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无稽的“抵抗投降”
刚到北京，就几次在书摊上看到印刷精美的“抵抗投降丛书”，一本是张承志的《无援的思想·张承志卷》，一本是张炜的《忧愤的归途·张炜卷》。我隐隐约约地知道，他们认为一些知识分子在堕落，王朔式的文学倾向是堕落，要抵抗这种潮流，不投降，但是更进一步的情况我就不了解了。实在说，原来我也不想了解。
张承志抵抗投降，他什么时候不投降呢？这位当年和我一个年级的清华附中老同学，由于数理成绩不好而不能出人头地，因此对学校领导强烈地不满。天下未乱蜀先乱，还在六六年前，北京一些中学里的不得志的干部子弟就躁动了，还没到六月，张承志和一些干部子弟就起来造反，要求校领导紧跟党中央，高举毛泽东思想大旗，在批判三家村的潮流中清肃那些“白专”学生。红卫兵的名字就是张承志起的，他自己明白地说过，“就叫红卫兵吧，意思是作毛主席的红色卫兵，同阶级敌人、反革命修正主义斗争到底！”这是张承志的第一次“抵抗投降”，当然他是否把斗争进行到了底，还没有答案，现在只能说，他坚持了下来。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背谬，起来维护最有权势的人的勇气竟然是值得自豪的。
红卫兵们深知江山是他们的江山，极权社会的文化怎么能让那些资产阶级子弟分享。那些资产阶级子弟是专政的对象，是被统治者，精神世界怎有他们的位置。因此要抵抗投降。
文化革命爆发了，毛主席的红色卫兵张承志们得到了伟大领袖的垂青。“三论造反”和一篇“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真不愧得到党的二十多年的培养，把从批判红楼梦、批判胡风、九评苏共公开信到戚本禹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姚文元的评三家村以来的文风，把共产党极权社会那种完全意识形态化表现得淋漓尽至。那时，张承志们开始第一次充分享受特权，享受极权社会文化的天伦之乐。作为纠察队长，张承志手提一根宽皮带，身穿褪色的军装，带领队员，鞭挞老师校长和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好不威风。不知怎的，时过三十年，我脑子中的张承志还是这个形象，“打手”。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张承志的父兄们潜在地形成对毛泽东一人的极权的危害，也成了毛泽东的整肃对象。毛泽东居然发动那些曾经挨整的平民起来对抗他们。刚刚肆无忌惮、耀武扬威了几个月的张承志们又滑落下来。于是张承志成了“联动”，有生以来第二次“抵抗投降”。张承志粗壮的身体，永远把他置于武打的第一线。六八年初，在他的第二次抵抗投降中，我有幸被张承志组织并为首的二十几个人群殴，两颗门牙差点被张承志一拳打掉，设身处地地体会了张承志的第二次“抵抗投降”。
平民们当时的造反虽然是被毛泽东所利用，但是，张承志们痛恨和对抗的却不是毛泽东，而是平民们。张承志的前两次对抗投降都不过是对抗向平民们投降，捍卫极权制度和极权社会的文化。而这种制度和文化那时甚至谈不到受到进攻，而只是受到一些影响，或说稍微放松了一点而已。
张承志虽然在六八年没有享受到他那一圈子人的特权，和大部分平民子弟一起下了乡。但是在极权社会的主流文化政治生活中，他永远是不会被抛出来的。大学刚刚恢复，张承志就作为优秀的工农兵被保送到了最著名的学府北京大学历史系。张承志在清华附中的经历当然使他深知，没有共产党，没有文化大革命，和那些平民子弟竞争，他是很难考入北京大学的。因此，在张承志的潜意识中更加强了“抵抗投降”那种原始冲动。
一九七五年右倾回潮，张承志和他的朋友经历了第三次抵抗投降。其实在共产党社会凡属右倾都不过是给平民稍微多一点生机，使社会能按照正常秩序运行。例如还是保送工农兵上大学，但是增加一点业务考试，但即便这样，张铁生还是交了白卷抗议。我的一位同班同学陶正，虽然出身平民却积极依附干部子弟，也是张承志同创红卫兵的同志，也是在其后插队又被保送进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时下也是有了点名气的作家，那时和另外几人一起充满激情地创作了捍卫文化大革命的“理想之歌”。他和张承志们一起在那些官方垄断的刊物上一遍又一遍地回忆他们草创红卫兵时的“伟大”情景。抵抗向右倾投降，这是张承志的第三次“抵抗投降”。
这一抵抗投降运动还没有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好处，就发生了七六年的粉碎四人帮。此后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压倒性的舆论。尤其是掌权的很多人都吃过文化大革命的苦，张承志们当然不敢再回忆红卫兵那美好的时光，也没有任何“抵抗投降”的冲动。他的“抵抗投降”从来没有反叛过社会和掌权的统治者。
自从七六年底后，社会和文学都产生了一些变化。首先是受尽苦难的党内右倾派开始利用社会压力有限地清算过去的那些所谓极左，由此产生了带有内部批评性的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其次是经过了三十年的极权统治后，受西方和苏联的解冻文学影响，在一小部分青年人中产生了人性和文学的重新觉醒，出现了《今天》和《星星画展》，非极权主义的艺术潮流的再次萌芽。
然而，在这种人性的觉醒开始反抗政治压迫的形势下，张承志虽然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却和陶正一样没有和上述任何一类人同流合污。一九七八年，他以“骑手为什么歌颂母亲”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一九八一年“阿勒克足球”获得第一届少数民族优秀文学创作奖，一九八二年以“黑骏马”，一九八四年以“北方的河”获得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中篇小说奖。其间和其后，他还获得了很多别的奖。他从模仿艾依玛托夫开始，描写自然和“人”，绕过了令他尴尬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因为这是共产党执政以来最大的一次怀疑和反抗潮流，它甚至在某些方面得到最高的掌权人的暗示，因此，“知识分子”中没有人敢轻举妄动地“抵抗投降”。骨子里就没有桀骜不驯这一词的张承志当然更不会蛮干。值得一书的是，虽然是在这种形势下的八十年代，但张承志和陶正们却居然始终是浸淫在正统文学的河流中。正统文学的语言和技巧始终滋润着他们。他们茁壮地成长。
这是一个命途多舛的时代。八九年中国和东欧的事件虽然没有使中国社会彻底改变，但是固守已往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已经不可能，中国必须变，也只好变了。张承志本来应该成为魏巍、贺敬之、玛拉沁夫那样的作家，时运不济，他当然也要变，但是，他不会参加八九年那样的平民运动。九一年，我的一位校友说，他转向了伊斯兰教，成了教派的精神领袖。九四年，我第一次回国探亲，又听说他出来反对丧失理想的庸俗。这一次，一踏上故土就看到了张承志的第四次“抵抗投降”。
张承志抵抗投降，抵抗向什么投降，他什么时候不投降呢？
二．是高尚，还是深沉的流氓
我的另一位校友，现在也成了“著名作家”，抽“大鸡”牌香烟（诗人张洪波说这是山东产的名牌香烟）的甘铁生，搬了家，新地址既不能通信，也没有电话。直到我要离京的前一天才从电话中又听到他那嘻嘻哈哈的声音。我调侃地问他，“听说你的新作将超过（捷克作家）昆德拉的水准，那中国作家群中将失去了一位‘甘机’，诞生了一位甘德拉了。”
“这还用说吗。”
“喂，甘德拉，书摊上有一本张承志的‘抵抗投降’，郑也夫兄还向我吹捧他的《心灵史》，你看过这本书吗？我买不到。张承志那种正统文学怎么你们就没有人说一句话。”
这一下子打开了甘德拉的话匣子。
“知道吗？前两天王朔在《北京青年报》的采访中大骂张承志。”
我按图索骥托朋友找到了八月三十一日、和九月七日的《北京青年报》。不用说这样直接尖锐的辩论会使该报销售直线上升。因为这种批评和辩论甚至在海外的文学刊物《今天》中也看不到，因为世故的知识分子只会在暗中角力，在明处经营自己。对王朔我虽然有看法，但是，他还是有可爱之处。对这场争论中的王蒙也是如此，我对他有强烈的看法，但是必须承认，他比他的对手还是明白清楚一些。
王朔在尖锐辛辣的采访对话中谈到了以下几点：
〔1〕抵抗投降，王朔认为那两本书象大字报汇编，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多激情，不知道这是他们的一种文化姿态还是骨子里就这样。
王朔说，他是一个普通人。而张承志和张炜都摆出一副不是普通人的样子。抵抗投降丛书称张承志为“大的勇士”，那种肉麻是文革以来所仅见的。“张承志可能和他当过红卫兵的经历有关，他这一生注定要为捍卫信仰而奋斗。象他这么有学问的人完全可以凭自己的智力生活，不一定非要捍卫什么。”
〔2〕王朔承认自己是无所谓的流氓，而张承志们也不过是深沉的流氓而已。
对于人们认为王朔和张承志代表两个极端，丧失理想的庸俗和高雅，王朔认为，张承志很聪明，他选择的只是一种文化姿态，他并没有吃任何亏。“我看张承志对生活也是很在意的，也没有拒绝世俗的幸福：比如为了房子去当兵，为了畅销用外文（日文）写作……我觉得要说媚俗这也得算是媚俗了吧！我看哪位中国作家恐怕最堕落的才会用外文写作，而且是为了畅销，写的也不是自己心里想写的东西；我看他书中写到那本书在日本印了四万册而且用括号括出‘还要再印’，这很有点沾沾自喜了。”
王朔认为，清华附中，红卫兵……理想主义曾经给张承志们展现过非常辉煌的、终生不能忘怀的东西。与此不同的是他接受了这样一种表达方式即北京话中的这样一个特点：我要谴责别人就得先摆正自己的位置，我要骂你首先我得认同我也不是东西。并不是因为你比我低我谴责你，而是你跟我一样你却装的高所以我要把你拉下来。“这种人是有官称的，就是比较‘深沉的流氓’，他们也形成了一批代表性的人物，在电影界里也有这类的代表人物。“我觉得我大概属于那种‘比较无所谓的流氓’”。
谈话中，王朔甚至认为鲁迅也是聪明的，作了十四年北洋政府教育部的小官，在上海选择居住在日租界，与日本特务内山保持良好的关系，并用日本特务的经费出书，这都没有影响他的“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