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周恩来和国民党的上层从北伐开始关系就不一般。周恩来又跟本地的实力派，四川的各路军阀，国民党的上层人物，尤其是国民党左派们的关系也非常好。他提供情报应该是名正言顺的，因为国民政府有义务向中共分享军事情报。这份情报的首先获得者就是周恩来。周恩来本来就是中共特科的创办人，周恩来在重庆获得这个情报不太令人意外。”
“第三就是八路军的办事处。八路军驻西安、成都都有办事处。重庆办事处室是最先成立于1938年初，然后《新华日报》1938年2月在重庆公开发行。1939年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秘密成立。成立秘密组织严格讲来是违背国共两党的谅解备忘录的，是不符合国共合作的。南方局是一个秘密的机构，周恩来是书记。这些机构在重庆的成立，让中共在重庆合法性进行情报搜集的来源大大地增加。我推断，周恩来获得这份情报的可能性远远超过所有其它来源，包括意大利大使馆。这个大使馆已经撤走一年多了，根本不可能知道一年之后，国民党的最高军事会议在哪里举行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获得情况的很可能是周恩来。”
“第四就是潘汉年。远藤誉教授已经提出来了，潘汉年已经奉中共之命，奉饶漱石的命令以及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命令，到上海跟这个岩井公馆交涉，搭上线。潘汉年还两次到了南京，拜见了汪精卫。而汪精卫跟毛泽东的关系不一般。汪精卫是1883年生的，比毛泽东大10岁。最重要的是，汪精卫是毛泽东在政治上的一个重要的提携人。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他提议毛泽东替他做国民党的代理中宣部长。虽然是国民党的代理中宣部长，其实对毛的政治地位是很大的关键性一步。更重要的是，汪伪政权南京成立之后，毛泽东已经有这么一个想法，联日联汪倒蒋。这个实际上是在37年8月份的陕北的洛川会议上边，根据王明的回忆录，毛泽东已经有这个想法。他不仅是‘一分抵抗，两分应付，七分发展，十分宣传’，毛其实还有建立特殊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想法。这里面就包括，只要对中共有利，都是我们统战的对象。随着情况的发展，汪伪政权41年在南京成立，毛泽东很可能把南京的汪伪政权作为很特殊的抗日统战对象，因为都是中国人嘛，而且汪精卫跟他是这么特殊的关系。”
有待深究
王康呼吁海内外学者继续追查日军斩首行动的情报来源：“毛泽东、周恩来肯定还有其他的渠道，把远藤三郎少将率领的第三飞行师团要轰炸整个官邸所根据的绝密军事情报，通过潘汉年、汪精卫这些线索，也可能是通过其他的线索，告诉日本人。然后日本人才有41年8月30号轰炸黄山的那一次。27架零式战机，当时是日本很先进的轰炸机，低空飞行，要一举消灭蒋介石和中国抗战最高统帅集团。幸好没有成功，差一点点。如果哪个炸弹炸准了云岫楼，历史肯定发生根本的变化。不光中国，我看世界历史都发生变化。而这个情报的提供者就是《重庆政府陪都史》165页到166页上面所说的离任的意大利驻华大使馆。他们是提供军事情报的来源，我对此强烈地质疑。当然重庆本地的专家也不可能查证这个资料的来源。但远藤誉教授出版了这本书之后，我给她提供了这个消息，她还不知道轰炸黄山官邸的这个情报。我说这个情报你应该赶紧查。”
毛泽东接见执行斩首行动的日军将领
王康说：“更重要的另一方面，就是远藤三郎少将退役之后，在57年居然被邀请到中国访问，是周恩来出面邀请的。远藤三郎不过是一个陆军退役的中将，虽然他参加了全部侵华的军事行动，但是在战后日本军阶地位比他高的大有人在，他不过是一个中级军官而已，毛泽东居然破例会见他，而且两人有一个特殊的交往仪式。远藤三郎把他祖传的日本军刀献给毛泽东，毛泽东则回赠给他一幅齐白石的竹子国画。这些对通晓外交礼仪和惯例的人来说都是很不寻常的。毛泽东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了，57年会见这么一个中级军官的时候，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来，日本进攻中国这是好事情。一直到72年他接见田中角荣，再一次说，日本皇军打进来，对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是个好事情，你们不用道歉。我们要感谢你们，感谢的方式就是不要你们战争赔款。远藤作为这么一个中等级别的军人，受到毛泽东的破例接见，这和他41年轰炸蒋介石的官邸有没有一种联系呢？我强烈地质疑。我认为它有某种联系。我本人不是历史学家，我强烈建议，比如日本方面，应该从日本防卫厅方面的有关战争资料中去查一下，当时的远藤三郎轰炸重庆蒋介石官邸的军事情报究竟是谁提供的。第二，意大利现在是个民主国家，我估计80多年的历史资料解禁没有太大问题。懂意大利文的学者，应该到罗马去查一下，看看他们有没有给日本提供当时蒋介石要召开最高军事会议的绝密军事情报。另外，当然还可以通过其他的渠道。比如潘汉年。只不过中共像潘汉年这样的人的资料恐怕是绝密的，很难查到。所以我质疑这个事件：远藤三郎少将，1941年率领27架零式战斗机，轰炸蒋介石在重庆南岸的官邸云岫楼的情报的来源。我质疑，情报不是意大利大使馆提供的，而可能是周恩来提供的。”
《蒋介石日记》中的记载
最近公布的蒋介石日记中，对这个事件也有记载：“余与军事会报各同志在黄山防空洞东口新树下谈军事近状，忽闻机声，乃入洞内再谈。时约十分钟，闻炸弹愈近，仍不以为意。不意连续轰炸，洞门为崩土塞没，乃觉其目标即在本洞。乃妻在北洞口茅屋前读法文，未与我同在一处，甚恐妻被炸，即向北口去寻。幸彼近来，此心始安。惟今日之危，甚于二十七年之武昌与去年柳州之羊角山矣。惟山岩甚坚，洞甚固耳。炸后出洞视察，洞顶山上树木尽毁，岩土崩堕，卫士重伤者四人，死二人，即往慰问，血迹满地，悲惨极矣”。
谁出卖了中华民族？
东方：轰炸重庆的目的很有可能是为了打击中国居民的抗战决心，让他们尽快地放弃抵抗。那么不轰炸延安，是不是因为延安的军力根本不足以让日军去出兵，可以不考虑？
远藤：这个没有证据，所以不好说。也有可能吧。潘汉年和岩井公馆有密切的联系，在这样的关系的情况下，他们当然不考虑打共产党。
东方：您在书中提到了莫斯科驻延安的一个特派员，也是塔斯社的记者叫彼得。他也曾经揭露过毛和日军暗通的行为，而且他说这是比种植和贩卖鸦片更严重的事件。你是不是认为毛的这种行为实际上在出卖中国的利益？
远藤：是啊，出卖中国，出卖中华民族嘛。他爱的是自己，没有爱中国人民。如果是爱中国人民的话，建国之后为什么要杀掉几千万的无辜老百姓和无辜的中国人民？我在长春被围困的时候，也是好几十万的无辜的中国人被饿死。当时连这个都不承认嘛。所以对毛泽东来说，最重要的是他当中国的帝王。其他的就不考虑，让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的无辜老百姓丧生他也不在乎。不择手段。我是这么想的。
东方：提到这个不择手段，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毛泽东暗通日军集中力量打击国民党的这种行为，是他为了夺取政权的一种策略？你怎么看待这种策略？
远藤：策略？我没有他是好人还是坏人的这种想法，一点都没有。他是战略家，作为想夺权的战略家，一个大帝国的帝王的话，没有像他那样的手段的话，很难占领中国吧？所以他作为战略家的话，这个词不知道合适不合适，可能是给了他很高的评价吧。
潘汉年通日是个人行为吗？
东方：“一将功成万骨枯”，个人的权力登到顶峰，而身下是数以百万、千万计的白骨铺就，这个的确是非常的残酷。你认为潘汉年的行为，是他个人的行为，还是延安方面的行为？中共最后有一段时间，把潘汉年打成汉奸，对他进行了迫害，并把所有和日军勾结的事实都归咎在潘汉年身上。你认为他的行为是个人的汉奸行为，还是受到中共的指使？
远藤：潘汉年不可能是个人行为，那时没有毛泽东的命令，哪里有人敢做那样的事情？不可能有那样的事。在《毛泽东年谱》里明确有毛泽东致电潘汉年的记载。如（《毛泽东年谱》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和张闻天致电秦邦宪、潘汉年、部署上海失陷后的救亡运动和党的秘密工作）。所以这个是明确的，是毛泽东的命令，而且和周恩来一起做的，潘汉年和周恩来一起做的。所以当然是有周恩来的指示，也有毛泽东的指示，才做这样的事情嘛。
《延安日记》
共产国际驻延安特派员兼塔斯社记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一本书中写道：“我无意中看到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地证实了：毛等与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存着联系……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来的。”
“叶剑英告诉了毛，我已经知道了新四军发来的电报内容。主席跟我解释了很久，说明领导人为什么决定与日本占领军司令部建立联系。”
“领导人中只有几个人知道此事，毛的一个代理人，可以说一直隶属于南京的冈村宁次大将总部的，什么时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间谍机构的严密保护下，畅通无阻地往返于南京与新四军总部之间。”然而，“领导人却要做出打日本的样子欺骗莫斯科。”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为毛泽东效力的中共红色间谍，大都不得好死，而当年入侵中国的日本皇军，却成为毛泽东的座上客，历史的讽刺，无异于此。
十杀潘汉年
1925年国共第一次合作，，斯大林的共产国际下令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以秘密身份加入国民党，毛泽东也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前往广州并因受到国民政府主席兼宣传部长汪精卫的赏识和器重，最终进入国民党的核心领导层。毛泽东先是汪精卫的秘书，并被“恩师”汪精卫推荐接替他作为国民党中宣部的代部长。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后，广东政府于1925年7月改组，汪精卫被举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成为国民党的头号人物。汪精卫两次提议让毛泽东担任国民党宣传部的代理部长。两次提议均获得国民党常委会的通过。
毛泽东和汪精卫这段非比寻常的师生关系，日后却使潘汉年死于非命。
1955年4月3日，为中共壮大和建政立下汗马功劳的中共特工潘汉年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下被捕入狱。据人民出版社出版尹骐所著《潘汉年的情报生涯》1996年第239页中介绍，潘汉年的被捕，甚至“就是参与其事的陈毅、罗瑞卿等高层人士也是始料未及的”。
1956年4月26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到潘汉年时说：“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
1962年，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再次提到潘汉年：“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一个CC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但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人物，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都得杀。”
两次讲话中，毛泽东竟然用了10个杀字，被史学家称为“十杀潘汉年”。
一脉相承
历史学者王康认为，毛泽东对潘汉年的态度，是和苏俄一脉相承的。在斯大林时代，很多苏联的特务头子都死于非命。
王康：“不光是中国，如果说得稍微远一点，比如说苏联共产党在列宁、斯大林时代以后的雅戈达、耶洛夫、贝利亚等、这些最高的情报特务头子们，都死于非命。他们知道秘密太多。潘汉年呢，是仅次于李克农的这么一个情报人员。应该是中共第二号情报人员。他为中共做出的贡献太特殊了，他居然说动鲁迅出来，放弃鲁迅他的独立性，引导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他曾经说动杨度，袁世凯称帝的核心人物之一，参加中国共产党，他也说服宋庆龄参加第三国际，说动两广军阀和第19路军反蒋。”
潘汉年被抓捕的直接原因，按照中共官方的说法，是因为1943年秘密会见汪精卫没有向毛泽东及时汇报。然而这次会见使得共产党军队和日军以及汪伪军达成停火默契，从而促进了中共的壮大，应该是有功于党和国家。而毛泽东为何对中共的功臣潘汉年恨之入骨呢？
王康：“他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到南京去见汪精卫。这个很多专家都说，在情节上、逻辑上是完全站得住脚的。因为他见过两次汪精卫。那么潘汉年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授命的话，他自己绝对不敢去见汪精卫的，他也不会空着手去见。毛泽东曾多次写信给一些关键性的人物，那么给汪精卫应该也有一封亲笔信，这封亲笔信现在所有专家都找不出来。网上有一封，我查了一下，我觉得完全是伪造的。一个是毛泽东的文风，包括对汪精卫的称谓都完全不对。毛泽东是一个笔头很硬的人，他是文人嘛。比如称谓，汪精卫主席，他绝不会这么称呼。然后信快要写完了，他提到延安陕北的医药奇缺，希望汪主席能够提供等等。毛泽东怎么会说到医药的问题，这显然是现在的无聊之辈伪造的，但是这不等于说毛泽东就没有这封亲笔信。这封信要么是还隐藏在什么地方，要么就是已经销毁。从道理上来看，汪精卫和毛泽东之间，在24年的上下级关系之后，到了抗战期间十几年之后，重新走到一起是完全有可能的，而潘汉年就成了这么一份重要的工作。”
灭口
王康：“但是这个事情，如果潘汉年一旦走漏了消息之后，那对毛泽东，对共产党是太不利了。那直接这是个投敌行为啊，这是一个卖国行为啊，这是一个典型的汉奸行为！所以潘汉年做完这个事情后，就决定了他这一辈子恐怕不得善终。果然，55年就开始倒霉了，一直到77年死于狱中，跟他夫人一块，死的很悲惨。他必死。其实因为毛泽东76年9月9号去世，潘汉年77年的年初去世，潘汉年应该还有活的可能性。当时可能是因为毛泽东死了，估计没有人想到潘汉年，因为太多的事情都需要重新开始，潘汉年就被搁到了一旁。潘汉年身体不好，就去世了。从情报工作的特殊性、他去见汪精卫而且很可能带了毛泽东的亲笔信这个事件本身来看，那么潘汉年这辈子是凶多吉少。”
天威难测
潘汉年1955年4月3日被捕。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刑事判决书一九六二年度刑事犯一字第一号》称：“抗日战争期间，被告人又背叛祖国，秘密投靠了日本特务机关，当了日本特务，并与汪精卫进行勾结卖国求荣。1940年春，正当抗日战争的艰苦时期，被告人对于击败日本帝国主义丧失了信心，认为中国共产党很难与日本对垒，中国将会出现第三国局面，想在日本方面找出路，于是便在上海会见了日本特务、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副领事岩井英一，亲笔写了为日本特务机关搜集情报的计划，领了特别通行证，充当了日本特务……被告人投靠日本特务机关以后，又和汪精卫政权特务总部头子李士群、胡均鹤陪同秘密会见了汪精卫”。
1963年1月9日，最高法院开庭，潘汉年认罪，被判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一个月后，潘汉年意外地被假释出狱，与妻子董慧一同被安置在北京的团河农场劳改。独立学者冯胜平在《毛泽东与潘汉年的历史恩怨》一文中评论道：“众所周知，潘案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纵使潘的好友和直接领导陈毅、李克农和周恩来出手相助，也于事无补。抓潘出乎意料，放潘更出乎意料。毛泽东判案，实可谓天威难测，不按牌理出牌。”
红色间谍奉命行事
潘汉年的所谓罪行，到底是奉命行事？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历史真相水落石出。
王康：“（中国）国内一些为毛泽东辩护的人，国内有些为毛泽东辩解的人，说毛泽东绝对没有指示潘汉年见汪精卫，见日本特务情报机构等等，这是煞费苦心了。辩解的其中之一就是1949年后，潘汉年因为他是上海常务副市长嘛，他向陈毅透露，他（未经组织许可）擅自去见了汪精卫。这个编得是太幼稚了，是在是太幼稚了。这绝对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的党纪的严厉性，尤其在战争时期，现在几乎无法想象和体验，那是铁的纪律，尤其是情报机构，尤其是见汪精卫这种人物，没有毛泽东的授命，没有毛泽东的亲笔信，见汪精卫，你敢？根本不可能！他想都不可能想。从事情报工作的人员是重中之重，是把纪律看的比生命还重的一个特殊的群体，比一般的军人，比一般的党员干部，把纪律看得更重，这个是他们情报工作的生命所在，也是他们一切工作的生命所在。所以，说潘汉年私下见汪精卫，这是太幼稚了，这完全是谎言，潘汉年而且不是一次，是两次见了汪精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