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网军、23岁的拉赫曼（Rahmen，化名），描述选举期间网络作战的细节
跨国信息战
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第一条捷运在3月底开通。对于1.5公里路程要塞车半小时的城市来说，这是人们开口必谈的大事。即便基础建设让人民对总统佐科威（Joko Widodo）有7成以上的执政满意度，但此次总统大选他的得票率仅拿到5成5。
对佐科威来说，地面基础建设的成功并没让他轻骑过关，因为网络上的战役烽火连天。印度尼西亚传播及信息科技部（Ministry of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KOMINFO）是这场战役的监管者，也是最近身的观察者。
“完全就是个战场！” KOMINF职员波尼塔（Bonita），打开Facebook、Twitter、WhatsApp、Instagram、YouTube，向我们细数，“（敌对政治阵营）两边的人就在上面对骂，每一天都有新的丑闻、新的谣言，然后每天人们就跟着新的话题吵架。”
过去9年，印度尼西亚网络用户从200万飙升至1.43亿人，2020年前，会再新增5,000万个网络用户。2015年，佐科威大力推动全国4G普及化，加上低价手机出笼，将整个国家一半以上的人口推上社交网站。对Facebook、WhatsApp来说，印度尼西亚都是全球前5大市场。
印度尼西亚4G发展至今4年，催生各种网络经济和创新服务。Grab、Go-Jek（在东南亚地区提供租车、共乘服务的手机App，提供与Uber类似的服务）满街都是。麦肯锡顾问公司报告指出，2017至2022年间，印度尼西亚电子商务产业规模将成长8倍，达550亿美元（约新台币1.6兆元）。
但网络发展的阴暗反面，则是每天层出不穷的网络谣言。
《报导者》记者抵达雅加达的那周，一座广场上的半裸雕像，被极端伊斯兰团体包上布巾。即便伊斯兰人口占印度尼西亚8成6，这样的人口多数依然没能让他们感到安全。另一位总统候选人，佐科威的敌手普拉博沃（Prabowo Subianto）认为，民主体制不适合印度尼西亚，多元文化不符合伊斯兰教义。于是“把印度尼西亚还给穆斯林”的吶喊，在Facebook、WhatsApp一直传。
根据KOMINFO统计，2018年8月，印度尼西亚社交平台被举报并澄清的谣言有25则，但到2019年3月，这个数字超过400则。
由印度尼西亚政府成立的「假新闻小姐」（Miss Lambe Hoaks）录像现场
“印度尼西亚的网络普及得太快，但对于信息的教育跟不上，”创新治理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里纳尔迪（Mohammad Rinaldi）忧心地说，“2014年开始，社交网站就成为煽动人们情绪、影响人们认知的工具。人们从来没问过，上面的言论是真的民意，还是网军的互相对话？”
答案，23岁的拉赫曼（Rahmen，化名）知道。
网军告白：一切都是写好的脚本
现职为银行网络营销专员的拉赫曼，过去一年半的时间，是带领10～15人网军的小队长。每一天，他们必须产制各种内容，从部落格文章、社交网站照片、文字贴文、影片等；每个组员手下都有100个以上的账号，帮助制造声量。他们也监控社交网站，写舆情报告，再依照客户的目标，拟定脚本，进攻、带风向。
选举时期，下单的多半是候选人和政党，网军甚至必须赶紧从朋友圈拉来人手。“像我们10个人的小队，一个月（雇用成本）大概要1亿印度尼西亚盾（约新台币22万元），”拉赫曼回忆，在2017年的选举中，各阵营网军规模，是用一栋、一栋建筑来算，24小时不停班。
拉赫曼强调，他们不做假新闻。离职前，他升任为“核稿人”，负责把关每一则贴文，确保没有不实信息。他们从可信赖的媒体抄材料，然后改写部分内容，成为产出。他说：“假的东西，会落下把柄，造成客户的麻烦，是大忌。”
但网络上这么多不实信息，如果不是网军制造，究竟是哪来的？
“网军（buzzers）分成两种，一种是像我们一样，受雇的，一种是志愿性质的，”他解释，志工不在乎真假，“重点是享受自由，他们想讲什么就讲什么，这是社群媒体带给他们（说话不必负责）的假象，很可怕！”
政治受雇者与志工两股力量，在“客户”直接下单与间接鼓动下，在网络上合流，将声量推到最大。“民众以为那是网络上面的讨论，其实那就是我们在跟彼此说话，”拉赫曼说。
拉赫曼和多数受访的网军们说，他们从对话的时间、选定的主题、讨论的方式是搭腔或是争吵，都是写好的脚本。
雇用网军的，还不只是政治人物、政党、政治公关，只要你有具体目的，任何人都能上门下单谈生意，如杀人犯与警察。
2016年，一名女嫌犯涉嫌在咖啡中加入氰化物，毒杀好友；司法审判过程中，嫌犯聘用了拉赫曼所属公司的竞争对手，在社交网站上指称警方诬陷、法院误判。警方也不遑多让，高层找上拉赫曼的老板，要求反击，几个网军小队以接力赛的方式，最终，女嫌被判有罪，刑期长达20年。
铺天盖地的恶意讯息，造就最火爆选举
这种铺天盖地、谁都想操作风向的渴望，让网军成为茁壮的产业，快速侵蚀这个年轻的民主国家。
从2017年至今，印度尼西亚连3年举办各级选举，2019年，现任总统佐科威与普拉博沃第二次对决。
2014年的总统大选，佐科威创下纪录，素人背景出身的他，打败由保守势力、军方支持的普拉博沃；第二次总统大选的对决，普拉博沃持续指称佐科威为亲中、共产党、反穆斯林，不新鲜的谣言，却能多次发功。因为，他们击中了印度尼西亚人心中的恐惧与不平。
而说佐科威是共产党，更是瞄准了印度尼西亚社会中的禁忌。
1965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发起政变失败，遭到苏哈托（Suharto）血洗式的清洗，苏哈托并发起对全国洗脑式的灌输反共思想，将其视为威胁印度尼西亚生存的敌人。从此，共产党成为禁忌话题，连穿着与共产党党徽上衣的外国人，都曾被警方逮捕侦讯。这个谣言逼得佐科威出面澄清，共产党被解散的那年，他才3岁。
今年，面对政治现实，被视为改革派的佐科威，选择了75岁的伊斯兰领袖作为副手，并大力打击网络谣言。
谣言有那些？例如，有支持在野阵营的女性在Facebook贴出脸部肿胀照片，声称被执政党（注：印度尼西亚斗争民主党（Partai Demokrasi Indonesia Perjuangan））支持者痛殴，在野阵营开记者会大力挞伐，却被网友戳破是整形手术后的照片。也有谣言说对中资友善的执政党，要移进1万名中国劳工，抢走工作机会。
另一则谣言甚至让印度尼西亚选举委员会半夜召开记者会。讯息指出，一艘货柜船载来700万张来自中国的选票，上头已注记盖选现任总统佐科威。睡眼惺忪的记者被要求跟着选委会亲访码头，证明没有700万张选票的存在。
网络谣言同样没放过在野阵营。对吸引年轻人、商人背景的年轻副总统候选人桑迪阿加・乌诺（Sandiaga Uno），一则谣言说他批评印度尼西亚运动员身体差、赢不了亚运，还有谣言声称外表帅气的他有多位女性伴侣。
两方交火之下，造就印度尼西亚史上最火爆的选举。最后，佐科威惊险地在4月17日以55%的得票率胜选。
平台被政府压着，开始进入管理
Twitter与数位鉴识研究室（Digital Forensic Research Lab, DFRLab）近期共同发布报告，他们发现在印度尼西亚总统大选前一个月，以#JokowiLagi（佐科威连任）发起的贴文中，有四分之一都来自自动化操作，在短时间内大量发布相同讯息，“一切发生在几分钟内⋯⋯这不是由一个人透过不同应用程序操作，就是由一个紧密的网络协力而成的。”显示佐科威阵营也在操作网军。
而Facebook也在选前5天，移除了234个粉丝专页、账号、社团，原因是有大量攻击佐科威并推崇竞争对手的讯息。这些言论鼓吹仇恨、极端化的政治讯息。
DFRLab报告指出，“由印度尼西亚国内发起的这些活动和幕后操作者，试图误导受众，掩饰他们真实身分以及真实目的。他们用假的账号，常态性地张贴地方、政治新闻，包括即将到来的选举，和‘所谓的’选举丑闻、‘所谓的’政治人物失言等。”
这些粉丝专页扣掉可能彼此重复的追踪者，大约只剩17,000人追踪，但他们能够控制的社团超过100个，「他们传播谣言、用讯息分裂社会的潜力，仍然相当地大，」DFRLab如此作结。
印度尼西亚政府与民间怎么打击假新闻？
假新闻让印度尼西亚社会冲突越演越烈，遇上选举更是几乎把国家分为两半。两年前开始，印度尼西亚推出长、中、短期三大策略方针，正式对不实信息宣战。
KOMINFO是打击假新闻最关键的部门，他们的核心工作有两块：一是核实网络上的谣言，二是向大众传播，破解假新闻。
舞台剧的肢体语言配上儿童剧的声音表情，“嘿！嘿！嘿！欢迎来到假新闻小姐的节目，今天，又有什么谣言呢？”“假新闻小姐”（Miss Lambe Hoaks）针对当周5条网络谣言，每周2次、各5分钟，一一破解。
“来，我们还要再拍一个给TikTok（抖音）的影片。”10平米的摄影棚，挤进10个工作人员，摄影师、后制、演员到提供脚本的幕僚，他们，都是KOMINFO的公务员。他们试图用民众可接受的娱乐方式，利用最亲民普及的平台，消毒假新闻。
而作战的最核心，则是一座连在地媒体都没进去过的战情室（War Room），这里有上百人，24小时轮班方式核实网络可疑的讯息。
20个人以U字型整齐排列，对着的是一整个墙面高的大屏幕，显示最新的不实讯息。战情室的打造从2017年开始，试图以人工智能方式，找出可能的不实讯息。经过一年时间的学习测试，由程序机器人与人类合组的部队，才终于登上战场。
每天，由机器人按照建立的关键词与过去累积的谣言数据库，从网上的公开信息爬出可能的不实讯息，加上民众从Twitter、WhatsApp举报的可疑谣言，有时一天多达一千条的可疑讯息列表。
KOMINFO发言人社笃（Ferdinandus Setu）说，百人团队里头包括史学家、护理师、宗教学者等，按专长，他们负责处理各领域的谣言，并提供事实和可信的信息来源，作为对照。一旦发现谣言，再透过与9大网络平台建立的协议，以热线通报平台业者。理想状况是，平台收到注记为假的讯息列表后，调降该讯息的触及率、标示为可疑信息，或是直接通报张贴人、甚至下架。
印度尼西亚政府对不实信息的作战中心：战情室（War Room）。
但，即使是享有Facebook第4大市场、Twitter第9大市场地位的印度尼西亚，理想与现实，还是有差距。
第一，事实无人闻问。战情室每周公布核实报告，但看的人少之又少，这也是假新闻小姐“诞生”的原因。靠着“每日谣言”专栏，以及每周产制两支5分钟影片，经营YouTube、Instagram、TikTok，出现在KOMINFO的Twitter和Facebook粉丝专页，希望能抓到读者眼光。
第二，战情室运作的机制其实引发更多人的不安。所谓人工智能是如何运作？哪些关键词需要监控？爬出来的不实信息，有没有以保护执政团队为优先？机制的透明度不足，所谓打假的工具，一转身，可能就成了政府审查言论自由的工具。加上KOMINFO的前身，正是印度尼西亚30年独裁统治中管控信息的单位，这些，都让即使是提供了核实数据对照的打假报告，也被贴上问号。
因为核实效果有限，印度尼西亚政府为求短期效果，与警方合作。透过刑法、信息传播法中既有法条的延伸，以保护宗教、管控色情内容、毁谤等名义，警察带头，大举对散播信息者进攻。尤其在2017年，反钟万学的大型抗议之后，警方接连对拥有30万的穆斯林网军（Muslim Cyber Army）、结合黑客与机器人程序的大型网军集团Saracen开罚，但同时，各地也传出人权分子、异议人士、LGBT民众，因为网络上言论，而接连入狱，或是网络被封锁。
媒体法律救助中心执行长瓦优丁（Ade Wahyudin）批评，对于网络不实信息，印度尼西亚需要打造一部新的法律，用既有法律延伸，定义的不清楚、诠释的模糊，将成为特定人士互相攻讦的工具。立新法的过程必须由公民团体、平台业者参与，且全程透明。
公民团体站出来：从网红学校、亲子教育培养网民
对长期研究网军产业的里纳尔迪来说，“政府能做的、最该做的，不是自己下场，而是打造一个生态系。”
他的话，印度尼西亚政府是听进去了。在假新闻小姐、百人核实、AI抓谣言、修法判刑之外，更重要的是，是长期解方：建立生态系。
我们走进“网红学校”，看见这个年轻的民主国家，试图响应社群时代挑战的决心。他们正在培养“网民（Netizen）”。
这是一场已经走过52座城市、全国参与人数达13万的民间启蒙运动。台上，领头的是网红。星期六的上午，现场上百名大学生，一边吃着现场发的餐盒，一边被几个网红们逗得哈哈大笑。“即使我们只有20个追踪者，我们还是可以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当一个意见领袖（influencer）啊！”台上网红分析完自己如何抓住眼球后，回答大学生的疑问。
这场由民间发起，结合政府、企业、民间组织与教育部门的运动，取名为SiberKreasi，是印度尼西亚文「网络」与「创造」二字的结合。2017年发起时，由25个民间组织合作，如今，已有97个跨部门单位，出钱、人、力，要在各地重建“网络”。
“很多人都以为自己很懂得使用网络了，但当你看他们的行为的时候，你只想摇头。”东尼（Donny B.U.）是KOMINFO的特别顾问，公民团体出身的他带领这场启蒙运动，如今被政府特聘为顾问。在这场运动里，有网红学校、亲子数字教养、教师教学手册、传统产业数字化等学程，供各地民众选择。
以数字教养为例，讲师从网络使用对小孩子大脑的伤害谈起，而后先检视父母的网络使用行为，然后针对亲子、夫妻间，对于数字装置的使用时间、习惯、生活公约等，一一盘点，确保数字装置不在家庭生活里造成冲突或是隔阂，而后，再谈数字上瘾、社交网站滥用，以及假新闻等议题。
另一例是网络冲突的处理，由Search For Common Ground组织担任讲师。他们把真实世界的冲突与社交网站上的对话做对比。“要接受冲突，冲突一定存在，但不一定伴随着暴力。”Search For Common Ground计划专员普特莉（Hertiana Putri）解释，网络上的言论，常常因为匿名性或是无真实的人际关系，出现偏激的火爆争执，甚至连好朋友，也因为社交网站上的对话无效，从此不互相往来。
Search For Common Ground带领着百位学生，重头检视自己在社交网站上怎么跟网友对话，把交互方式分成竞争、回避、妥协、合作、顺应五种，提醒他们从对话结果回推，再决定在网络上要怎么留言、互动。“网络最棒的一件事，是你还可以想一下，不是吗？”普特莉笑问。
SiberKreasi像是一场大型补课一般，在网络普及之后，才走访各地提醒人们网络怎么用。他们连地震灾区都去了，“是在地要求我们去的，最脆弱的地方，最容易受谣言影响，”东尼回忆。但站在第一线的他们，也必须响应人们对假新闻的政治臆测，领有政府补助、网络企业赞助的他们，总是在活动的一开始强调，“我们不是要告诉你要投谁，而是不管你的投票和各种决定是什么，请确保你不是受谣言影响的。这是为了保护你自己的权益。”
面对满天飞的谣言战，东尼坦承，教育需要长期投入才能见到成效，“人们常常挑战我们说，办这些活动有什么用，人们还不是照看（谣言）？”
“这是一个长期的投资，这是给人们声音，建立伙伴关系，然后影响政策制定者，”他肯定地说。透过SiberKreasi，平台业者、政府、民间组织、教育部门，终于坐下来对话了，且他们对彼此的资源、业务、立场，也透过轻松的活动，有真正的交换跟理解。所谓的“生态系”，正在长成。
这场运动的结果明显可见。今年3月通过修法，数位素养重回国小、国中、高中课纲；SiberKreasi的课程内容即将出版成书，累积了多方教学资源、各地需求的SiberKreasi，也成为印度尼西亚2.7亿人的数字教养教育舵手，由他们打造的教材，今年下半年走进校园。
对东尼来说，SiberKreasi最大的贡献，是突显民间团体在网络治理讨论里的重要性。
其实，SiberKreasi的开始，来自一群对政府失望的老师。2013年，政府从课纲中砍掉了信息教养的课程，理由是不需要再教民众如何使用计算机、网络。「政府以为数字教育，只是技术上的教学，」东尼解释，于是老师们开始集结，成为压力团体，在各部门间游说，直到假新闻议题一把火烧到总统，政府才真正开始重视数字教育中的素养议题。
政策的形成，尤其是关于科技，民间总是走在政府之前，而当各种网络应用开始实际影响社会，政府就会遇上治理机制的急迫考验。这一点，东尼很有经验。
2002年，当印度尼西亚还只有一千万个网络用户时，东尼就已在街上号召群众，要重建网络。当时，网络方兴未艾，但网上色情、赌博，却抢走了印度尼西亚民众的眼光，政府不知道该怎么办，竟喊出封锁网络的口号，引起家长们的共鸣。东尼在路边摆摊到处演讲，呼吁人们看到网络发展带来的其他好处，并请政府重新思考政策。
17年之后，他的声音依然还在，头发已灰白的他，这一次与SiberKreasi的老师们连手，将政府拉回正轨。
这场来自印度尼西亚民间的运动，提醒包括台湾在内，全球饱受假新闻威胁的民主国家，因应社交媒体时代，数字素养与网民的培养有多重要。
各国纷纷立法，台湾要走哪条路？
对台湾来说，在打击假讯息的行动与层级上，已较其他国家晚一、两年。一来是小国市场难以约束跨国社群平台自律，二来，中华民国政府直到去年底才有积极行动。如今，行政院政务委员罗秉成被推上火线。
「有人讲它是无烟硝的战争，一点都没有错。」谈起假新闻，行政院政务委员罗秉成这么说。（摄影／吴逸骅）「有人讲它是无烟硝的战争，一点都没有错。」谈起假新闻，行政院政务委员罗秉成这么说。（摄影／吴逸骅）
4月中旬，在《报导者》办公室里，我们专访了罗秉成。当社会仍以“假新闻”来思索这个新挑战时，罗秉成以“信息操纵”的层级形容这场战役，“因为讯息不一定涉及真假，但那些意图操控、运用假账号及提高声量的作法，其实影响更剧烈⋯⋯它伤害的是我们的认知⋯⋯（这场仗）我们没有失败的余地。”
“国安、恐攻、选举”三大领域的信息战，是影响各国最重要的三大领域。罗秉成说，台湾遭遇最严重的信息操纵就是“买台湾”，类似（购买后形成）代理人战争，像近期买粉专的事件，他说这以前已经观测到，知道有些用顾问公司的名义搜集很多账号或个资，或成立很多账号，或是人家把机器人送给他，他来操作，别人付钱、他收钱，很难查。
买了几个粉丝专页，如同戴上面具，像是四川变脸一样，面对不同使用者，换上不同的脸，坐拥几个山头的粉丝。最终，只要透过粉专、不实信息，一个社会里头的公民就像是幕后藏镜人的佣兵，要他们生气、要他们上街，甚至要他们投票，都有可能。经历过2018年选举与公投，台湾社会对于不实信息所造成的社会冲突，伤口都还在发热。面对10个月后的选举，有些人已如热锅上的蚂蚁，焦急。
能做些什么呢？
法律人出身的他，在研究各国法令后，希望行政院能在近日针对选举期间的不实谣言订出草案。他希望最想学习的对象是在去年订定出《反信息操纵法》（La loi contre la manipulation de l'information）的法国。
法国的《反信息操纵法》，其法律规定在选前3个月，候选人或政党、检察官、相关利害关系人，对可能影响选举的不实言论或谣言，可向法院申请一个紧急的禁令，这个禁令由法院在2天内裁定。为什把时间压缩在2天？因为整个假讯息散布的速度太快，所以法官48小时要处理出来。
他认为在假讯息战里，人们比较「有感」的伤害或危险，是即将到来的选举。2018年12月，台湾行政院通过的《公职人员选罢法》和《总统副总统选罢法》修正草案，增订关于境外资金禁止刊登选举广告，及要求选举广告实名化，包括在网络上，平台对于资金要合理查证等等。这些修法跟防假不一定全然有关，但与信息操纵有关系，因为禁止境外用广告信息的方式来影响国内的政治选举和公投。
罗秉成说，在网络不实言论这一块，希望内政部提出像法国《反信息操纵法》法规，由法院对网络假新闻发紧急禁制令。因为网络这一块有实时性的问题，需要一个特别的法。
但这个向法国《反信息操纵法》学习的立法方向，目前内政部正在提出草案，但罗秉成认为目前的草案条文有几个问题：它们把时间压缩在选前28天内，而且只限缩管理政治广告。但他希望是，第一，纳入广告型和非广告类型，第二，选举不可能只发生在28天发生，所以希望更扩大到选前3个月内都纳入规范。他坦承，要法官在48小时内辨明真假，难度高，但他也强调，这场仗，“我们没有失败的余地”，即便草案提出，引起社会各方的讨论也很值得。
虽然行政院之前的修法已引发外界一些质疑，认为政院是借机限制与打压言论自由。罗秉成正在审查中的之修法，若要更往前推进、积极管理，恐将引发更大争议与阻力。但这也是从印度尼西亚、法国、德国等民主国家遇到的两难，当政府积极而强力的介入时，都会引起言论审查与假讯息危害之间平衡的议论。
从印度尼西亚社会在网军的撕裂与民间连手对抗假讯息的过程中，其实证明了网络治理中，公民团体、平台、政府，必须平等合作且缺一不可，处理假新闻势必经历各种尝试与冲撞。在这场无烟硝战争的号角，台湾除了法律，需要更多科技与网民一起入阵，才有防御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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