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罗新闻网 生活 > 史海钩沉 > 正文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赶到南昌,已经是夜里将近十二点钟。

江西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方志纯,还有省委几位领导都在等我们。方说“毛主席来南昌已经有两星期了,这两天很不舒服,所以要李大夫马上来。”

我们随即到毛住的滨江招待所。这次张耀祠同毛一起出来负责全面工作。随同毛的还有机要秘书徐业夫、警卫处处长曲琪玉和服务员周福明来照料毛的生活。毛的几位女友也在,护士刘、两位女机要员和专列服务员张玉凤。其余就是三个做饭的厨师,十几个武装警卫。毛身边的人全换一批,气氛迥然大异,我觉得很不自在。

我认识周福明(周也是毛的理发员,在进一组前替毛剪过几次。王子已经退休了)最久,周跟我说事情的前后始末。原来十二月二十六日毛过七十二岁生日,下午吃饭时喝了点酒。饭后这几位“女将”陪着散步,出了招待所后门到赣江边上,虽然雨停了,可是风很大。毛觉得热,解开上衣扣子,敞着怀,受了风。不知怎的,毛和张玉凤又为了一件陈年往事大吵一顿。

一年前,毛发现张和另外一位一组人员来往,于是又嚷得一塌糊涂。为此,张的来往对象在北京待不下去,被调到南京。毛生日那天下午,又因为这件事,和张生气。

当天夜里毛咳嗽多了,开始发烧。大家着急,又没有办法,劝他找位江西医生看看,他不同意,最后毛决定叫我同吴旭君去南昌。

我走进毛的卧室。毛躺在床上,满脸通红,呼吸急促,咳嗽不停。

毛对我说“已经有好几天了,没有挺过去,只好请你回来,没有办法。”我仍是毛唯一信任的医生。

毛的体温是摄氏三十九度六,感冒已转成急性支气管炎。我提出,最好是肌肉注射抗生素,可以快一些消炎退热,毛同意了。

早晨五点钟我与吴旭君回到南昌宾馆,汪东兴还没有睡,同方志纯几人在聊天等我们。汪听完报告后决定,如果明天毛的病转好,我们三人就回乡下。

第二天我和汪一起去看毛。毛已经退烧,咳嗽还厉害。他同意再继续治疗三天。毛叫汪东兴回去搞四清,我和吴旭君两人则留下。

汪出来以后有些不高兴,后来他对我说“主席这个人真奇怪,急着忙着让我们离开北京。这次又催着让走,可是对四清,一句也不问一下。不知什么意思。”

当晚汪乘车回铅山县。

这次随毛外出的“女将”有两位机要员、专列乘务员张玉凤、护士刘,一共四位。她们轮番陪毛,我很难找到空闲挤进去,看看毛。周福明也很少进毛的房间,他通常将从厨房拿来的饭或茶交给“女将”之一,由她端进去侍候。我去看病时,也小心不撞见这些人。

又连续治疗三天以后,咳嗽完全好了,可是又面临了另一问题。

我发现毛服用的安眠药量,已经超过以往用量的十倍,这使我十分担心,因为这一药量已经是常人的致死量了。毛对安眠药虽然已经有了耐药的反应,但是如此大量的安眠药天天吃下去,势必会发生毒性作用。我如果仍在铅山县石溪镇搞“四清”的话,对于这事情我可以不负任何责任。可是现在我回来了,对此不能放任不管。

一组几位人员告诉我,自从政局开始紧张后,毛的安眠药药量逐渐加大。毛的失眠和政治总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去年十一月底,叶群赶到杭州向毛告了罗瑞卿,十二月八日到十五日,毛到上海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撤销了罗瑞卿在军队方面的领导职务,由杨成武代总参谋长。在这些天,毛经常日夜不睡,即使增加安眠药量,也不易入睡,而且养成了这么一种习惯,不打算睡觉时也吃安眠药。

我回南昌后一星期,有天半夜我去见毛。毛躺在床上看《后汉书》。他看见我进去,将书放下。毛说“病已经完全好了,你这个郎中还是有点好药啊。”

我笑了笑说“药还是很普通,主要是对症。”

毛伸手拿了一本小册子,交给我。我一看标题是《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是刊登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的《文汇报》的一篇文章的排印本,作者是姚文元。这篇文章我在铅山时就读过。

我弄不清姚这文章的意图。毛曾亲自大力提倡海瑞的戏,这出戏的编剧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兼北大教授。除此之外,吴还是全国首屈一指的明史专家。毛对明史一向极有兴趣,常找吴来谈话讨论,许多次我也在场。毛曾批评吴一部早期作品《乞丐皇帝》,他对吴说“你这本书没有写出历史真实,朱元璋参加红巾军不是偶然的,他运用的战略战术有突出的成就。用无赖加在他身上不妥当,用这点影射蒋介石更不妥当。北洋军阀混战割据,蒋初步统一中国,是一大功劳。蒋有民族气节,对美国人并不屈从,认为中国只有一个,不能分割,这完全与我同调,是志同道合。不能完全否定蒋的历史作用和地位。”这新编的《海瑞罢官》一出戏,是吴晗响应毛的号召,我无法理解为何会遭到批评。

毛告诉我,这篇文章是江青和张春桥共同商量,由姚文元执笔写成。

这文章酝酿多时,始于六二年一月的七千人大会以后。当时会上有许多干部将彭德怀比做现代海瑞,并认为毛和嘉靖一样,没有接受批评的雅量。江青敏感地嗅出戏剧家的所谓“反毛”倾向,她在看了《海瑞罢官》之后,立刻认定吴晗暗暗支持彭德怀。

然后江青找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和副部长周扬,提出组织写作力量,批判吴晗写的京戏《海瑞罢官》,没有得到彭、陆、周等人的支持。毛向江青授意,可以找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但柯于一九六五年四月突然去世,江青便找了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春桥办理,张指定上海《解放》杂志编委姚文元按江青的意图写作。毛直到要刊出前才看到这篇文章,事前并不知道内容。这文章主要批判吴晗及同情彭德怀的人,其他各报此时理应群起响应转载,但它们竟然置之不理。

毛那晚极为光火地跟我说“《文汇报》上发表过,北京的各报就是不转载。是我讲了话,过了十九天才在北京见报。你看,他们厉害不厉害。”

我听了这些话,好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弄不清毛的意图。我当时自然不会知道姚这篇文章会成为毛吹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幕的号角,尤其不知道毛说的“他们”指的是些什么人。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我才完全明白,毛所说的“他们”,包括了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人。

我跟着又说“另外还有一件事。这个时期,安眠药吃得太多了,已经超过以往用量的十倍。”

毛说“有这么多吗?”

我说“我查了每天的用量,照这样下去,会发生不利的作用,对身体不好。”

毛说“那么怎么办呢?”

我说“在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给你重新调整药量。”

毛问我怎样调整法。我说“我准备用一些葡萄糖装在外形相同的胶囊内,这样真假夹杂服用,可以减下安眠药量。”

毛说“那好,你去准备,向护士长和护士交待清楚。”

我刚要退出去,毛又“喂”了一声,说“我看这有毒,不能再住下去了。告诉张耀祠,立刻去武汉。”

我多年前于成都便意识到毛似乎有被迫害妄想症,他那时怀疑泳池被下了毒,现在看来毛的情形是更严重了。毛以为他在南昌生病是因为招待所被下了毒,在我看来所谓的毒是“政治”高层共产党领导之间的明争暗斗。

我去找了张耀祠,说明毛要立即动身去武汉。随后趁专线电话还没有撤销,我打电话给卫生部,是已升任该部副部长的史书翰接的电话,我将毛这次病情和安眠药重新调整的办法,告诉了史。

史说“原来发了这么高的烧,咳嗽这么厉害。会不会有肺炎啊?还是照张爱克斯光片子才能放心。顺便跟周总理报告一下,请专家来诊。”

但我觉得毛的身体已无大碍,我较为担心他的安眠药剂量过量和被迫害妄想症两事。我觉得,现在的局势有点紧张,而且听毛的口气很不顺;不能提照胸部爱克斯光,免得节外生枝。

至于再派二、三位老专家来,我认为这更不妥当。如果这样办,一者,毛会以为我不肯负责任,叫别人来,是推卸责任;再者,毛或许以为还有别的病,我对他隐瞒,要找人来商量。没有经过毛的同意,就向周恩来报告,都很不利,会造成误会。

我终于说服史书翰,这一事到此为止,并叫他不用担心。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吴量 来源: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史海钩沉热门

相关新闻

➕ 更多同类相关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