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权健集团近期深陷舆论旋涡。图为12月29日陆媒探访权健郑州分公司。*
权健集团的风波从2018年末开始，进入2019年后还在持续发酵中。1月2日官方通报权健已被立案侦查。也就是原来持有多年合法牌照的直销商权健，一夕之间被指涉嫌传销犯罪和虚假宣传。
去年12月25日，《百亿保健帝国权健，和它阴影下的中国家庭》一文刷屏，该文披露了一名4岁癌症女童周洋，服用权健的保健品后，最终病情恶化死去。
权健引发的周洋事件，被视为重复了3年前大学生魏则西的悲剧。事实上，从以往的媒体报导以及公开资料，传销保健品致死案例的“鼻祖”可以追溯到21年前。
1998年3月，湖南常德一老汉因服用三株口服液死亡事件轰动全国。全国媒体以《八瓶三株口服液喝死一条老汉》为题密集报导，至此三株公司危机全面爆发，短短时间，遭到起诉达10余起。
三株公司是创办人吴炳新1992年在山东济南成立，主销的三株口服液的前身是上海交大研发的“昂立1号”。据称，吴炳新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上海交大正愁昂立1号没有销路，于是吴炳新表示愿意宣传推广、销售工作。就这样，昂立1号的热销让吴炳新发现保健品市场的暴利，进而推出三株口服液。由于前身昂立1号的关系，当时不少知名专家、学者纷纷为三株代言，三株也十分热衷于赞助各种学术、科技研讨活动。
曾有调查报导称，传销业到现在还火爆的主要行销方式，三株口服液都算是鼻祖。而三株当年的销售额不遑多让现今同业巨头。三株1994年销售额1.25亿，1995年为20亿，到1996年进军农村后，当年销售一跃达到80亿元。彼时吴炳新宣称，要在3年时间也就是1999年，达到900亿的销售额。
如果不是1998年发生了《八瓶三株口服液喝死一条老汉》事件，或许三株口服液继续占领保健产品市场。不过1999年三株虽然输掉了市场，但最终赢得湖南常德这场官司，而且全身而退。
2002年4月，时任中共发改委直属机构“国土地区所”城镇发展研究室主任史育龙撰文称“中国农村经济──非农产业是小城镇发展的重要基础”，其中提到三株集团在地方雇用农民工促进就业、纳税、带动银行业务等方面“功不可没”。
史育龙现任发改委城市中心主任。他当年之所以如此评价一个舆论挞伐的传销公司，是因为1996年三株口服液帝国3年卖了80亿元；雇用了15万销售人员，广设600家子公司，并在县、乡镇建立了2,000多个办事处。但三株可不是“野蛮生长”，是在地方政府招揽优待下，得以在全国架起了足以对抗中国邮政的行销网路。
其实21年前的三株口服液案例，应该可以解释为什么监管对传销放水，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可以说位于此一利益链的最顶端。
如这次出事的权健，是天津市政府的纳税大户、就业大户、冠名收购天津足球队让天津露脸，天津电视台为其定制专属节目《权健时间》。去年（2018）6月权健集团党总支还在市委方面指导下组织开展了“不忘初心跟党走”一系列活动，不过现在闹出人命，影响到稳定，因而权健作为间接收割民脂民膏的镰刀，用脏了就扔。
而权健从中共商务部委拿到了《直销经营许可证》许可范围仅为天津区域，但权健却把直销业务插遍了大江南北，这下出事影响了多少地方税收、就业，以及拉动内需和GDP。
天津另一直销大户天狮集团，经常配合天津市委组织部办活动，新华网也曾邀请出席2017中国企业家博鳌论坛。2015年“天狮集团6500人豪游欧洲由非洲人民买单”新闻曝，天狮吸收了超过20万乌干达人加入天狮直销队伍。
中共政府位于利益链最顶端，直销和传销终究不是以法律划分，而看对党有没有利用价值，或者是不够肥到可以宰杀了充公，或者是大到可以赋予政治任务。“鼻祖”三株口服液案例表明，今日传销这类行业不择手段的营销以及不断上演的悲剧，早在20多年前江泽民腐败治理时期就埋下了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