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江认为中国的民刊，是记录人民反抗的历史。
六四屠城即将30年，中共经济实力的崛起与宣传机器的碾压，令事件逐渐埋没成为未能平反、无以反思的又一桩「黑历史」。1989年，中国最精英的一代知识分子被无情践踏，参与学运浪潮并侥幸生还者、曾经是北高联常委的邵江等则仍坚持用学术方法来还原六四史实、延续独立思考的火种。
从中共建政以来，反右、文革、六四······极权制度历史上的每一次运动伴随而来的，都是对自身历史与人民记忆的封杀与重塑，而民间的每一场苦难和抗争都极易被中共宣传机器的「主流」历史叙述所遮盖。1989年的邵江，六四后被捕入狱17个月。1997年辗转流亡海外，成为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政治学博士。他近年一直在研究中共从1949年建政以来的地下刊物（民刊），为民间思想梳理脉络。
「在中共的审查制度之下，中国每一代人要重新认识历史，重新认识民主、自由。」邵江认为中共党国体制的重要特征就是屏蔽、边缘、甚至摧毁民间的独立历史叙述。同时中国会提供一个关于这段历史的主流的叙述版本，使得一代一代人遗忘或者根本不知道这段历史的不同叙述。
邓小平在1989年3月曾经提过：「十年来我们的最大失误是教育方面，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够，教育发展不够。」六四后，邓又几次重复了这一观点。1978年开始的民主墙时期之开明气氛，显然令中共心有余悸。邵江认为，1989年以后的年轻人无法再去理解民主理念，因为中共的教育已经将这一理念和中国的发展完全割裂。「他们很多人接受了西方脉络下的民主思想，却已然无法与中国现状产生共鸣，不知道与中国有什么关系。」
纵观中共建政后的历史，其实从1957年已经开始讨论民主问题，并有地下刊物流传，林昭的《星火》便是其一。哪怕是在文革期间，也有一些民间出版物在偷偷流传。所谓民刊，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自发的、独立的办刊，不接受中共党团组织指导的独立思考的历史，反抗的历史——就像林昭在她诗歌里阐述的普罗修斯盗火的精神。「我们这代也不知道当年发生了什么。而他们从那时候其实早已经开始讨论中国的制度性问题，当时为什么中国人遭受了这么多苦难。」
邵江认为，1978年民主墙开始到1989年这个连续的时间段中，是相对完整的结合中国现状讨论民主的时期，那时候的开放令大量了解亲历西方政治的个人可以将第一手的经验和观察带回国。直至1989年无论是写传单还是写杂志的人，很多都是民主墙时期的人。包括方励之、刘宾雁的文章都可以在当时的民刊上找到。「当时在大学中有公开沙龙，宿舍邀请上一代人来讨论的并非『民主是什么』，而是『为什么中国没有民主』？」某种意义上可以说89的年轻一代，是78年开放的大环境所孕育的。80年代民主墙曾有人用香烟牌子幽默的做过中国政治问答，「问：中国是个癌症病人，问题出在哪？答曰：『中南海』；问：中国知识分子像什么？答曰：『骆驼』。」这个问答至今似乎仍然适用。
谈及当今中国的知识分子，邵江显示出了与他沉郁形象颇为不相符的激越。「89年以后，中共唯一达成的当年学生的『七条要求』，就是提高知识分子待遇，到现在大学就是被中共『买断了』，只剩下（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等几个知识分子站出来说话。」89年之后中共吸取教训，用经济利益「收买」了中国的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换取他们在政治上的缄默。「89年就是一场大肃清，把中国最有才华的一批知识分子清走了。这一代只剩下了平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