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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金庸警觉了我 拒绝“政治找上门”

——金庸与我

金庸回归中国政治后的转变,太多让人皱眉的事,“双查方案”、“解放军颂”只是其中一二。他的转变对我后半生的影响也很大。因为我看到,一个写一手好文章的人,论政就好了,参政真是不适宜,政治酱缸不是给书生们混的。

死者为大。一位蜚声华人世界的名作家之逝,这两天可说颂扬之声响彻香江,各类相识的、不相识的或近年才攀关系的,都发声了。我本不拟再凑热闹,但昨天年轻朋友Nora转来网络年轻作家卢斯达一篇文章,Nora附言说:“金庸先生和你是好友吗?希望不要介意我share这篇文章,今天看完后反思良多。我事前都不清楚这些事,如果属实的话,我觉得他在不同阶段选的路,好像是你的完全相反。”

我看了这篇文章,并回复她:“算是认识很久。卢斯达说的都是事实,我了解更多。你的想法也恰当。”她再覆我:“我觉得真是可惜呢,这么有才华的人,后世(特别是年轻人)提到他时总避不了要提起这些观点,他一路写作远离政治就好了。”

卢斯达的文章开头说:“才子声名鹊起,又涉身于传媒,政治自然就会找上门。很多文艺菁英或学术翘楚,最终都无法守住,半推半就或者一心求政治的事功。”接下来就讲到金庸在1981年与邓小平见面后的保守言行,其中特别提到他1999年所说的:“新闻工作者的首要任务,同解放军一样,也是听党与政府的指挥。”

我同金庸认识数十年,虽交往甚少,受他的影响却甚多。中学时期就读他以姚馥兰笔名写的“影话”专栏,温馨好看又知识丰厚,其后读他以姚嘉衣笔名在《大公报》的专栏,追读他在报上的武侠小说连载,看《明报》社评。我的中文基础,从他的通俗流畅充满文字魅力的文章中得益不浅。他的作品改编电影的第一波粤语片热潮,是我建议我父亲李化的峨嵋公司开始的。

60年代在难民潮、“宁要核子,不要裤子”的中共国策,特别是文革和67暴动中,《明报》的报道和金庸的社评,与当时的左派舆论是对立的。我站在他的对立面,稍稍参与论战,但他的文章显然更有说服力。我当时与《大公报》有独立思想的编辑私下谈论,也觉得他以一人之笔,可以说是横扫千军。

1981年与邓小平会见,是金庸在政治上向中共回归,而我正是那一年与中共关系割离。二人走了相反的路。其后他在反对香港回归中国的问题上,写的社评还是很有份量的。直到中英签署了《联合声明》。次年,他受邀参加中共的《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记得他第一次去北京开会后回港,写了“参草漫谈”,大意是:香港97后只要维持法治、自由就好,民主非必要且有害。这是否他从北京得到的讯息?我在《信报》回应,大意是:香港的法治自由,是源于宗主国英国的民主的保障;97后换了没有民主的宗主国,香港的法治自由如何保障?金庸没有回应,却突然邀我为《明报》写专栏。我婉拒。从那时起,到他退出《明报》后的言论,民主都不是他的选项。我的评论一直与他意见相左,但无碍见面仍是朋友。

金庸回归中国政治后的转变,太多让人皱眉的事,“双查方案”、“解放军颂”只是其中一二。他的转变对我后半生的影响也很大。因为我看到,一个写一手好文章的人,论政就好了,参政真是不适宜,政治酱缸不是给书生们混的。至于办传媒,因参政而让媒体这公器变成私用,亦有违媒体道德。我多次拒绝“政治找上门”的机会,永远选择与政治权力保持距离,并永远采取对权力置疑的理念。这不能不说是从金庸的行事带来的警觉。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赵亮轩 来源:苹果日报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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