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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一九六四年五月,在林彪的策划下,编辑出版了《毛主席语录》,里面收录了《毛泽东选集》中的一些警句。这样就将对毛的个人崇拜推向更高度。

大跃进的教训被一笔勾消,建立符合现实的现代经济方向也被逆转。林彪的目标是统一意识形态,他对专业技术嗤之以鼻。林提出“四个第一”的口号: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

这一段时间以来,毛对于林彪的不断“神化”自己,丝毫不加以制止,反而在各种场合,表彰林彪。毛说“四个第一好。我们以前也没有想到什么四个第一,这是个创造。谁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发明创造?四个第一就是创造,是个发现。”

毛并令全国学校、工厂、公社、学习解放军。毛说“解放军好是政治思想好。国家工业各部门现在有人提议从上至下(即从部到厂矿)都学解放军,设政治部、政治处和政治指导员,看来不这样做是不行的,是不能振起整个工业部门(还有商业部门,还有农业部门)成百万成千万的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毛还说“我们以前是靠解放军的,以后仍然要靠解放军。”

自此以后,在全国围内,所有的机关、团体和学校无不设立了政治部,都在学习解放军,“加强政治工作”。说穿了就是在全国范围内,一步步加深对毛的“个人崇拜”,将毛“神化”到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地位上去。

并非所有人都同意林彪的“造神运动”。对于林彪的这种作法,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和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当时就指出,这是将“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简单化”。

当时任总参谋长兼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秘书长的罗瑞卿曾明确表示不同意林彪的这些言论。罗瑞卿说“难道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不再发展了?”“说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难道还有次高次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罗还不同意林彪所提出的“背警句”、“立竿见影”等口号,认为这是“死记硬背,从书本中找现成答案,违背理论脱离实际的革命作风。”

在军事的战略战术、武器装备、军事训练等方面,罗瑞卿反对林彪所空喊的“军队要革命化、骡马化”。此时中苏关系日益紧张,随时有可能开战,林彪要求“军队要坚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罗大大不以为然,强调搞好军事训练,主张要“拥有现代化一切最新技术设备”。

凡是不同意林彪这种“造神运动”的人,都受到毛的冷落或批评。毛是先找一些替罪羊下手,其中一个靶子就是保健局。

在一九六四年的春夏之交的时候,保健局给刘少奇检查身体,发现有肺结核病。卫生部副部长崔义田让我先向毛透露一下刘少奇的病情,看看毛有什么意见,再写正式病情报告。

毛并没有表现吃惊,说话时,他的眼光露出了怀疑和一丝幸灾乐祸的神色。

毛说“有病嘛,就休息,由医生治疗就完了。何必大惊小怪。这事不是你的事,你用不着搅进去,由他们去搞。”

但刘的病反而促使毛迅速采取攻势。毛虽然无力正面痛击他的敌手,但他可以使刘过得生不如死。毛做了一系列与高级领导的保健工作相关的批示,命中央卫生部撤销保健局,高级干部不得有专任医生,取消保健工作。至于专为高干设立的北京医院,毛说“北京医院可以改名老爷医院。”

毛以前就曾批评过保健局和北京医院。毛提到其他高级干部的生活方式时说“这些老爷,平日养尊处优,有人给保健,有了点小病,又受到百般照料。”

这个批件交到保健局局长史书翰手。史接到这份批件后,惊得目瞪口呆。高级干部的保健工作被取消,损害到每个高级干部的切身利益,其中当然包括刘少奇等人在内。但没有人敢违抗毛的旨意,但又不能让其他领导人去一般公共医院看病,卫生部必须为高级干部的保健问题另寻对策。

保健局和卫生部党组连续开会,煞费踌躇,终于有了定案。撤销保健局和中南海保健办公室,将史书翰、黄树则提升为卫生部副部长,仍然主管保健。将原来的医生和护士们合到北京医院。结果是人员和机构搬动了地方,各项保健工作照行不误。北京医院改变办法,不只给高级干部看病,可以向老百姓开放,老百姓可以同样看门诊和住院。

但是这样一来,又涉及到高级干部的保卫安全问题。讨论来讨论去,最后决定只给周围的机关的工作人员和工厂人员看病,同时要求这些单位,对他们介绍来看病的人,保证审查没有问题,不是“坏人”。

毛倒是丝毫没有受到撤销保健局的影响。我被任命为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常委副秘书长。我上午到医学科学委员会上班,中午以后到一组办公。那时我跟别人一样,觉得身为主席的毛应该有特权拥有自己的保健医生。直到许多年后,我才恍悟其间的极不公平。

但北京医院的名字成了大问题,毛批的,改成老爷医院,不能这样改,这不像个名字。卫生部长钱信忠、史书翰都要我想办法再同毛说说,能不能不改名字。

我只好又去见毛,告诉他卫生部奉他的“命”所做的改变。我将撤销保健局的细节报告完后说“北京医院的名字不好办,改成老爷医院太难听。而且这个医院是二十年代由德国人建立的,从那个时候就叫北京医院。”

毛笑嘻嘻地说“仍然叫北京医院吧,收老百姓就好。”

毛本人虽然没有受到保健局改组的影响,江青则因为身体“不好”,仍然要有护士伺候她,我继续做毛的私人医生。虽然现在我早上都到医学科学委员会上班,但那里的工作仍和毛脱不了。毛最常患感冒和支气管炎,此后我的精力大都花在治疗或预防这两种病的研究工作上。

我个人生活上最大的改变就是全家搬出中南海。我们原来都住在中南海南船坞,现在既然取消了保健办公室,就不能再在中南海内住下去了。

我们搬到离紫禁城不远,原保健局所在地的弓弦胡同。那儿有不少房间空了出来。一九四九年我刚回中国时,就是在这和傅连暲见面的。我们一家四口合住在中院的北房,总共有四间房间。我们小院子的南墙下,是一个花坛,面种了一排玉簪花。我们刚搬去后,在门前的小院种下了一枚枣核,没有想到,它竟然萌发出来,抽条长枝。

弓弦胡同靠近隆福寺市场、王府井大街和东安市场,买东西非常方便。但特别有好处的是,我的大孩子已经在北京师大学附属中学上学,从这骑车子到学校往返很近,还有车可送我往返中南海。这时正巧波兰驻北京大使馆内部整修,出售一些家具,我同娴挑买了一些,搬入弓弦胡同,在这安了我们的家。

我很高兴能离开中南海。住在中南海内,因为警卫工作的限定,亲戚、朋友都不能到我们家来。现在坐在我们新家的窗前,面对着花团锦簇的小院子,我几乎可以忘记失去琉璃厂老家的伤感。毛与一组的世界恍若离我十分遥远,我非常喜爱这个新家。

后来有一次,半夜三点多钟毛找我,我已回到弓弦胡同。第二天毛对我说“没有想到,整到我自己头上了,找你这个人找不到了。”由此,在一组我的办公室内放了床,有时我就住在那。

毛与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关系持续恶化。一九六五年一月,邓小平召开工作会议,研究和总结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毛在会议期间觉得身体不适,邓便劝毛可以不参加会议。但毛仍抱病参加会议,并发表一篇谈话,其中强调农村问题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刘少奇打断毛的话说“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有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有党内和党外矛盾的交叉,很杂,还是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为好。”第二天毛带了宪法和党章去开会。毛说“有两本书,一本是宪法,我有公民权;一本是党章,我有党员的权利。我有参加会议和发言的权利。可是,一个人(指邓小平)不让我开会,一个人(指刘少奇)不让我讲话。”本来首长开会互相插话,是常有的事,但这次不同,问题严重起来。周恩来、彭真等人都劝刘少奇向主席承认错误。刘作了检讨。党的分裂已经很明显了。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到一九六五年一月四日,召开了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毛增加了三节。这三节后来冠以〈论人类的历史发展和技术革命〉的题目。原文过长,节录如下:

“……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中国的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

由此可见毛对“大跃进”仍然坚持不放。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吴量 来源: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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