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视车驾驶员不断调整路线，始终围绕被监视者转悠。他们根据判断，会在被监视者前往的路口放下一个特务，或去接走已经完成阶段性跟踪任务的某个特务。
这样不断地变换跟踪特务，是为了防止被跟踪者辨认出来。因为老是一个人跟着，很容易被警惕性高的人察觉，从而改变行动计划，甚至取消跟某个人会面，让跟踪者一无所获。
六个特务足可以封锁一个商场的六个出口，或某个地点的六条出路。所以无论被监视者怎样机智灵活绕圈子，即便甩掉了一个两个，甚至三个跟踪者，最终还是会被预先安置在某个路口的特务发现，继续跟踪。
后来我每次经过天安门广场一带时，都特别留意，辨别哪些人是特务。我能够感觉到，那些若无其事闲逛的人，多半都是特务。因为他们对附近的景色毫无兴趣，更注意周边的人，而且他们一般都戴着耳机，似乎在听什么？
他们在窃听附近可疑的人在说什么！也是那次北京被跟踪的经历，使我注意到特务手里一般拿个小黑包，有时候夹在腋下，那包里似乎装有什么设备。
后来我问过专家，得知那是野外窃听器，只要把话筒对着讲话者的方向，可以清楚地听见数十米外人们的轻声交谈，从而判断出这几个人想干什么，是否危险。
天安门广场一带的特务，有时候比真正的旅游者还多。所以任何想要在天安门广场进行抗议活动的人，都会迅速被察觉。这也足以证明，天安门自焚案是当局炮制。
因为那么七个对天安门广场特务密布的情况一无所知的外地法轮功学员，别说要聚在广场上搞自焚，行动时必须要交谈联络协调，仅仅当他们靠近广场，就会被受过严格训练的专业特务察觉辨认，遭到包围，迅速被带走，根本没有任何机会进行自焚。
何况那个时期，正是中共严防死守法轮大法弟子抗议的敏感阶段。天安门广场各系统的特务本来就数以千计，当局随时可以加强力量，甚至可以调来数千总参情报部的侦查人员。
由于那次我们不断努力想要甩掉跟踪者，反而导致他们变本加厉，以至于最后他们在铁路宾馆我们房间对面，直接开着门盯着我们。
当我们再出门时，就有三个跟踪者直接对我进行贴身跟踪，无论我走到哪儿，甚至跟到卫生间。
不过当我跟美国外交官在专门为外国人服务的北京友谊商店旁边的星巴克咖啡馆会面时，那些跟踪者突然消失了。尽管我一直在观察，也只看到一个便衣在马路对面的人行道上走来走去。
我猜测他们通过窃听我的手机，已经在星巴克咖啡馆里安排好了监视者。甚至这家星巴克可能早就有中共特务安装的窃听器。
最后，当我们要离开北京，站在北京站广场上的时候，周围我能够确切辨认出来的特务就有六个，尤其那个黄衫女子，可能表现突出，受到了表扬或奖励，表情很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