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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会作打开心结:亲述九一三两大悬案

到了这一步,对“九一三”已经不是要搞清事件本身的真相了,而是各派政治人物都在利用这个“政治素材”做文章。毛主席用它来做“林彪帮一个大忙”的文章,周恩来用它来做“划清界限”的文章,上海帮用它来做“争取成为接班人”的文章,汪东兴他们用它来做“掩饰自己”的文章,还有一些人用它来做“东山再起”的文章……对“九一三”的审理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审查,而是根据政治需要来办的事了,必需有一个“反革命政变”,才能让各方的不同政治需要能够实现。

1998年,为了协助寓居西安的父亲整理回忆录资料并进一步学习和研究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邱会作之子邱承光辞掉了大型中美合资企业高管职务,陪同暮年的父亲反复回忆、探讨过去那些重要历史,父子间有过许多对话。这些对话中,既有当事人亲历的史实和第一手资料,也有事后的分析、反思和感受,当事者在痛定思痛后清醒的肺腑之言。其中最为重要,也绕不开的就是九一三,这个改变他们一生命运的大事。

1981年邱会作在特别审判庭上(图源:VCG)

父:1972年5月初向我宣布了审查意见以后,到76年年底,近五年时间里无人问津,我只能苦闷地消磨日子,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

子:那是中国社会大动荡的几年。毛泽东继续深入开展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一浪一浪接连而来,上至国家总理周恩来,下至普通平民百姓,无数的人被卷进政治漩涡,遭到批判和整肃。

父:紧张的提审突然停下来,开始我还不适应,脑子里想的东西特别多,时间一久,就理出头绪了。当然,我反复思索的还是“九一三事件”。

子:“九一三”很复杂,你主要考虑些什么?

父:林彪是否有谋害毛主席和阴谋武装政变是“九一三”的核心。

子:这两件事被官方说成是“两谋”。

父:我考虑了很多,现在也还时常想,“两谋”令人难以置信呀!我提出的证据和理由很多:

第一,林彪没有政变夺权的理由。1958年林彪就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地位排在总书记邓小平前,是最年轻的领袖、毛主席的接班人之一,1966年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成了唯一的接班人,被写进了党章。合法、程序化地继承政权是林彪最期盼、最有利的。毛主席年近八十岁,身体不好,亲自视事最多不过几年,外人对此不知,林彪完全了解,他有必要那么急不可待吗?

第二,林彪想控制局势不必政变。1971年8月中旬毛主席南巡了,北京是“真空”。林彪想干什么,没必要武装政变,堂堂正正地指挥就是了。

子:还有周恩来总理在北京。

父:对这个我就不予评论了。什么张春桥、姚文元呀,用几个警卫员就够了。当然,林彪若这样做也不是一点风险都没有,但总比武装政变的风险小多了。

第三,林彪没有非分之举。林彪在军队威信很高,抽象地说,毛主席威信更高,但林彪毕竟和军队近得多,不是说“解放军是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吗?他真要搞军事政变,为什么不“直接指挥”?为什么不动用军委办事组,不动用军区司令员呢?至少也要动用一个军长或师长吧!可是都没有啊!林彪信任军委办事组,为什么在自己生死存亡之际又不动用?

指挥解放军有程序,只要一动,我们就会知道,可是没见到林彪一点动静。

子:指挥军队的程序,难道绕不过去吗?

父:绝对不可逾越。细节就不说了,那是国家机密。要政变,不找军委办事组“办事”根本不可能!把1969年军委下达的预防苏军突袭的战备“一号令”说成是林彪“反革命政变”的“预演”。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政变是隐蔽性、突发性极强的行动。古今中外,从来没有政变前还要“预演”一下,事先打“广告”的。连这种事也列作林彪政变的主要证据,岂不成了笑话。

第四,林彪是沉稳、从不轻举妄动的人。林彪一生带兵,深知军事手段的厉害。政变是特殊的军事战斗,这个利害关系,他能不知道?武装政变要有计划、部署、部队、指挥官。这些都没有,怎么政变?我根本不知道有武装政变,林彪没有通知我,也没有任何人通知我做好行动的后勤保障和武器准备。黄永胜也没有通知任何部队做准备。政变不是一两个人可以搞得了的呀!手里没有部队,没有周密的组织指挥,搞什么政变?那不是胡扯?林彪会放着军委办事组不用,反而让林立果找来几个毫无军事指挥常识的空军机关政工人员和秘书去搞政变,那不是胡闹吗?林彪是个打仗、办事无十分把握不行动的人,他能不顾一切地做出如此荒唐之举吗?

第五,没有任何政变的迹象。9月12日是“政变”关键的日子吧?那是个星期天,黄、吴、李和我被说成政变的关键人物,都在家中休息,像是要政变的样子吗?我知道林彪从北戴河走了,是13日早上听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说的。除了北戴河林彪那儿发生的事,全国都很平静,没有响过枪,没有部队动,哪里像是发生过了武装政变啊?!如果发生了,总会有或大或小的军事行动吧!可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第六,事后也没有政变流产的骚动。9月13日后十天里,各地的军情公文是呈军委办事组报中央的,我们没有接到任何部队相关的报告,就像没那回事儿一样。9月14日,我们根据中央指示,下令陆军管制空军。全国所有的机场,陆军都住入一个连或营。不是说空军参加武装政变了吗?还说有什么使用轰炸机之类的事!但是他们受到陆军的管制,也是乖乖的!没有任何反应嘛!

子:中央公布的材料说,林彪是武装政变失败后外逃的,否则为什么跑呢?说他“政变”失败后外逃,似乎是合乎逻辑的推导。

父:我认为这是毛主席不负责任。这么定罪,会害多少人啊!

既然说到这儿,那我就再说第七个不可能有“两谋”的考虑,指责林彪武装政变失败后才“外逃”,不能那样推导。

林彪真要“外逃”,应该早于毛主席回到北京之前,那才合乎逻辑,但相反,他“外逃”恰恰晚于毛主席回到北京十几个钟头。

面对毛主席南巡中咄咄逼人先发制人,林彪可以找到出路。林彪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一定要出走?我当时不知道,现在也不知道。毛主席和林彪的分歧是什么?以前说林彪反对和破坏文化大革命,现在给林彪定的罪名反而说他要搞文化大革命。真若如此,那么毛、林之间就没有根本分歧了,那么说,不就前后自相矛盾了嘛!退一万步讲,即使林彪怕别人抓他什么把柄,也不需要出走,积极的出路是和毛谈一谈,消极的就是一言不发呆在那儿,看毛怎么办。林彪和苏联毫无关系,也没有任何联系,可能贸然行动吗?即使他萌发了出走之心,之前下几个命令,使国家乱上一阵,可以起到掩护作用,可是林彪并没有那么做。

第八,也是很重要的理由,至今我没有看到公布任何真凭实据的武装政变证据。从1971年到1981年公审,是十年,到现在,又二十年过去了,都三十年了,我没有看到过这方面的材料。如果有,那可是打林彪的“原子弹”,对他是致命打击呀!当年中央下发的文件,说林彪提议设国家主席是“反动政治纲领”,是为政变服务的,这也算“证据”?完全不能成立嘛!

以上那些道理,我都能想明白,毛主席、周恩来那么聪明睿智,经历过那么多沧桑世故,对林彪又那么了解,他们就更明白了。

子:你提出八条理由,很有说服力。

我再为你补充一个理由,“九一三”后,林彪、叶群,黄、吴、李、邱身边工作人员被拘留审查的数百人,都表示响应中央号召和林彪划清界线,要深入揭发,然而,却没有一个人揭出有“政变”的事。那么多人在林彪和你们身边,总会看出蛛丝马迹吧?可是一点也没有。专案组叫黄永胜的警卫员费四金揭发“九一三”事发前的晚上,黄永胜曾于“九一三”前一天在北京和林立果见过面。

父:是小费呀,他可是和黄永胜寸步不离的警卫参谋,有什么事他最清楚。

子:哪怕是纪登奎亲自审讯“动员”,小费也说没有那回事儿。只要他说“有”,后半生会荣华富贵,否则就要倒霉一生了。可是他坚持说,没有那回事儿!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林彪的警卫处长李文普揭发,林彪上了汽车后问“到伊尔库茨克,多远?”它被作为林彪有预谋地外逃的证据。我听和李文普一起受审查的人说,是他得到中央承诺对其保留军籍和待遇等条件后才那么说的。

父:林彪不知道伊尔库茨克在哪儿?笑话!我们办公地方挂的大幅地图上明确地标志着,那里是苏军远东军事指挥中枢,林彪经常考虑的就是那儿,交待我们防止苏军突袭,关注的就是那儿。林彪会问李文普那个话吗?

再说只有李文普一个人那样“揭发”,李有贴身保卫林彪的责任,可是他“玩忽职守”了。他那么说,有推卸责任的动机……

子:我向法学专家请教,这在法律上被称作“污点证人”。李文普被关押多时之后才说,且与他本人利益相关,又是死无对证的“孤证”,从法理上讲,不应被采信。

说到这儿我想,别人会不会认为你也是利益相关者,才说出以上那些理由?

父:我敢说我就敢负责。我不能说我说的百分之百都正确,可能有说误的,包括以前和你说的“九一三事件”,特别是时间、地点、人名字,可能有记错说错的。如果有,我负责。但是事件大的方面我没说错,专案组翻箱倒柜也找不出来我有意捏造的嘛。

我是实事求是,对事不对人,不偏袒毛主席,也不偏袒林彪,面对历史说话。我对林彪的错误,毫不遮掩,对毛主席的错误,也毫不保留。但我不反对他,不骂他呀!我不反毛泽东!

子:中央指责你们,说在这场毛泽东和林彪的斗争中,你们站在了林一边,违反了毛泽东的意志。

父:那可是冤枉我们了。我不否认我们是拥护林彪的,但我们是根据毛主席对林彪的重用而拥护他的。我们中央红军出身的干部历来都听毛泽东的!过去,毛泽东相信朱德,和他合伙干,那我们就拥护朱德;以后他把朱德摆在一边,用彭德怀了,我们拥护彭德怀,听他的指挥;后来,毛泽东又不相信彭德怀了,把他打倒,用林彪了,我们听毛主席的,拥护林彪,跟着他干工作。如果毛主席不把林彪当成“接班人”、“亲密战友”,我们又怎么去拥护他呢?我对林彪的拥护同毛主席对他的重用是一致的。再说,我的拥护是有条件的,就是林彪拥护党中央毛主席,我就拥护他。如果他不拥护党中央毛主席了,我也就不拥护他了。

子:如果之前林彪和毛泽东公开反目了,你会站在哪边?

父:我从来没有想过背叛党,背叛毛主席。

子: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为你们定“政变”罪呢?其它罪名也可以把你们打倒嘛。

父:毛主席为我们定这个“罪”,是为了能随心所欲地处理林彪问题。把我们关起来,不是依法处理,而是要用“活人”的口供证实林彪“弥天大罪”的存在,毛主席就好名正言顺地处理林彪事件了。如果我们几个都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了,那林彪不就罪该万死了!毛主席听到林彪的死讯后不是说“感谢林彪为我帮了一个大忙”吗?他心里完全明白呀!不为林彪定这个罪,毛主席就没办法推卸自己好多事了,对人民和历史就不好交待了嘛!

子:也就是说,这和毛泽东为刘少奇定“叛徒、内奸、工贼”的道理一样,如果不那样为刘定罪名,就不好处理他了。

父:是这个理,但还有更多的内涵,如果不为林彪定这个罪,岂不是说林彪就是被毛主席逼走的,那可不得了啦!还有,毛主席和林彪历史上的关系那么久,那么密切,如何解释?不定这个罪,那就不能自圆其说了嘛!

到了这一步,对“九一三”已经不是要搞清事件本身的真相了,而是各派政治人物都在利用这个“政治素材”做文章。毛主席用它来做“林彪帮一个大忙”的文章,周恩来用它来做“划清界限”的文章,上海帮用它来做“争取成为接班人”的文章,汪东兴他们用它来做“掩饰自己”的文章,还有一些人用它来做“东山再起”的文章……对“九一三”的审理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审查,而是根据政治需要来办的事了,必需有一个“反革命政变”,才能让各方的不同政治需要能够实现。

子:作为政治家,他们那样作,不失为一个应急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

父:林彪死了,无法说话了,我们又被封了口,这种手段在一定时间内是起作用的。但是,假的总是假的,特别是我们这一批人还活着,是懂得内幕的人嘛!相关的证据也不可能全部毁掉吧!总有存留下来的嘛,否则封锁得那么死干什么?所以,用隐瞒手段不能长期起作用,真相总要大白于天下。

子:中央专案组在“两谋”上的认定,没有直接抓林彪,抓的是林立果。

父:林立果干了些什么,我不知道。我获释后才在中央发的材料里,在社会流行的书刊上看到,林立果和几个心腹发泄过对毛的不满,有的话很露骨。

子:抓住了林立果的那几句话,可以为林彪定罪吗?

父:还是要用事实说话呀,只凭别人揭发的林立果的那些话,就为林彪定罪,恐怕不行吧!那时社会上就有私下议论和诽谤毛主席的事,我从公安的内控报告上知道,是一种社会现象嘛。何况那又不是林彪本人的,林立果的话也是事后从在押人犯嘴里搞出来的口供,还是孤证。那些人嘴上说说,和实际采取军事行动是两回事。

退一步讲,林彪同他的家人是否搞了什么名堂,我不清楚。我不能说有,也不能说没有。中央专案组抓的“把柄”,那是林立果、周宇驰等人暗中搞的贼路鼠道的名堂。要说是林彪在指示他们搞,或是知道他们搞,从现在公布的材料看,我看没有什么说服力。

子:林立衡说,毛泽东自庐山会议后整林彪,整解放军,林立果不满。他曾和心腹的几人关起门来议论,只是自说自话和乱涂写几句而已,形同儿戏,一出房间就没那回事儿了。何况,他们的这种议论话,对林彪是绝对保密的。

父:犯罪主要是看行动,而不是看你怎么想。

子:到目前为止,国内对“九一三”的研究,只是在间接情节,在涉嫌小事上考虑,甚至拿个别人在事发很久后“交代”出来的“孤证”定案。而没有从大局上,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和错误路线政策的根本原因上去考虑,结果只能是“剪不断,理更乱”。

父:现在人们说的多是“九一三”的表面过程,背后的东西还没有亮出来。

子:可是林彪走了是事实。林彪这一走,事情就复杂化了,被说成是“叛国投敌”。

父:按照汪东兴回忆,毛主席是在林彪“外逃”前十几个小时回到北京的。如果毛主席要是知道林彪要“外逃”,十个林彪也跑不了啊!

林彪究竟是怎么走的,先不管他。但无论如何,他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走的。林彪要同毛主席面谈,毛不接受,反而在南巡中讲了一路,杀气腾腾。林彪怎么办?找毛主席谈不行,别的办法一时又没有,总得找条活路吧?应当说,林彪是毛主席逼走的,没有毛主席南巡谈话发难,就不会有林彪的出走。

子:有历史学家认为,是毛泽东引起了“九一三事件”,甚至是制造了“九一三事件”,实质上和毛泽东整垮彭德怀、刘少奇一样。彭德怀对毛泽东是申辩反驳,刘少奇是和平主义反抗,而林彪是离开避祸。

当然,也有一种议论,任你毛泽东逼,林彪要是不走,就不会那样了。

父:那是一个假设。但我认为,毛主席对林彪,不是林彪检讨不检讨,走不走的问题,而是毛主席的思想意识问题,他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批陈整风”会议前,毛主席不只一次说问题已经处理完了。还不到四个月,他反悔了,开始南巡,逼出了“九一三”,这就是毛泽东啊!

我再强调,毛主席对林彪,简单来说是他“要不要林彪”的问题。他要林彪,是一种处理办法,不要了,是另外一种处理办法了,主要矛盾在毛主席方面。

子:迄今中国没有公布“九一三”案情原始材料。甚至规定,相关材料一律绝密,不受《保密法》三十年后解冻的约束,轻易不许外人查阅,如一定要看,须经中央批准……我想,对这些材料一反常规不许披露,肯定它是不支持官方的立场和观点的,否则早就公布了,那样就把林彪“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平息了不绝于耳的非议。

父:指责我们参与政变,也没拿出证据,如果有,那也是一颗“原子弹”,威力大呀!把我们参与政变揭穿了,林彪的罪也就定了,可就是不见他们拿出来。

子:“九一三”后,中央专案组派出了一支庞大的队伍进驻林彪的家,把每一个纸片,每一个线头,都翻过了。对黄、吴、李、邱等人的办公室和家也反复地仔细清查了,居然找不到一丝一毫的政变痕迹。他们对我们家搜查,把棉衣的里子拆开看,皮箱的衬布撕下查;把小妹妹的作业本、我的大学课本、笔记本,都一页一页地编号,查过后盖上“验乞”的专案组公章,真可谓一针一线一纸一物都不放过。

父:从侦察学来说,这就是没有证据。因为你只要犯了罪,就会留下痕迹,更不用说谋害毛主席这样大的事了。

子:专案组从林彪家找出一些学习卡片,当作政变的证据,说什么林彪“尊孔尊儒”,提倡“克己复礼”。更有甚者,中共中央还转发了个《林彪与孔孟之道》,说林彪是孔孟思想的继承者,让人民把孔子思想当作“反革命”的源头批判。

除了批判林彪的思想外,还对他的历史进行清算,说他反对毛泽东,可以追溯到二十年代井冈山斗争和红军长征途中,以证明林彪的“两谋”是历史的必然。

父:专案审查,过多地在林彪的思想见解和历史问题上搞,是对现实问题缺乏证据的无奈!要说毛泽东一开始就和林彪进行斗争,根本不是那个历史。我很早就亲身感受了毛主席和林彪非同寻常的密切关系。

1935年遵义会议后,我调任中央军委四局三科科长,管中央纵队的军务行政和生活保障,就和毛主席在一起了。我们四渡赤水,过大渡河,过雪山草地,经历了长征中最艰苦的一段。我到职后发现,红一军团长林彪经常给毛主席送吃的用的东西和战利品,科里的人对我说,长久以来林彪一直那样作。红军过草地之前,林彪派他的管理员牵上他自己骑的驯良的骡子给毛主席用。毛主席不善骑马,一直没有合意的牲口,那林彪就解决了他的难处嘛!林彪还派了八名身强体壮、政治可靠的战士为毛主席抬担架,他想得多周到!我到红一军团二师把他们领回中央纵队时,二师师长陈光,政委刘亚楼代表林彪送给毛主席二十几斤青稞面的干饼子和十几斤牦牛肉干,那可是珍贵的东西。他们说,林军团长交待,只能给毛主席用。那时毛泽东不是最高领导人,在他之上或差不多的还有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好几个嘛,可是林彪关心的就是毛泽东。后来,中央纵队在草地上遭敌人骑兵袭击,到了陕北铁边城又被敌人冲散遇了险,都是林彪派的那个担架班抬着毛主席跑,才脱险!

说的再早些,在江西时毛泽东受王明路线打击,生了大病,心情非常压抑。在毛主席人生最不得意,很少被人理睬的时候,林彪对他一往情深,暗中保护着他。那些是我听说的,而长征中的事,我亲眼所见。现在为了把“军事政变”说得像那么回事,就把毛泽东和林彪亲密的历史关系说成是激烈斗争的样子,扯谎!

子:有的材料被销毁或灭失了,但中央文档里还存留一些。许多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虽然受纪律和意识形态的约束,有人看过一些原始资料后,对我说,文化大革命的那些事是怎么搞出来的,无需你们去辩解,只要把档案公布就真相大白了。在毛泽东和党犯了长达十年的全局性路线错误的历史条件下,让在军队一线主持具体工作三年多的黄、吴、李、邱个人去承担那么多责任,有失公允。

父:既然拿不出证据,那就把你搞“臭”吧!

总后勤部在我们家里搞了个丑化我的“展览会”,影响很大。周恩来闻讯后,派王洪文去看了一下。周恩来听取汇报以后说,在高级干部家里办展览会,过去没有过,是个新创造。对犯错误的人为什么总要“算老账”、“挖祖坟”?添建的房子质量高了一点,那是作为总后战时临时指挥所建的。国务院、军委和各省市都建了这样的房子,大家都在里面住着,拿邱某住的办展览,不是对其他人的挖苦吗?周下令展览立即停下来,说“脑子发热,总是办不好事的。”

子:我仔细梳理了一遍,要说“九一三”直接涉及到你们的“物证”,只有那封林彪给黄永胜的信,或许它是对你们实事求是的一个障碍。

父:当时在人民大会堂政治局会上展示那封信,我就对它怀疑,除了字迹以外,也不符合林彪的办事风格嘛。林彪和黄永胜有事,都是面商或是由机要人员转达。林彪从来没给黄永胜写过个人的信,为什么这么关键的事上,莫名其妙地写上了那一封含糊不清的信?

子:那封信和从周宇驰那儿搜查出来的字条,是当作林彪下达政变的“手令”,说什么“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有学者质疑,“盼”和“命令”两个用词很矛盾。既然是“命令”,就必须绝对执行。军事科学院保存着林彪所写的大量命令,从来没有说过“盼”的。何况同样内容的“林彪手令”居然有两个,一个字是横着写的,一个是竖着写的。

父:那你还能说它是真的?!

子:为林彪定性为反革命政变,有一个关键的证据是《五七一工程纪要》,它的名字用了“武装起义”的谐音。

父:之前我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东西。1981年我出来后,看到了,觉得以它为主要证据,蹊跷的地方很多。

子:它是以影印件的形式在全国公布。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部队传达以后,批判林彪的运动就如排山倒海之势。

《五七一工程纪要》从政治上、思想上、道德上大胆地否定了毛泽东不健康的东西,也否定了当时许多错误政策。它针对文化大革命推行的一系列不得人心的政策,如学生上山下乡、干部下放农村劳动、知识分子遭受打击、党内残酷斗争、社会阶级矛盾激化等问题进行了鲜明的批判。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纪要》里说的这些都在改革开放的头几年里解决了。“有识之士”看到了这一点,在描述林彪的书中,凡提及、引用、附录《纪要》的,都把它对文化大革命批判的内容删掉了。只是把里面要除掉上海帮“兵谏”毛泽东的设想,当作了反革命政变的证据。

父:在我看来,那不像是久经沙场的林彪所言,反倒是像没有指挥过军队的狂妄书生写的东西。

在政治生活中,在共产党内采用暴力手段,我不同意。毛泽东是我们这些从农村走出来的人的领袖,他开创了新中国,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是他对中华民族的贡献。毛泽东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旗帜,这面旗帜不能砍倒,尽管他不公正地对待了我和其他许多人,思想中有一些不健康的东西,尽管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给人民和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子:毛泽东的错误是那个时代和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意识造成的,但他本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历史面前,人们可以指点评论。

父:《五七一工程纪要》不是林彪的手迹,也不是林立果、叶群的手迹,栽在林彪头上缺乏法律根据。仅从《纪要》的思想和文字风格上看,我说那绝不是林彪的。林彪的思想是中国式的、传统的,他的语言比较“土”,实在、古板,甚至有些涩口。

子:《纪要》完全是西式的,现代的,词藻华丽、流畅,情绪化的东西很多。

父:熟悉林彪的人看了那个《纪要》,都不会说它是林彪的“杰作”。

子:《纪要》的发现颇为“离奇”。“九一三”后清理林立果在空军学院待过的一个地点,打扫卫生时无意中发现一个丢在那的活页拉练本里写着些东西,二十多天以后交了上去,就是后来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至今没有证据说明林彪知道它。

父:这让人感到荒唐。《纪要》如果是个军事行动计划,应该简明扼要,为什么还写了那么多的政治话、废话、骂人话,说了很多和军事行动不相干的话?

子:这些年来,研究“九一三”的人很多,最近有举证,说林彪乘的飞机已经飞近了苏联边境,然后又调过头来向中国飞回。国内外的一些研究机构公开了那天飞机的航行图,林彪的座机空难时是在由北朝南飞的,向着祖国的方向。

父:我当时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说法,很快就被关了起来。但我可以肯定,苏军的雷达昼夜监视着中苏、中蒙边境地区,会有记录。中苏两国敌对,对于对方的活动,特别是异常活动都有严密的监视。

子:邓小平复出后,1980年11月15日在回答美国记者时说,“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那架飞机驾驶员潘景寅的妻子向中央提出申诉,之后给家属送来了《革命军人病故证明书》,称:“潘景寅同志于1971年9月13日在蒙古温都尔汗飞机坠毁死亡,特向各位亲属表示亲切的慰问。望化悲痛为力量,为建设祖国和保卫祖国而努力奋斗。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并按潘景寅原来副师级干部级别补发了抚恤金。当时正是公审林彪集团的政治环境,在一片严惩喊杀声中,如果没有对潘景寅有利的证据,不可能对他那样善后。这里有什么内幕,不得而知。

父:说有“两谋”的证言证物纰漏很多,如同当初找刘少奇的把柄一样,更像是人为地在做文章。

当然,以上那些所谓的“证据”对我们从严处理起到很大的作用。毛主席是驾驭全局能力很强的老练政治家,对于重要人物的处理,如果不是极为必要和影响大局,他总是喜欢放一放,挂在那一段时间再说。对于我们几个人,有了那几个“证据”也是不够的,不能马上就下断言涉入“两谋”。为什么毛主席采用了极端手段处理我们,在我心中一直是个“谜”。在关押我的日子里,有不少征候和传言供我判断,1981年公审后我和王洪文同监居住,他讲的情况有助于揭开我心头的一些“谜”。王洪文说的事,发生在他到北京参加中央办公前的,是张春桥、汪东兴、李德生、纪登奎向他讲的,以后的则是王洪文亲身经历和经办的,主要的事情有这么几件:

1971年9月24日凌晨,毛主席批准把我们四个人暂时隔离,有三条指示:“1、不能用处理杨成武的办法处理他们;2、只能说他们在中央开会;3、时间要短,只能几天,此期间不能惊动他们的家属。”后来为什么对我们采取了专政措施,关起来不放了?王洪文说,康生、江青看毛主席有些犹豫,生怕他对你们宽大了,联合汪东兴等人把你们搞成了专政式监护。

毛主席起初很慎重,说:“林彪的问题比党的历史上任何一个大人物的影响都大,要是处理不好就会倒下一大批人,会伤了党的元气。”他还问了周恩来一句,“林彪坏还是叶群坏?”周答,“从老婆专政这条来说,叶群是最坏的。”毛主席没有反对周恩来的话,默认了。“九一三”后不短的一段时间里,毛主席不同意以“集团案”来追究林彪的老部下,说:“按人头来办。只要一搞集团,好多人就会搞进去了。”但是汪东兴提出:“不给他们几个人起个名字,叫起来很麻烦,横竖林彪人已经死了,取个名字比较好。”毛主席随口说:“可以叫林彪死党”。由此,“死党”这个俗语就成了我们一大批干部的“专用词”了。

子:“林彪死党”和文革初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一样,毫无法律依据和界定标准,只会造成“扩大化”。

父:王洪文还说:毛主席对你们几个,总认为缺乏证据。专案组搞上来那么多材料,他都认为不足为据,不能令人信服。他基本上采取“拖下去”的方针,想拖上一段时间再看看。毛主席告诫政治局的同志,“要冷静观察,犯点官僚主义有好处。”他的意思是,对你们几个不要急于处理,就在那“挂着”放一放、冷一冷再说。但是政治局里多数人不愿意毛主席那么作。我们(四人帮)认为你们垮了没用了,积极要处理你们的是叶剑英、汪东兴、李德生。

子:恐怕他们各有各的目的。

父:叶剑英他们主要是从军队工作出发,不把我们搬开,别人就不好放手开展工作。汪东兴是从自己的利害关系出发的,不“封口”不放心。

王洪文说:在中央内部,毛主席比较冷静,周恩来很谨慎,但是其他人在严惩你们上是一致的。审查1972年夏天之前基本结束,周恩来提过三个方案:1、处理吴法宪一个人;2、处理黄、吴两人,李、邱不作组织处理;3、把四个人继续放一放再说。毛主席倾向于只处理一个人。

子:若从为首的来说,要处理黄永胜。

父:王洪文说,在关键的时刻周恩来说了话:“黄永胜没有民愤,吴法宪民愤大。”毛主席同意周的意见,想只处理吴法宪一个,风趣地说:“这是个以少换多的办法,很划算!”但是康生、江青他们,以及叶剑英、汪东兴都不同意这么办,事情就拖了下来,维持着把你们关在卫戍区的原状。

子:周恩来对你们与人为善,以至于毛泽东有了感觉,曾说他“对刘(少奇)的人太左,对林(彪)的人太右”。这个,我只是听说,还没证实。“九一三”以后周恩来日子非常难过,毛泽东有几次整人是对着他的。

1972年“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周恩来又像延安整风时那样向毛泽东亮出他的“底牌”,以自我诋毁的语言,用数个晚上向与会者讲自己的历史错误和罪过,沉痛地检讨,几乎是痛哭流涕。

父:周恩来不会只是单纯的检讨,他会有内涵的。

子:周恩来借此机会向大家说明了“伍豪自首”问题,防止有人在这上对他出手。从那以后,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不满就比较公开了,他对外交部一个文件批示,批评周“大事不请示,小事天天报……”1974年江青到天津地区活动,在小靳庄要一名姓周的女社员改名“周克周”,说用我们这个周,克他(周恩来)那个“周”。更有甚者,1975年8月14日,毛泽东借评论《水浒传》说:“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全国开始了批宋江的运动,影射周恩来是“投降派”。周恩来在1975年9月20日进手术室之前,又一次在反驳“伍豪自首”的材料上签字,防止日后别人借此“做文章”,并悲愤地大声叫:“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父:周恩来有软弱的一面,他悲戚呀。

子:周恩来是中央专案负责人,对明显错案的李雪峰、郑维山,都不敢为他们说话,更不用说对你们了。

父:周恩来把我们的事拖着,是好心,却给了让人整死我们的机会。1973年党的“十大”要召开、要选举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不处理我们是不可能了。

我听王洪文说,“十大”前,处理我们的事又提到日程上来,康生等人向中央提出了严惩我们的建议,但是毛主席仍然不同意对黄、吴、李、邱、李雪峰立即处理,说还是再放一个时期比较好。

子:可以看到的与此相关的资料很少,但可以查到,1973年5月25日,毛泽东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关于批林整风,他强调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以“九一三”为线,犯了错误允许改过,暂时未认识到错误的可以等待。

父:王洪文说他是“十大”筹备委员会主任(周恩来副主任),他按着毛主席的这个意思,在拖。“十大”前,康生等人发动上海等省市提意见,要求处理黄、吴、李、邱、李雪峰,并向毛主席写了个报告。毛主席在报告上没什么定论的批示。按当时的办事原则,对这样重大的问题要毛主席明确写上结论性的断语才行。

子:我对能查到的文献资料进行检索,查了所有能找到的,有的还是权威性的。但是,凡是记载到了这儿,就闪烁其词,回避了。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大决策都有毛泽东的批示,唯独这件事,却看不到他批写的文字。这样的大事“稀里糊涂”,一般不可能。

父:对高级干部处理,有开中央全会进行决议的制度。因为政治局委员是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的,对其处理,应当由中央全会来办。

子:建国以来,对高岗的处理是七届五中全会,对彭德怀是八届八中全会,对刘少奇是八届十二中全会,文化大革命后对“四人帮”的处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唯独对林案,处理政治局委员人数最多的这一次(一名副主席、两位政治局常委,八名政治局成员)却没有开中央全会,这个必须履行的组织手续,一反常规没有作。

父:王洪文说,对我们的最后处理“决定”,不仅中央全会没有开,毛主席本人也不知道。“十大”以后,毛主席提出了对原来任过政治局委员的,凡没有定下是“反革命”的一律养起来,中央组织部门提出了每月发二百元钱生活费的大概方案。在一次中央的会议上议及到这个问题时,毛主席说:“黄、吴、李、邱几个人没做结论,这样安置比较好。”因为没人敢露出真情,会场上的人很紧张,冷场了很久,汪东兴硬着头皮向毛主席说:“对黄、吴、李、邱、李雪峰在‘十大’前已作了结论,开除党籍了……”毛主席听了很惊讶,足有几分钟瞪着眼睛没有说一句话,大家吓得不敢吭气。最后毛主席很生气地说出了一句很重的话:“林彪的雷厉风行容易出乱子、出毛病!官僚主义并不见得都坏,官僚主义有两重性!”

子:毛泽东是指:对你们的处理,官僚主义式地拖下去有好处!

父:是呀!那天在场的人怕毛主席要发脾气、大发雷霆,大家都紧张得很,害怕了,因此王洪文记得特别清楚。

子:1973年7月,中央专案组提出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罪行的审查报告》,建议中央:1、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的党籍。2、永远开除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国民党反动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3、永远开除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特务、叛徒、卖国贼叶群的党籍。4,永远开除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雪峰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这个文件,由中共中央于1973年8月20日做出的决议,只有一句话:“中共中央一致通过并批准中央专案组的报告。”这里的说的“中央中央”是中央政治局新工作班子,有周恩来、康生、叶剑英、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王洪文、华国锋、吴德等十一人,其中纪、李、汪是候补委员,而王洪文等三人连政治局成员都还不是,有效票不到政治局正式额定人数21人的一半。五名政治局委员组成的工作机构开除包括党的唯一的副主席和其他八名政治局委员,可以吗?

父:对刘少奇定性处理,是周恩来组织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办的,他们完全清楚法定程序该如何做。

子:而这一次却没开中央全会,合理的解释就是要绕过毛泽东。于8月24日至28日举行的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公报上,只明确了开除了林彪、陈伯达两人,对其他的人,含混地说同意对林彪反党集团其他主要成员的处理。公开的地方看不到开除你们的字句,让人感到好像在用“障眼法”。

按说,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决定的东西,以后只有在同样的大会上才能否定,但是九年后1982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撤消李雪峰定为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永远开除出党的决定,恢复李雪峰的党籍。”轻易地否定了以前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决议。

父:开除我们的组织手续疑问很多,必须要当事人回忆或到档案中核查才能了解真实情况。

子:而中央现在对此封死不露,好像忌讳什么。

父:就算是开除了党籍也没有说我们是反革命,毛主席还是要把我们养起来,每月二百元钱生活费算是饭钱,住房、看病、水电杂费公家要包下来,不用自己花钱,这相当于省级高级干部的待遇。1973年10月,卫戍区里的看守人员忙碌起来为我打点行装,说是中央安置我到南方某城市居住,说好像是湖南岳阳。卫戍区看房子的人都回来了,说很快就走。可是过了很久又没有行动,耽搁了下来。看管人员对我说,公安部长李震不明不白地死在公安部办公大楼地下室里了。汪东兴提出了他的死可能与黄、吴、李、邱有关,要等李震的案子搞清楚再说,事情就拖了下来。

子:李震的死因至今众说纷纭。李震是中共公安部长,国家专政机器的头。谁能够置他于死地,不是很明白吗?一个是他的上头(中央),一个就是他自己(自杀)。无论哪种死法,李震都是林彪案“扩大化”的牺牲品。

父:1973年的国庆期间,警三师师长问我:“你为什么没有过去那么胖,面色也不好。是否营养不够?”看管组的人代我回答:“他的饭量不大,吃的东西也不够丰富多样。”师长沉思了一会儿说:“这样出去……”他要说的话大概是“这样出去了不好看”,说到一半就停口了。师长向看管组交待:“你们明天派个人跟我到师农场去。”

第二天他们抓回来一笼子活鸡。晚饭打来了一碗鸡汤和适量的鸡肉,说:“多吃一点,长胖一点。”那天我没在意,以后每天都有一碗鸡汤,我就奇怪了,问看守人员,他们说:“我们师长在为你改善伙食。要把你的身体搞好。师长最近到中央去开过会,布置你们出去的问题。周总理有指示,要注意你们的生活,人不要搞得样子很难看。”喝鸡汤原来是要放我们出去安置的准备工作之一。

1974年元旦刚过,安置我去外地的事又忙了起来。过年前五天,看守组去外地接洽的人赶回来了,通知我做马上启程的准备。师里宣布我的看管组全体人员阴历二十九可以回去,放假一个月回家过年,他们这几年从没有离开过我。我一走,他们就“解放”了,一个个喜气洋洋,忙着收拾东西准备回家。但是,对我的安置突然停了下来。

后来我才知道,毛主席要把我们放出去“养起来”。但是上海帮和汪东兴等人抵触,说:“不能暗着走,要明着走”。不久,“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了,周恩来自顾不暇,没落实。据说,那一次安排出去“养起来”的是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我、李雪峰、陆定一等人。

子:你所说的逐步把对你们的惩治升级的情况可靠吗?

父:我没有准确的材料,细微之处难说,但大的轮廓是可信的。对以上说的那些事,我考虑基本是真实的,依据主要有二个:

第一、王洪文后来和我在狱中同住在一起几个月,我详细地问了他。王洪文“九一三”以后到北京参加了政治局办公,“十大”当了中央副主席、主持过中央日常工作,许多事情是他办的或知道的。

第二,我的感觉和政治判断。我们的行为,是高级干部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台上执政时带有普遍性的典型。我们不理解文化大革命,讨厌上海帮,就是那么多事情,拿起来千斤重,放下去半两轻。毛主席对此非常清楚,他生前并没有对我们几个把事情做绝,留有很大余地。

在中国高层政治舞台上,让哪些人在台上,让哪些人下台,让哪些人“坐冷板凳”靠边站,是毛主席的谋略和指掌之中的事。我们毕竟很早就追随毛泽东,是他从江西中央苏区带出来的一手提拔重用的人。哪一天毛主席想到这,或者他再要打别的什么集团要利用我们搞平衡,说不定会放了我们(当然不是像原来那样的重用)。毛主席用人之道很奇特,不太讲究名分。毛泽东最痛恨的人首先要数王明,周恩来曾在王明那边,毛却放手大胆地用周。邓小平很早就是毛泽东自己的人,却两次被毛打倒了。但邓小平耐心地等待,遭受磨难,终于等到了出头的一天。我们也在等待着,等着可能会有些宽松,等着有个较好的安置,哪怕是落实毛主席说的“养起来”也好,但是毛主席病重了,无暇顾及了。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白梅 来源: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心灵的对话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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