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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患有严重的“被害妄想”精神病症状 对臆想的“政变”的极度恐惧

——“文化大革命”和非理性的毛泽东之三

在中国古代的君主中,恐怕找不到几个人曾连续地亲手杀死或逼死自己安排的储君。而毛泽东就偏偏这样做了。从1966年到1971年的短短5年里,他连续杀死或逼死了刘少奇和林彪,这两个人都是他先后钦定的“接班人”。刘、林不但隶属于毛的嫡系,而且都曾经对毛不遗余力地大肆吹捧而获得信任。不可理喻的是,毛偏偏对这两人的疑惧/妄想程度最深,时间也最长。

二、从多疑到妄想:毛泽东对“政变”的恐惧与“文革”的演进

多疑是一种病态人格,但任何独裁者都或多或少地呈现多疑的特征。由于他们在自己夺取和维持权力的道路上运用了不少阴谋诡计,以己推人,他们自然会随时防范他人效法自己来颠覆他们手中无上的权力。然而,多疑在某些情况下会发展成妄想症的精神病态。例如,当独裁者力图加强自己的权力而缺乏足够的自信和智谋时,便会把猜忌变为妄想和行动,残忍的政治清洗便可能发生。另外,步入晚年的独裁者的身体心理都可能发生器质性病变,使本来未必严重的多疑和妄想症明显加剧。他们会不断妄想出种种不真实的“敌人”来,又运用他们手中不受限制的权力,采用极端手段来清除假想的“敌人”。

1.毛泽东的妄想症状及其与政治形势起伏的关系

据李志绥回忆:毛泽东极度的疑惧/妄想症起源于1956年以后对中共“八大”反“个人迷信”等路线的不满,“他逐渐有一种非理性的怀疑恐惧,但要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才完全成形。”[40]笔者依据李的回忆,将毛的若干妄想症特点与当时的政治局势对比,按时间顺序列表供读者参考。

在精神病学中,“妄想”是在病理基础上产生的不符合实际的错误信念,是一种病态的判断与推理;它本身与事实不符,但病人却坚信不移,即使用充分的说理和有力的论证都难以动摇他的信念。妄想症又称妄想型精神病,其特征是,由对某真实事件的曲解,进而逐渐形成一个复杂纠结的妄想系统。临床研究显示,妄想症患者中,常见的有夸大妄想、被害妄想、多情妄想、疑病妄想等。在这一症状形成的过程中,情感对思维进程有明显的影响,病人妄想的内容往往与病理的情感相一致。如情感抑郁病人往往产生被害妄想;而躁狂病人往往产生夸大妄想。

从表中所列的毛泽东的恐惧妄想中可以看到:首先,这是一种“被害妄想”;其次,许多妄想不符合基本的生活常识,如天花板上怎么可能“藏人”(后来发现不过是一只野猫);再次,他在政治方面受挫的心态,作为一种重要的情感因素,影响着他的疑惧/妄想。医生李志绥还提到了毛的疑惧/妄想症的重要病理基础:毛长期以来患“神经衰弱”而导致严重失眠,“事实上毛有两种失眠症,一种是生理时钟的混乱,另一种是俗称的神经衰弱性失眠。……毛的神经衰弱有多种症状--失眠、头晕、皮肤瘙痒和阳萎,严重时他会有恐惧感,尤其在空旷的地方,他必须有人搀扶,否则会跌倒,在人多的场合也会发生。……毛的神经衰弱的最终根源,在于他对其他领导同志可能反抗的恐惧。共产党中没有几个毛真正信任的人。”[41]值得一提的是:毛以夜为昼的生活和工作习惯,使他永远在黑暗中思维,而这种生活和工作方式只会促使他在漫长的旷夜中加深各种无来由的猜忌和妄想。

2.毛泽东对“政变”的恐惧:理解“文革”期间政治演进的一条线索

了解到毛晚年可能有妄想型精神病症状,便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会在“文革”中一手制造那么多常人不可理喻的冤、错、假案。毛的“被害妄想”与他发动“文革”的主要原因――所谓的“防止反革命政变”有直接关系。历史已经证明,当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反革命政变”的动向或可能。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被害妄想”像一场不可摆脱的噩梦贯穿了毛的晚年,直至他死亡为止。究其原因,或许可以说,恰恰是毛自己为了打倒刘少奇,先组织文人秘密地造“舆论”,继而调动军队,以政变的方式,用莫须有的罪名,推倒了党内第二号人物,打击了一大批各级干部,因此毛潜意识里往往会担心别人也对自己搞所谓“反革命政变”。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他那个著名的关于“反政变”讲话中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作这个文章。这是没有完全写出来的文章,没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我们就要学这个没有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42]林彪所说的使毛恐惧了几个月的“政变”者,指的是“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指责这几个人试图“政变”,确实毫无根据,而这4位毛的追随者也从未有过如此想法。然而,毛的妄想居然引发了整个中共上层的互相猜疑指责。在5月2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林彪、陈毅、周恩来等人也毫无根据地指责朱德要“搞政变”、“黄袍加身”,以至于朱德嘲讽着反诘道:“我80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43]显然,这又是一出天方夜谈。

不久,毛的重要打手康生又指责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贺龙要搞“二月兵变”。有关这一荒唐的指控,1980年的中共文件是这样描述的:1966年春,北京军区从外地调了一个团给北京卫戍区,担负民兵训练、维持社会治安的任务,卫戍区为此派人到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借房子。7月上旬,北京大学有人贴大字报,怀疑部队向学校借房是要搞兵变。康生抓住这个捕风捉影的材料,不经任何调查,就在7月27日北京师范大学的群众大会上,蛊惑人心,大讲所谓彭真策划“二月兵变”的经过,说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当时北师大工作组组长孙有余认为这是谣传,康生就指控孙“替彭真辩护”,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立场”,要罢他的官。还有一些人为此受牵连,挨批斗。[44]

这种根据几张莫名其妙的大字报所作的指控,本来就是完全的捕风捉影。但毛泽东对贺龙的态度却就此改变,对贺龙从“保”到“弃”,将贺龙“隔离审查”,直至迫害致死。不少学者认为,促使毛下决心打倒贺龙,不只是“二月兵变”这一莫须有的罪名,还因为毛担心贺龙与苏联军方可能的“勾结”。[45]1964年11月,中共派出由周恩来为团长、贺龙为副团长的党政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纪念活动。在11月7日的国宴上,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私下向贺龙说:“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赶下台了,现在该你们把毛泽东赶下台了。”贺龙当场反驳,并立刻报告了周和毛。尽管贺龙以其行动向毛表示了忠心,但毛却一直疑云未消,最后终于在“文革”中将贺龙投入黑牢。贺龙不是毛的嫡系,却一直对毛忠心耿耿,甘作“家臣”。在延安时期,毛执意要和江青结婚时,遭到政治局成员的反对。但时任军中要职的贺龙挺身而出,为毛保驾,他用土匪腔说道:“堂堂一个大主席,讨个女人有什么了不起,谁再议论我枪毙了他!”一时颇得毛的欢心。然而,从毛对贺的多疑寡信、刻薄少恩,最终把贺作为假想的敌人加以消灭,似乎越是想接近毛、越是积极向毛表示忠心的人,却容易引起毛的疑惧/妄想。从“被害妄想”症的临床表现看,这是常见现象,患者的疑惧/妄想常常从他最接近的、印象最深刻的人和事开始。

从这一角度来分析“文革”初期被打倒的总参谋长罗瑞卿的命运,或许会有新的理解。罗瑞卿一直是人所皆知的毛的忠臣,他担任公安部长期间,对毛的安全保卫可谓鞠躬尽瘁,几乎达到了由罗自己亲自担任“私人保镖”的程度。毛可能原先准备让他将来代替体弱多病的林彪出任国防部长。但阴差阳错的是,刘少奇在1965年5月接见一个外国客人时先把这个安排说了出来:“每个人都要准备自己的接班人,国防部长的接班人是罗瑞卿”。[46]刘的这一讲话作为正式文件下发,毛泽东看了这一文件便产生了对罗的猜疑。心胸狭窄的毛不但无法容忍他的亲信被自己正准备打倒的政治对手提名为国防部长人选,而且进一步怀疑刘、罗之间可能有类似“政变”之类的阴谋。于是,罗瑞卿就突然被关押了起来。

在中国古代的君主中,恐怕找不到几个人曾连续地亲手杀死或逼死自己安排的储君。而毛泽东就偏偏这样做了。从1966年到1971年的短短5年里,他连续杀死或逼死了刘少奇和林彪,这两个人都是他先后钦定的“接班人”。刘、林不但隶属于毛的嫡系,而且都曾经对毛不遗余力地大肆吹捧而获得信任。刘少奇曾帮助毛在“延安整风”中击败了毛在党内最强大的对手王明,又率先提出了“毛泽东思想”。毛得以发动“文革”,则完全得益于林彪倡导的对毛的个人迷信和林的“保驾护航”。然而,不可理喻的是,毛偏偏对这两人的疑惧/妄想程度最深,时间也最长。

例如,1966年5月18日林彪关于“防止反革命政变”的讲话,是他揣摸毛的本意并得到毛批准后的发言。林彪在讲话中提到,毛为了防止政变,几个月来“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一陈述亦属实情。当时,毛林关系正处于炽热的政治“蜜月期”,官方媒体则将林彪称为毛的“亲密战友”。可是,林彪在中央的会议上发表此讲话后仅1个月,毛竟然在写给江青的信中说: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4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5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47]从这封信的内容来看,明显地,毛非常怀疑林彪大谈政变的动机。5年后,林彪死了,为了证实毛对林彪的先见之明,毛的这封信被公布了出来。然而,这封信不也同时揭露了毛多疑的特征吗?在毛、林的政治“蜜月期”里,毛尚且如此怀疑林彪,那么,毛什么时候真正信任过任何掌握党政军大权的部属呢?

有趣的是,按中共的官方说法,林彪及其死党(其实是他的儿子林立果等人)在1971年确实策划了暗杀毛的政变。即便此说属实,那么这一“政变”也可以说是毛的日益严重的“被害妄想症”一步步逼出来的。1970年9月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林开始公开冲突。双方的争执焦点似乎是“设国家主席”问题。根据今天多位学者的分析,这其实是个伪命题:毛并没有说一定“不设国家主席”,林也从没有说他要当“国家主席”。[48]可是,研究者们通常止于此地,而忽略了对毛泽东的妄想心理的线索追踪。毛在这次会议上发现,自己的“家臣”陈伯达(原任毛的秘书,后由毛指定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竟然与林彪意见一致,并为林摇旗呐喊,连毛的“大内总管”汪东兴都曾一度站到了林彪一边,这立刻引起了毛的疑惧。因为他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家臣”的“不忠”,由此又可能联想到林彪拉拢“家臣”和“大内总管”,是否图谋不轨。庐山会议以后,林彪便被说成是“在庐山搞了一次未遂的反革命政变”。[49]毛的妄想症在庐山会议后日益严重,据李志绥回忆,毛甚至把周恩来派来的3个诊断他得了“肺炎”的医生,硬说成是“林彪派来毒害”他的特务。随后,毛的关于林彪要搞“政变”的妄想似乎越来越强烈,他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林彪的反常做法。例如,他作为党的主席,公开破坏党的纪律,在1971年8月至9月的南巡中,到处拉拢地方军政大员,攻击党的副主席林彪,同时积极准备再发动一场类似打倒刘少奇那样的宫廷政变。如同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和他的亲信们在“571工程纪要”中所言:毛“是一个怀疑狂、疟(虐)待狂,他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50]如果说,年轻气盛的林立果等人产生了政变的想法,这也可以被看作是毛的“林彪欲政变”的“妄想症”逼出来的铤而走险之举。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东方白 来源:当代中国研究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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