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走了。
对于这个人，中国人很难只用“好”或者“坏”来概括。有人记得他的铁腕反腐，记得他痛骂豆腐渣工程，记得他面对记者时罕见的机锋与坦率；有人记得九十年代国企改革中席卷城市的下岗潮，记得东北工厂熄灭的烟囱，记得一个时代突然宣布此前的承诺不再作数。
还有更多的人，会把他同几个词联系在一起：分税制，国企改革，住房市场化，金融整顿，加入WTO……
这些词后来几乎构成了中国过去三十年经济奇迹的骨架，也构成了今天许多困境的远因。但如果朱镕基的历史意义仅仅如此，那仍然低估了他。真正值得重新审视朱镕基的，也许不是他究竟“左”还是“右”，不是他是不是一个好总理，甚至不是他的改革究竟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而是一个更大的问题：朱镕基究竟帮助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一条什么样的路？
过去很多人把这条路称为：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今天再回头看，也许应该换一种说法：朱镕基帮助中共找到了一种无需政治自由化，也能够利用市场、资本和全球化壮大自身的办法。
这才可能是朱留下的最大遗产，也是他的“阳谋”。
一、八九之后，中共真正面对的难题
理解朱镕基，不能从1998年开始，甚至不能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开始，而必须从1989年开始。
六四之后，中共面对的不只是一次政治危机。它面对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总危机。东欧正在剧变，柏林墙倒塌，苏联随后解体。一种曾经横跨欧亚大陆、自称代表人类未来的制度，突然显示出惊人的脆弱。
问题摆在北京面前：如果继续计划经济，国家可能越来越穷，效率越来越低，最终像苏联一样失去维系帝国的物质基础。可是如果全面市场化呢？许多人当时相信，经济自由最终会要求政治自由；私有产权会产生独立中产阶级；市场社会会孕育公民社会；全球化会带来思想开放；经济改革最后必然走向政治改革。这恰恰是八九之后中共最恐惧的方向之一。
一个几乎无解的问题出现了：既要资本主义的效率，又不能接受资本主义政治制度；
既要市场，又不能让市场最终挑战党；既要西方资本、技术和市场，又不能让西方的政治制度随之进入。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中共后来找到了一种办法。但在1990年代初，没有人知道这条路能不能走通。朱镕基，就是这场实验中最重要的工程师之一。
二、朱不是自由主义者
这是理解朱镕基最容易出现的误区。因为他推动市场；因为他整顿国企；因为他欢迎外资；因为他推进中国加入WTO；因为他有时痛骂官僚；因为他的语言比多数中共官员坦率。所以很多人下意识地把朱镕基放进一条想象中的历史直线上：计划经济——市场经济——自由主义——政治改革，仿佛朱比别人走得更远，只是还没有来得及走到终点。
未必如此。朱镕基真正相信的，与其说是自由主义，不如说是一种强烈的国家主义技术理性。市场为什么好？因为它能提高效率；外资为什么要进来？因为它能带来资本和技术；国企为什么必须改革？因为大量亏损企业正在拖垮财政和银行；WTO为什么必须加入？因为中国必须进入全球贸易体系，逼迫国内企业竞争，并获得更大的国际市场。这一切都可以改革，但是有一样东西没有被列入改革对象：共产党对最高政治权力的垄断。这条线，朱从来没有想越过。
所以如果一定要给朱镕基寻找一个精神坐标，他未必是哈耶克，更不是一个隐藏的民主派。他更像一个相信：只要制度设计得好，国家完全可以把市场这头猛兽驯服，让它替国家拉车。
市场在这里不是信仰，只是工具；资本不是主人，只是燃料；全球化也不是价值归宿，而是一台可以接入中国国家机器的巨大外部发动机。
三、第一刀：把钱重新收回来
1990年代初，北京面对一个极其现实的问题：中央没钱。改革开放后实行财政包干，地方积极性被充分调动，广东、江苏、浙江等地迅速发展；但与此同时，中央财政能力持续下降。这是一个表面上的经济问题，实际上却是政治问题。任何中央集权制度最基本的权力，都建立在财政汲取能力之上。没有钱，中央拿什么维持军队？拿什么进行跨地区调配？拿什么救银行？拿什么控制地方？拿什么搞全国性工程？更重要的是：如果财富越来越留在地方，一个名义上高度集权的国家，会不会逐渐出现事实上的地方化？
于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出台，中国财政史从此改变。中央重新拿到了最重要的税源，中央财政能力迅速增强。这当然有充分的经济合理性，甚至可以说，当时不改革才是不负责任；但它同时完成了另一件意义深远的事：改革开放释放出去的一部分经济权力，通过财政重新被中央抓了回来。从这一刻开始，中国式市场经济显露出一个越来越清楚的特征：市场可以扩张；地方可以竞争；私人企业可以赚钱；外资可以进入。但国家最核心的资源配置能力不能因此瓦解。
这是朱镕基式改革极其重要的一面：他不是通过削弱国家来建立市场，而是在重建国家能力的同时扩大市场。这与许多东欧国家的转型路径完全不同。
四、第二刀：把“社会主义的人”变成市场的人
然后是国企。今天看宏观数据，很容易说这是一次成功改革。大量长期亏损、效率低下的企业被关闭、兼并、重组；银行甩掉部分坏账包袱；国有经济收缩战线，把资源集中到大型企业和关键部门；中国工业效率迅速提高。可是宏观经济学里有一个特别方便的词：“劳动力重新配置”，翻译成人话，就是：有人突然没工作了。
一个东北工人十八岁进厂，二十年里，他相信的不是现代劳动合同。他相信的是另一份契约：你把青春交给国家，国家管你一辈子；住房、医疗、养老、孩子读书、生老病死，都绑在单位上。突然有一天，国家宣布：这个契约作废了；厂子不行了，你下岗吧。
这是朱镕基改革最冷酷，也最具有现代意义的一步。它不仅处理了一批亏损企业，实际上拆掉了毛时代城市社会主义最重要的社会契约之一。几千万原本依附于“单位”的人，被推进市场，从国家的人，变成劳动力；从工人阶级主人翁，变成求职者；从铁饭碗，变成自己为自己的命运负责。这给后来中国制造业提供了一个重要条件：庞大、廉价、缺乏独立组织能力，而且不得不参与竞争的劳动力。
一个极其奇特的场景出现了。共产党仍然统治着这个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但这个国家正在用一种异常猛烈的方式，把自己的工人推向市场。
五、最妙的一步：加入资本主义世界
如果故事停在这里，中国可能只是又一个发展型威权国家。真正改变世界的是下一步：WTO。
朱镕基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推动，可能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一件事。当时中国国内反对声音并不少，因为加入WTO意味着降低关税，意味着开放市场，意味着让中国企业直接面对外国竞争，意味着接受一整套由西方主导建立的国际贸易规则。表面上看，这几乎像在向资本主义世界投降，但朱看到了另一面。中国有什么？几亿劳动力；越来越完善的基础设施；一个能够迅速组织资源的政府；一个刚刚完成大规模国企调整的工业体系；一片对财富极度饥渴的社会。中国缺什么？资本，技术，管理，订单，国际市场。而这些东西在哪里？在美国，在欧洲，在日本，在整个西方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里。
一个大胆的想法出现了：为什么一定要打败资本主义？为什么不能利用资本主义？中国不需要自己拥有全部资本，外国人可以带来；中国不需要自己创造全部技术，可以买，可以学，可以引进；中国自己的消费能力还很弱，没关系，可以卖给美国人；甚至中国企业一时缺乏竞争力也没关系，打开门，让国际竞争逼着它们活下来。这是朱镕基真正厉害的地方，他不怕狼进来，他相信国家最后可以把狼养在院子里。
六、西方当年也有一个“阳谋”
更有意思的是：这场交易并不是只有北京有算盘。华盛顿同样有。美国为什么最终愿意支持中国加入WTO？当然有商业利益。美国企业想进入中国，华尔街想进入中国，跨国公司想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消费者喜欢廉价商品。但背后还有一个影响深远的政治判断：贸易会改变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以后，会出现越来越大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拥有财产后，就会要求产权保护；产权保护需要法治；法治进一步要求权力受到约束；信息社会发展以后，思想控制会越来越困难；最后，一个越来越富裕、越来越全球化的中国，会逐渐变得更像西方。
换句话说：西方相信自己也在下一盘阳谋大棋。不需要推翻共产党，只需要让中国进入资本主义世界，资本主义自己会改变它。历史上罕见的一场豪赌开始了。北京相信：我可以利用全球化，而不被全球化改变根本制度；华盛顿相信：只要你进入全球化，你迟早会被全球化改变。
二十五年后再回头看，谁的判断更接近现实？答案至少不像当年那么简单。
七、朱可能完成了中共最重要的一次制度升级
这是评价朱镕基时最值得重新思考的地方。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依靠什么统治？意识形态，组织，户籍，单位，公社，政治运动，信息封锁。国家直接控制几乎全部资源。这套制度的控制力极强，问题是效率太低，最后很容易变成：国家控制了一切，却生产不出足够的财富。苏联已经证明，这条路有终点。
朱镕基这一代人的贡献，则是逐渐探索出另一套办法：共产党未必需要拥有每一家餐馆、每一家服装厂和每一块农田，才能保持政治统治。它可以放弃大量微观经济控制，让私人老板赚钱，让外国资本赚钱，让农民进城，让房地产涨价，让股票交易，让互联网公司成长，甚至可以让亿万中国人体验相当程度的私人生活自由。只要几样东西始终牢牢掌握在手里：财政，金融，土地，大型国企，组织体系，军队，宣传，以及最终的人事任命权。这是一场国家治理方式的重大升级。旧的极权主义试图控制每一粒米；新的体制发现：其实没有必要，只要控制粮仓、银行、土地和枪，市场完全可以自己去生产米，甚至会生产得更多。
这就是为什么把朱镕基简单称作“市场派”会产生误导。他确实推动了市场化，但他所参与塑造的，并不是一个市场逐渐吞噬国家的制度；反而越来越像：一个国家学会了如何驾驭市场。
八、一个西方没有预料到的怪物
加入WTO以后，中国经济爆发。订单来了；工厂来了；资本来了；技术来了。沿海城市像被吹起来一样膨胀，几亿农民离开土地，“中国制造”开始覆盖世界。这是人类经济史上最壮观的工业化之一，它当然真实改善了几亿人的生活。对此没有必要否认。如果为了批判朱镕基而否认中国加入WTO以后巨大的经济成就，那反而削弱文章。真正值得追问的是：这些新增财富最终不仅壮大了个人，也壮大了谁？国家，更准确地说是党国机器。税收增加；外汇储备增加；工业能力提高；基础设施升级；金融实力提高；科研投入增加；军费增加，国家掌握的信息技术越来越先进。最后，中国出现了一种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当初没有充分预料的现象：一个威权国家不仅没有被全球资本削弱，反而借全球资本完成了自身现代化。
马克思曾经相信资本主义会创造埋葬自己的掘墓人，九十年代许多西方人则相信全球化会创造埋葬威权主义的中产阶级。中国的故事至少暂时给出了另一种可能：全球化也可以为威权国家制造钢铁、芯片、外汇、税收和技术官僚。资本并不天然反对专制，资本首先寻找利润；只要工厂可以生产，合同大体可以执行，物流足够稳定，工人不会罢工，政府愿意提供土地，跨国资本完全可以与一个不民主的国家长期合作，甚至合作得非常愉快。
这可能是朱镕基时代最深远、也最具有讽刺意味的历史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