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拓（1912-1966），原名邓子健、邓云特，一九一二年出生于福建闽侯一个旧知识分子家庭。他从小就酷爱文学艺术。一九三○年十八岁时参加了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一九三七年秋到达解放区后，历任《晋察冀日报》社长，晋察冀新华总分社社长等。解放后先后任《人民日报》社长、总编辑和北京市委文教书记等职。
邓拓的杂文重史识、重现实，旁征博引，信手拈来。文笔含蓄委婉，惜墨如金，可谓雅俗共赏。一九六一年，邓拓应《北京晚报》的要求，以马南邨为笔名，开设了《燕山夜话》专栏。之后，他又与吴晗、廖沫沙合作，在《前线》杂志上开设了《三家村札记》专栏。
反右寒流凝结的坚冰尚未融化，这些杂文便能凌寒独自开，切中时弊而又妙趣横生。
《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的文章，博得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和支持。
当时，全国许多报刊、杂志纷纷效仿这一做法，开设了类似的杂文专栏。为当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苑，增添了生气。
一些风骨犹存的党内文人，在一言堂死气沉沉的大环境下，冒险直谏，倔强地绽放着自己傲骨的花瓣，点缀着百花凋零的华夏大地。
江青等人，出于个人“家天下”目的，对《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恨之入骨，最先发难。文坛打手姚文元秉承懿旨，对《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作者横加罪名，极尽栽赃诬陷。文革中，“四人帮”把《燕山夜话》打成“反党黑文。”三家村亦被打成“反党集团”，制造了一起震动全国的特大冤案。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臭名卓著的长文《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本质》，将断章取义罗织罪名的把戏表演到极限，让人瞠目结舌。
第二天，全国各地报刊在无形的高压下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姚文元说《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进攻”。并强调：“凡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凡是阻碍社会主义革命前进的，凡是同中国和世界革命人民利益相敌对的，不管是‘大师’，是‘权威’，是三家村或四家村，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是受到什么人指使，受到什么人支持，受到多少人吹捧，全都揭露出来，批判它们、踏倒它们。”五月十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第七期）又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这些御用文章拉大旗作虎皮，无中生有，恐吓诬蔑。从此，全国掀起批判“三家村”运动，各地大大小小的各种“三家村”无不遭殃。
笔者当时在农垦战线工作，连我们那偏僻闭塞的农场里，各队都有小“三家村”反党集团，波及遗害之广可想而知。
此后，邓拓则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这些罪名之外，又被强行扣上了“叛徒”的帽子。五月十六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了标志着“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的“五一六通知”，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文字狱铺天盖地席卷全国。
平时意气风发书生气十足的文人们无奈、惶恐、愤怒了。但面对强大的政治家，他们只能是“顺者昌，逆者亡”。
五月十七夜，邓拓以死明志，含冤自尽。
从此，一大批文化艺术界的学者巨匠紧步后尘，无可奈何地选择了宁为玉碎。其中，有我们熟悉的老舍，吴啥，博雷，田汉，翦伯赞，陈寅恪，周瘦鹃，马连良，萧长华，严凤英，言慧珠，上官云珠等等等等，不可胜数。
一时间，凄风苦雨，百花凋零，连山水花鸟画、唐诗宋词等都被打入毒草！除了毛泽东诗词，没其他文化；除了样板戏，没其他文艺，除了冷峻尖刻的鲁迅，没其他文化人。
一不小心，片言只语，刹那间就能叫你飞来横祸，人们生活在极度紧张恐怖，人人自危的环境里。至今思来，犹有余悸。
文革是一场民族噩梦，是一场永世不能忘记的灵魂苦难。“文革”对中华民族文化、教育、传统艺术的彻底摧残、蹂躏，造成了社会长期的道德沦丧与自律的缺失。
季羡林在《牛棚杂忆》里说：“‘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最野蛮、最残暴、最愚昧、最荒谬的一场悲剧，它给伟大的中华民族脸上抹了黑。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
这应当是绝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心声。
对这场独裁造成的浩劫，我们难道至今还不能反思？
弹指“文革”以过去四十多年，现在，许多人已经不了解“文革”的罪孽。
历史被遮掩不奇怪，奇怪的是还有许多人在怀念“文革”，说“文化大革命好”，还在大唱“文革”红歌，希图浩劫再现！
我想，这就是不认真反思“文革”，不彻底清算“文革”带来的严重的社会历史后遗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