其精英所表现的这种现象在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转型前后都如此。中国虽然没有象东欧那样崩溃，但是也具有这种特点。我曾经问过一位从克罗地亚逃到德国的难民，为什么过去似乎一直在“渐变”、被魏京生称为第五个现代化样板的南斯拉夫今天会比任何东欧国家都糟糕，出现这样的不可收拾的混战情况。他告诉我，八八年时南斯拉夫情况从表面上看的确很好，人们甚至认为，再过几年他们的经济就会和西方一样了。但是，共产党人不愿意放弃他们的权力和财富，因此挑动激化了各种矛盾和冲突，从而造成了今天的局面。日前，我曾经就这个问题再次问过一位在匈牙利任教的南斯拉夫教授。他告诉我，在南斯拉夫以前的共产党人就是现在的民族主义甚至宗教主义极端分子。很少有共产党人，会轻易放弃他们的权力和财富。处于转化中的东欧各国情况各异，以前的共产党人现在分别成为民族主义者、国家主义者、宗教主义者、地域主义者、权威主义者，甚至所谓“民主”社会主义者等。但是这一切的基础和尊重人权的民主文化都是不相容的，他们寻找的是一种掩饰极权文化的权威文化，是一种与民主人权的对抗品。这是很危险的。
张承志的这种变化是这个潮流中的一朵浪花。他敏感地意识到红卫兵时代捍卫的马克思和“为人民”已经日暮途穷，而转向伊斯兰教。在这种转化中甚至没有让人感到和他身上固有的那种马克思主义，正统思想有什么冲突。他的思想和方法，知识分子的伦理道德也没有任何改变。事实上，人们可以透过张承志从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表面变化，来观察极权社会的文化的变化。
但是，问题更加严重的是，今天和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不同了，动荡的极权国家犹如即将打开的潘多拉的盒子，它隐藏着各种变化的可能，各种危险。
张承志是极权社会的宠儿中最早跳出来玩“火”的一些“知识分子”。在那个民主文化，人权意识薄弱的社会中中玩弄宗教主义、民族主义，是十分危险的。他从精神世界带来的变数要过于当年红卫兵文化给尘世所带来的危害。人们必须警惕，那些个自以为占有真理，自以为无所不能的各类权威主义分子，一旦狂热起来，一旦行动起来，是不会考虑社会和平民的利益的。极权主义的文化，从希特勒到共产党，到今天的南斯拉夫给世界带来的危害应该引起人们的警惕和思索。
五．鸡蛋是从大头吃还是从小头吃的争论
一位朋友问我，你批评张承志，是不是反对理想主义，王朔和张承志的争论是否可以归为要不要理想主义。
如果理想主义从西文（Idealism）和中文来说都意味着以一个思想和观念为最高目的，那么，有各种各样的思想和观念，有各种价值的思想和观念，就必然有各种各样的理想主义。例如，有马丁·路德·金的金色的人权梦想，也有希特勒的种族主义的黑色的理想和血红的共产党专政理想。因此，争论的问题首先应该是要什么样的价值。只有解决了价值问题以后才能辩论是理想主义还是现实主义，还是物质主义（唯物主义）。然而，即使如此，人具有各种性格，社会是多元的，这种争论基本不会有唯一的答案。只可能是，在某一历史时期，是否某种倾向可能影响更大，或产生的影响更为积极、有效。
关于如何评价王朔、王蒙和张承志的争论，同样也是如此。首先我们要看王朔和张承志在价值问题有没有分歧，这包括对社会、人的价值和文学价值的看法。当我们这样分析问题时，我们可以从王朔对张承志的“批评”中看到，无论是道貌岸然的张承志、王蒙，还是似乎“玩世不恭”的王朔，他们在价值问题上没有根本性的冲突。他们都认同共产党极权社会的价值，认同正统文学。他们都是极权社会和极权社会正统文学的产物。（关于王朔，笔者将会再写文章分析）
王朔和张承志所争论的是，在极权主义的框架内是要理想主义、现实主义，还是物质主义问题。这种争论与五十年代以来关于封建社会是两千年还是一千年，美的阶级性，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还是革命的浪漫主义，乃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的标准的争论是一样的，是极权社会内部的政治和社会文化需要，没有实质性变化意义。对这一争论人们可以分析的只是，究竟是王朔还是张承志对“共产党社会”的影响更为积极。
自从七十年代末期以来，《今天》和《星星画展》的出现实际上标志着一种非官方的，新的文学和艺术冲动的出现，一种人性的觉醒和对极权制度及其社会文化的反叛。主流文学中的张承志自始至终和这一潮流格格不入，时至今日他和王朔的这种争论仍然如此：无论就对一般价值的追求来说，还是知识分子对知识和文学、艺术的追求来说，都没有显现出一种新的价值，新的文学冲动，因此，张承志和王朔的争论，实在可以说不过是鸡蛋是从大头吃还是从小头吃的争论，毫无实质性的意义，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饮鸩止渴，阻碍了人们在文学上对新的价值和方法的追求。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德国埃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