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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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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的上午,傅连璋打电话找我,他说他知道我见过毛主席了,要我到他那儿去谈谈。我心想,他的消息真灵啊,怎么昨天才见过毛,他就知道了呢。我将工作交代给值班医生,骑自行车到弓弦胡同。

我走到后院傅的住室,他从躺椅上站起来,打过招呼,他又坐到躺椅上。他说:“你昨天见过主席了,情况怎么样,你讲讲。”我将昨天见毛的情况和毛说的话都告诉了他,他很注意的听,看上去他也很兴奋。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给我泡了一杯茶,围着桌子踱了两圈,我听他喃喃自语道:“看起来是投机了,”然后坐到躺椅上,抬起头望着我笑道:“你的机缘不错,初次见面就谈这么多,难得。”

“一九三一年我在福建长汀福音医院当院长,毛主席正打摆子,还立即要出发打仗,他派人把我接到他那里,要我立刻把摆子治好。我说可以,当时是用奎宁治好的。一九三三年主席又要去打仗,叫我去了吩咐说:‘我去打仗了,把贺子珍同志交给你,你照顾她。’那时贺子珍正怀孕。我说:‘主席放心,我来照顾。’我一直照管贺子珍同志,直到她顺利生产,是我接的生。”傅并未说明贺子珍生了几个小孩,我一直没搞清楚,但我听说她在一九三四年秋天长征之前,就已经生了两个儿子,共产党自南方退守时,将他们寄养在乡下农家,后来一直没有找回他们。

傅说到这里时,十分激动,两颊现出潮红,前额也渗出汗珠。他喝了几口白开水,停了一下说:“我不喝茶,我不吃任何刺激性食品。”

傅转变话题,又说:“后来王明路线时将我当AB团(即反布尔什维克团,标志是国民党派到共产党内的组织)打,是主席救了我。我年轻的时候得过肺结核,身体不好。主席对我很好很信任,长征的时候给我一匹马骑,还让我每天吃一只鸡一直到现在。那时鸡是罕见的奢侈品,每天吃一只鸡更是无法想象。”

他让我喝茶,而且说:“我讲点以前的事给你听,是想使你多了解主席的情况。”我对以往,特别是长征之前,在江西的红军期间,更不清楚,所以听起来很有兴趣。我说:“我很想知道一些主席以前的情况,你讲了,对我以后给主席工作有很大帮助。”

傅笑起来,又讲道:“主席有很严重的失眠。我在福建长汀和江西瑞金时,派人化装成商人,到上海买了凡罗那,又买了葡萄糖粉,建议他睡前用热水化一小杯葡萄糖粉,服一、二片安眠药片。这办法很有效,主席非常高兴。你看,我对主席是忠心耿耿。我与主席同岁,但是身体没有他好。”

他注视着我,严肃的说:“派你到主席那儿工作,是党对你的高度信任。这工作非常光荣,可是也很艰巨。”

说到这里,服务员摆上饭菜。傅对我说:“昨天主席要你同他吃饭,今天我用便餐招待你。”很清淡的四样小菜和一碗清蒸鸡。他解释道:“我每天吃一只鸡的习惯,至今还是这样。”

他又叫人给我一小杯葡萄酒,他也倒了小半杯。他举起酒杯来说:“我平时不喝酒,今天同你喝一点。”在吃饭当中又说:“你在主席处做医疗保健工作,要十分谨慎小心。遇到困难,不管什么时候要告诉我,我会帮助你。”我不晓得傅连璋能帮我什么忙,但他显然想对毛及其活动有全盘的了解。

他吃完鸡,就不再吃了,然后对我说:“我每天要吃五顿饭,每次吃不多,你不要拘束。主席要你同他一起念英文,要你教他,这是很自然的同他接近的好办法。看来他很愿意同你谈谈,你可不要有架子,除去医务上的事,别的事能为他做的,都要做。”

我听了后,心里很不舒服。如果这样做法,医务反而成了我的次要职务。我冲口说道:“我可以照你讲的做。但是这样做,我不但没有临床机会,反而距离医务也会越来越远。”

傅正色说:“不能只看到这点。主席的知识深广如大海,可以从他那里学到许多东西。你既然负责他的医疗保健,就不能局限于医学,知识面应该更广泛,才能有更多的话同他谈谈,这样才可以更加了解他。”

毛也要我多读读书,我想傅的话是很有道理的。毛仍年轻健康,刚开始头几年我可能不用治疗什么疾病。但如果我不多接近毛,就不可能知道他的脾气、性格和生活习惯,也就不知道造成他目前心理和肉体特点的原因,那么怎能采取一些改进他的健康的办法呢?要接近他,我必须先取得毛的信任,首先我得多读读书,与毛有共同的语言才成。

我起身向傅告辞,感谢他给我的指教。他站起来同我握手说:“以后每个星期到我这里来一次,有事无事都来一次。”

我骑着车子,从沙滩转入景山前街,正在午后,天气晴朗,有些燥热。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各个机关的大门都在悬灯结彩,一队队的学生做着游行演习。节日前的景象和气氛使我不由得振奋起来,心中充满了自豪感。

自从一九四九年回来以后,这几年中心境一直烦躁不安,自尊心也一再受到挫伤。我的哥哥和我少年时的好友都已经是“老革命”了,他们都是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去了延安;这时他们无论留在北京,或在外地,都是一个部门的领导干部。虽然有些人在三反运动中被批判,但他们仍留在工作岗位上,受人尊敬。

而和我一样没有“参加革命”的医学院同学们呢?他们这时都在各大医院中的各个专科中工作,已经成了各科的专家。

可是我却丢掉了外科专业,作着各科都干的类似开业医生的工作,我似乎看不到一点回旋的余地。更糟的是,周恩来决定将中南海门诊部与国务院门诊部合并,由国务院秘书厅总务处领导,并且决定要精简机构,裁减人员。虽然我被任命为门诊部主任,但是在人事大变动,人心浮动的情况下,很难稳定住局面。

就在这个时候,突然调我任毛的保健医生,使我立即脱开人事纠纷的困境。

自从一九四九年进入北京以后,毛即深居简出,住处警卫森严,对一般人来说,他是个遥远,神秘,又无法企及的人物。最高层的领导人,除去开会,也很难得与毛个别见面谈谈。我作为医生,是所谓“身边工作人员”,可以随时见到他。特别在他让我教他英文以后,见面与闲谈的机会更多了。

我的整个世界豁然开朗,天地都为我欢唱,我不再只是个无名小卒。一九四九年我刚回国去见傅连璋时,他是坐着见我的。今天他站着,几乎是奉承般地迎接我。我后来也发现很多高级领导人突然变得很愿意接近我,对我很客气。我已经不是个普通医生了。我为自己感到骄傲。

我是毛的专任保健医生。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吴量 来源: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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