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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谋(中): 谁背叛了中华民族? 重庆轰炸与红色间谍

中共窃政以来,中共的敌后根据地和八路军被描绘为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日本学者远藤誉教授研究了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中共和日军的往来互动,并从日本外务省的解密档案中,挖掘出延安当年联日联汪反蒋的证据,从而对中共关于抗战历史的官方叙事提出了挑战,并对中共权力的来源以及权力继承的合法性提出质疑。

中共建政以来,关于抗战的官方叙事是中共建政并巩固合法性的舆论支柱之一:长征被宣传为北上抗日,中共的敌后根据地和八路军被描绘为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日本学者远藤誉教授研究了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中共和日军的往来互动,并从日本外务省的解密档案中,挖掘出延安当年联日联汪反蒋的证据,从而对中共关于抗战历史的官方叙事提出了挑战,并对中共权力的来源以及权力继承的合法性提出质疑。

彰显中流砥柱

2015年9月3日,习近平在天安门城楼上举行大阅兵,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战车坦克,隆隆驶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中共领导人的检阅。

中国最新式的战机掠过天空,向世界显示中国强大的军力。

军乐团高奏当年抗日爱国歌曲。

高音喇叭里震响着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中流砥柱的口号。

然而,谁是抗战的中流砥柱,却成为台海两岸和媒体争论的焦点。

远藤教授的著作从日本的角度,回答了国共之间的争论。这本书的序言标题:是谁背叛了中华民族?

情报原件

VOA记者东方:我看您在书里面提到了1977年台湾出版的梅良眉所作的《对日抗战期间中共统治策略研究》第三章第四节,其中有毛泽东对八路军的秘密指示。毛泽东在里面提到:中日之战对共产党来说,是个绝好的机会。我们要实行这么一个政策,百分之七十发展自己,百分之二十妥协,百分之十对日对战。这个百分比在互联网上流传很广。据说您在台北的国家图书馆,找到了这份文件的资料。一本是《剿匪正史》,另一本是《中共党的策略、路线》。请您介绍一下您怎么在台北图书馆找到这两本书的?

东京福祉大学教授远藤誉:谢幼田在《中共壮大之谜》里面提到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的讲话,其中有70%、20%、10%的数字。不过谢幼田只提到了一份文件,但这份文件在什么地方并不确定。而且这本书提到的这份文件也不在日本,在日本没有找到。最后了解到在台北的国家图书馆里面有。所以,我就跑到台北去,在台北的国家图书馆查到了这个材料。然后终于找到了这份原始资料。这个当时是秘密,是极密的毛泽东的密令,而现在基本大家都知道,现在(中国)大陆的人也都知道。

东方:您在书中说这份文件的来源是曾经在八路军第18集团军独立第一师杨成武部下的骑兵连担任过书记的李法卿,他在1940年逃难的时候对外说出了毛泽东对八路军下达的秘密指令。关于毛泽东下达的抗战策略的秘密指令,您是如何在台北发现的?

远藤:终于在台北找到了原来最开始的一个文献的原件。关于毛泽东抗战战略,大家都互相抄袭,好像是事实一样,随便写,不查原来最original(原版)的文件是在哪里,没有人彻底地查。谢幼田都没有查到。不过我是搞理论物理的,不查最开始的原件,我自己就不让步。彻底调查原件,终于找到了。

东方:现在谁也不能否认了,终于找到了证据。

证据

从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中,搜寻关键的历史证据。

这是远藤教授在日本外务省的机密资料中发现的潘汉年向日军提供的情报。

这份机密文件来源于日本外务省保存的昭和15年(1940年)支那事变关系一件/关于支那事变状况的报告/支那各地报告/上海情报第二卷。在将近10公分厚的资料中有一份“机密第795号”,内容是“昭和15年3月23日上海总领事三浦义秋致当时外务大臣有田八郎”的一份“有关新四军的作战经过和建军工作”的文件,同时抄送“在华各总领事、香港、北支警务部长”。

为了寻找潘汉年和日本合作的相关历史证据,远藤教授整天“泡”在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翻阅着1938年至1942年期间的纪录,甚至用岩井可能的代号“一〇一”,(日文的发音是“i-wa-i”,与“岩井”的日文发音一致)日语岩井可能的发音查找,但依然不果。

后来远藤求助资料中心职员,该职员建议说:“支那事变(中国称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各地的情报都被整合在一起了,请去翻一下那个时期的档案资料。”

踏破铁鞋,远藤教授终于觅到了这份1940年3月23日的“机密第795号”情报。这是由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总领事三浦义秋发往外务大臣有田八郎的一份文件。三浦总领事于1940年3月21日从上海总领事馆警察署长白袖荣松手中收到了这一文件——上海高密“第1520号”。这份机密情报的标题是“关于新四军的作战经过和建军工作”。

潘汉年向日军提供秘密情报

根据岩井回忆录《上海的回想》,这份报告是1939年秋他首次见潘汉年后不久,有一天随口委托潘汉年写一份中共内部情况和未来动向的报告书,他原以为潘汉年会拒绝,未料潘汉年一口承诺,并在不久后提交。

报告内容正是潘汉年按岩井要求向日方提供的情报。

毛泽东和潘汉年

东方:现在有一种说法,说毛泽东不可能亲自派潘汉年去和日本的间谍机关联络,毛泽东的位置很高,是中共的第一把手,潘汉年只是一个很小的低级官员。您的看法呢?

远藤:这个在《毛泽东年谱》里明确有记载,多处有这样的描绘。毛泽东有一天叫潘汉年过来,然后给他一个特别任务。他写道“特别任务,”如果明确地写“特务”,那就不好听了吗,所以用“特别任务”这四个字来表现。面对面的,毛泽东直接命令了潘汉年,(从事)“特别任务”这样的工作。这个证据都在《毛泽东年谱》里有。《毛泽东年谱》是中共中央的文献研究室编的一本书。非常可靠、非常有权威,是他们自己写的。他们可能没想到我找出来这个吧。(远藤教授注:在《毛泽东年谱》里还有很多毛泽东致电给潘汉年的记录,共有30多处。)

东方:潘汉年向日本情报机关提供了中国战区的情况,这个很重要。您是怎么找到潘汉年当年向日本提供的资料?如何保证日方资料中潘汉年这本情报的真实性?能不能证实这个情报?

远藤:潘汉年提供给日方的军事情报具体的内容,就是国民党的军事情报,哪些是潘汉年提供的,哪些是其他人提供的,这个完全没有写清楚。因为是特务工作嘛。特务工作不管是哪个国家,哪个特务提供的,这绝对是不能写的。所以这个是很难看出来。在外交史料馆,在档案里,也没法看出来,哪份情报是潘汉年提交的,哪份是其他的人提交的,这个很难判断。能判断的是什么呢?唯一的就是中共内部的材料,中共内部的信息、情报。关于潘汉年的这份报告,岩井英一在《回想的上海》中写到:一天,岩井向潘汉年问,你能不能提供一下中共方面的内部情报?岩井英一以为他会拒绝,但是潘汉年没有拒绝,立刻答应,然后给他一个比较长的中共内部的报告书。这个报告书里到底写的什么,这个怎么也找不到了,我写日文版的《毛泽东与日军共谋的男人》这本书的时候,当时也没有找到。后来这本书翻译成中文出版的时候,我又有一点时间了,所以我就每天跑到外交史料馆,每页都查,最后终于找到了这样的信息。这是唯一的关于中共的内部材料。这个确实是潘汉年提供的。因为从时间上、长度上、内容上判断,完全和岩井的回忆录里写的一样、一致。所以这是唯一的我能判断的潘汉年提供的情报。

东方:岩井在回忆录里多次提到潘汉年提供国军的战略情报吗?

远藤:很多次地提到。对啊。

东方:从日本外务省史料馆的史料中是否还能具体确定潘汉年提供的有关国军动向的情报?另外,日方为何要潘汉年提供有关中共自己的情报呢?

远藤:这个是不好判断。不过我想了,为什么他要提供中共内部材料呢?这个不是很奇怪吗。如果是为了弱化国民党的军力,应该向日方提供国民党的军事材料。为什么要向岩井英一提供中共内部情报?这是很奇怪的。我仔细地分析了以后,我就知道了,明白了,是这么回事。先交给岩井英一中共内部的情报,从而使岩井英一相信潘汉年。如果连自己的军队的内部资料也提供的话,岩井就可以相信潘汉年。随后潘汉年就向岩井提了停战问题,中共和日军之间的停战、停火问题,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目的才提供了中共内部的材料。这么理解的话就符合逻辑了。

历史反思运动

前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辛灏年对远藤教授用日本方面的资料将潘汉年出卖祖国情报的罪证公布于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辛灏年教授认为,远藤的研究成果和中国国内八十年代历史反思运动完全一致。

辛灏年教授:“远藤誉教授在这本书中所讲述的内容和中国大陆从1985年以来31年的历史反思运动、民间历史反思运动所获得的成果完全一致。只是由于我们不懂日文,我们很多历史学家没办法去看到远藤誉教授所能看到的资料。所以我们不能拿出潘汉年投靠日本,作为汉奸出卖祖国情报的罪证。远藤誉教授对此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她把这个罪证公之于众了。”

歌舞升平的延安

延安是共产党抗战的政治和军事中心,重要的军政目标比比皆是。一般说来,在战争环境下,这些目标需要隐蔽和保密,但延安却反其道而行之,经常公开举行各种大型活动。秧歌、腰鼓、戏剧、舞会,大白天高调举行,一片歌舞升平景象。

1939年4月13日。延安的抗战演剧三队和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乐队,在陕北公学礼堂首演《黄河大合唱》。观众千余,盛况空前,光是合唱队后来增加到500人之多。5月11日,毛泽东亲自观看鲁迅艺术学院的黄河大合唱,不但连声叫好,而且单独接见洗星海,并特送他一支美制的帕克金笔和一瓶帕克墨水。

再婚潮

与此同时,很多文学女青年从敌后涌入延安。交际舞成为延安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一个个感人的抗日爱情故事在延安上演,共产党的老干部纷纷掀起了离婚潮,军队师以上干部离婚率高达80%。40岁的陈毅娶了18岁的张茜。22岁的王定国被组织安排给了54的谢觉哉。19岁的朱明嫁给50多岁的林伯渠。43岁的朱德娶了17的康克清。44岁的刘伯承娶了18岁的汪荣华。46岁的贺龙娶了25的薛明。36岁的罗荣桓娶了23岁的林月琴……。毛泽东将长征时与他并肩战斗的妻子贺子珍送往苏联“长期养病”,并在1938年11月20日,毛泽东与来自上海的女电影明星,24岁的江青结婚。

惨绝人寰的重庆

而当时的国民政府陪都重庆,则是另外一番惨绝人寰的景象。

中国抗战史学者王康:“(日军对重庆)用了很多(燃烧弹),这个是日本特别可恶的地方。因为重庆是个前现代城市,它以前才20几万人,抗战胜利后,它180万人。当时重庆是一个只有27万人的城市,主要是个农业社会。所以它的建筑主要不是什么砖头,更不是石头,主要就是木材,竹木,特别容易燃烧。日本人根据这个情报,这个情况,就专门针对性地研制了燃烧弹。燃烧弹、爆炸弹、还有凝固汽油弹同时爆炸。整个重庆陷入普遍的恐慌之中。然后,按照日本的想法,重庆当局或者妥协,或者投降,没有别的道路了。所以,重庆老百姓非常惨”。

据史料记载,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从1938年2月18日起至1943年8月23日,日本对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战略轰炸。5年间日军对重庆实施218次战略轰炸,出动飞机9513架次、空袭重庆及周边两百余次;造成重庆死于轰炸者一万人以上,超过17,600幢房屋被毁,市区大部份繁华地区被日军炸成一片废墟。

王康:“重庆轰炸叫重庆大轰炸,那比伦敦轰炸早的多了。1938年的春天到1943年的秋天,5年半的时间,日军一直在轰炸重庆。为什么轰炸重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蒋介石在重庆,国民党中央在重庆,国民党政府在重庆,军事委员会,国防最高委员会,就是中国的政治和战略的中心在重庆。而日本人没有去轰炸延安,当然不是说整个陕北地区、西北地区都没轰炸过。像银川、西安、西宁、宁夏都大城市被日军轰炸过,还有20几个像宝安县一样的县级地区,都被轰炸过。就唯独延安,基本没被轰炸过。而日本要轰炸延安太容易了。太容易啦。跨过黄河就是延安。日本要轰炸重庆,以前在宜昌沦陷之前,要从武汉的机场起飞,要飞很长的时间。而且重庆是个雾都,轰炸重庆的时候日本要冒很大的风险。”

日军的“斩首行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当代中国研究》刊登杨天石的文章,《日机大轰炸及其对蒋介石的“斩首行动”》,叙述了日军发动的针对蒋介石的斩首行动的经过:1941年8月间,日本第三飞行团团长远藤三郎得到情报,蒋介石将在黄山寓所召开军事会议,又从离任的意大利驻中国大使口中得知黄山山庄的房屋位置和屋瓦的颜色,立刻制订轰炸计划,命令第60战斗队执行。8月30日上午11时,远藤率机自汉口出发。下午3时,27架轰炸机入侵重庆黄山山庄上空。远藤估计,蒋介石正在山庄,便从5500米的高空投弹。炸弹下落时,蒋介石正在召开各战区司令长官及参谋长最高军事会议,两名卫兵当场身亡,四名负伤。

旅居美国的中国抗战史学者王康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如果炸弹命中目标,中日战争与中国现代史将大幅改写。

绝密情报从何而来?

蒋介石召开最高军事会议的绝密情报是如何被日军获悉的呢?王康的质疑与分析:“第一就是,国共共赴国难宣言,就是卢沟桥事件发生之后,共产党宣布三个”取消“:取消以暴力运动和策划运动推翻国民政府;第二,取消苏维埃政权,以期全国在政权上统一,统一于中华民国政府;第三,就是取消红军的名义和番号。陕北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江南游击纵队改编为新编第四军,接受国民军事委员会的统辖。反过来,国民党政府承认共产党的合法性,提供给共产党方面对日抗战的共同军事计划。包括日本的军事动向,日本的部队动向等重要军事情报。这样不仅给了中共合法性,而且给了擅长于情报战、宣传战的中共从来没有过的一个机会,尤其是情报战上面。”

王康称如果针对蒋介石的斩首行动成功,历史将会重写。王康说:“重庆的事件,不仅是1941年8月30号那天,轰炸蒋介石黄山‘云岫楼’官邸这个事件,实际上,蒋介石从抗战开始,一直到抗战结束,都受到日军针对他本人的轰炸。中国社科院的杨天时教授最近有一篇文章,谈到了日本在抗战期间对蒋介石实行‘斩首行动’。他举了大量事件,我算了一下,大概有20宗。20宗直接针对蒋介石本人,就是敌国最高统帅、最高的军事和政治的中心人物——蒋介石本人。这个倒不难理解。如果把蒋介石消灭掉了,那整个中日战争,所谓‘支那事变’,就会按照日本的计划得到解决。”

有些史学家称相关情报来源是意大利驻重庆的大使馆,对此王康表示强烈质疑。王康:“1941年的8月30号,那个时候德国已经进攻苏联两个多月。日本对美国发动太平洋战争,袭击珍珠港,也就三四个月。在这么一个重要的时刻发生了这起袭击事件,而这个袭击事件的情报来源非常令人吃惊。当时重庆有一本书,叫《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是重庆本地的抗战史专家编写的,700页,很厚。我当时通读了这本书,发现有一点:就是(这本书称)41年夏天的这次空袭行为,情报的提供者是已经离华的意大利驻华大使馆。我查了一下,意大利大使馆成立于40年的9月底10月初,9月27号,日本、意大利、德国签署了三国合作条约,成立了三国轴心国集团。而10月初的时候,意大利驻华大使馆已经撤离中国,回到了罗马。他们根本不可能提供一年以后,41年8月30号日本人要轰炸蒋介石在重庆官邸,那里举行中国最高军事会议这样一个绝密的资料。意大利大使馆不可能知道。其次,这个情报的来源,我表示怀疑,虽然我还没有定论,我怀疑是周恩来他们提供的。1941年8月30号,皖南事件已经发生了8个多月。皖南事变发生的时候,毛泽东曾三次发电报给南方局周恩来他们,要求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火速撤离陪都,撤离重庆,并把所有的电报、密码、人员名单全部销毁掉,不惜以和国民党决裂发动内战。当时毛泽东真有这种想法。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可以消灭掉蒋介石,也就是消灭掉毛泽东的头号对手,那么对毛泽东来说是个巨大的军事上的胜利。”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李广松 来源:VOA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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