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涛说：“所有的政治、政党（包括国与共）都是坏东西”，这种说法是老子的“窃国者侯”以及邓牧、黄宗羲的“君，贼也”思想进一步发展，是以偏概全。这样的说法，就会把民主政治也视为坏东西而拒绝而堕入奴隶主义陷阱。一网友说，“政治是邪恶的，远离政治，我们就高尚了！”显然，这些人都是要求我们放弃斗争，做当局的顺民，做奴隶罢了！其实，台湾土改不杀1人，大陆土改杀地主1千万，毛时代整死地富达2千万。国共谁好谁坏，不是一目了然吗？
彭湃、毛泽东两位“农民王”导致了百年红魔乱中华！彭湃出身大地主家庭，自幼受过良好的教育，与陈炯明是老乡。1918年陈炯明主政漳州，公派彭湃等人留学日本。彭1921年夏回国时，被陈炯明任命为海丰县教育局长。彭湃1923年发动农民运动，任农会会长。农会会员达两万户十万人，后农会快速发展至全省，彭任省农会会长。1927年4月底，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彭湃当选中央委员。1927年10月，彭湃发动海陆丰暴动，占领海丰、陆丰两县，成立海陆丰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下达“20杀”的命令，杀了上万的人，真是血流漂杵、人为刍狗。“20杀”是：一，籍国民党者杀。二，反土地革命者杀。三，曾任文武官员者杀。四，曾充民团警兵者杀。五，曾充反动政府机关差役伙夫者杀。六，一切地主土豪者杀。七，讨租讨债者杀。八，还租还债者杀。九，藏匿契据者杀。十，立妾蓄婢者杀。十一，不服征兵者杀。十二，当堪舆命卜者杀。十三，当巫婆媒婆者杀。十四，吸鸦片者杀。十五，惯作盗窃者杀。十六，盲目者杀。十七，疯癫者杀。十八，残废者杀。十九，老朽不能操作者杀。二十，信仰一切宗教者杀。
1946年5月，中共中央指示在全国的“解放区”开展大规模土地改革，赵紫阳又回到滑县，主持彻底的土改运动，严厉打击地主和富农，连他的父亲也在这次土改的过程中丧生了。
紫阳的父亲赵廷宾是个很谦和的老中医，又是教了一辈子书的私塾先生，一年四季都劳动，每天早晨起来背着粪篓到大街上拾大粪，还拿着本儿书念，工作队一再发动群众，但确实一点民愤都没有。但县委硬是命令农村必须村村见血，要杀人口的1%，土地最多的地主就是无罪恶无民愤者也要杀，说这是为了推动革命，文件中还介绍党的中央委员陈郁，亲手开枪把他的父亲枪毙了，共产党员都要向陈郁学习。1947年当地匪党决定杀掉赵廷宾，赵紫阳毫不犹豫签字“同意”，他说：“地主出身的干部必须站到农民一方面来，首先是在思想上和家庭断绝关系，主动说服家庭，认真执行土改。”当时场面很惨，土改工作队把赵廷宾老人当作还乡团斗争，几个壮汉把老人高高抬起，问道：“看到国民党回来了吗？看到了吧！”一边说，一边把老人往高处一扔，活活地摔死，这种斗法叫作“望老蒋”。赵紫阳对其父和家庭的态度，显示共党的野蛮兽性泯灭了人性。后来，他人性复苏反对64屠杀。
山西兴县有个名人叫牛友兰，名字入了《毛选》，任红色边区参议员。抗战中，他把自己所有值钱的财物全捐献出来，土改前已身无分文。土改来时仍然在劫难逃。1947年9月26日斗争大会上，牛友兰被一根铁丝穿过他的鼻子，鲜血直流，人人震惊。更令人震惊的是，他的儿子牛荫冠被勒令牵着其父游街示众。牛友兰受不了这种打击，回家后绝食，三天后含恨去世，终年63岁。
兴县有个开明绅士刘象坤，是个好人，因为有财富，被当作地主活活打死。他的儿子为了表示自己与父亲一刀两断，竟一把夺下民兵手里带刺刀的步枪，在其父尸体上补上两刀。刘象坤哥哥刘少白被毛视为开明绅士（《毛选》第四卷有其名），任红色边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少白是秘密党员，刘少白一家是革命烈士家庭。但是刘少白仍被农民们押回老家；1947年9月21日，刘少白由康生主持批斗，撤消一切职务。该村党支部书记刘玉明为少白说了几句公道话，也被打得昏死过去；众人以为他死了，把他拖到黄河岸边，准备扔进河里，没想到刘玉明又苏醒过来。几个共匪端起刺刀，在他胸口猛扎几下，他最终停止了呼吸。
1947年第3季度的土改，鲁南地区就有20多万人被活活打死，其中1/3只是富农、中农或小商贩。轻者戴高帽游街，全家扫地出门，重者全家抄斩，就连刚生下的婴儿也不能幸免。毛还不满意，1947年底派康生去山东搞第二次土改。康生对斗争对象采取“不管有无罪恶，一律予以肉体消灭”的政策。有一个镇，康生到来前没有什么暴行发生，来了以后120人被打死；有的罪名是“同情地主”，其中两个年仅7岁，被儿童团的一帮孩子折磨死。
土改惨绝人寰。除了用棍子打、锥子捅、绳索捆、石头砸、火钳烫、石灰扑眼、耳朵插捻点灯之外，还有好多种。比如磨地，把棱角锋利、黄豆般大小的料炭和菠菜籽撒在地上，然后把要斗的人衣服脱光，推倒在地，提住他的双脚在这上面来回拖，拖到他半死不活为止。一个叫周二的药铺掌柜，被剥光上衣，头朝后着地，脚朝前，被人拉着一路狂磨。他的身上还坐着一个女人，压着一个石磨，为的是增加身体与地面的摩擦力。没多久，后脑勺被磨塌，脊背上的肋骨全部磨露出来，一根一根的，脑浆与鲜血一路都是，惨不忍睹。
闹得最大的是“共妻”。在“共产”结束后，共匪又忙着共他人之妻。地主都被斗死了，或逃亡失踪了。这些女人被农会干部统统招来，作为财产再分配给村里讨不起老婆的男人。有些地主命大，没被斗死，可他的老婆还是被农会干部强行夺走，再分配给别的男人。《山西日报》记者鲁顺民在《“左”倾风暴下的黑峪口》一文中说：“不仅仅地富和斗争对象的女人被分配掉，就是富裕中农也不例外。富裕中农冯万礼的闺女就分配给了贫雇农。”
历时一年半的土改运动使解放区的整个农业生产受到极大破坏，许多地区几乎颗粒无收，饿死的百姓不计其数。《山西历代纪事本末》于《老区土地改革运动》一文中写道：“据1948年6月22日统计，兴县的290个村，打死1050人，其中有地主380人，富农382人、中农345人，贫雇农40人。自杀共863人，其中地主255人、富农285人、中农310人，贫雇农11人。被斗争扫地出门后冻饿而死的63人。”1948年初，中共占领地区拥有一亿六千万人口，绝大部分在农村，都经历了土改。中共政策是百分之十的人口是“地主富农”，起码1600万人成为受害者。
辛颢年说：1950年12月开始土改，在短短一年中就杀了260万地主。邓子恢在《中南地区土改工作报告》中说：“杀了占农村人口10%的地主分子中的两成。”中南地区土改没有东北和华北激烈，因为东北和华北土改时正值共党打天下，激烈的土改有激化阶级矛盾，以便裹胁贫雇农出兵为共党火中取栗的现实意义。而中南地区土改时，天下已归中共所有了。即便按中南地区的百分比框算，以中国当时人口5亿计，80%的农村人口是4亿。4亿人中10%的地主就是4千万。4千万中被杀20%，就是800万；有人推算，每县平均死5千人，全国2000多个县，死人应在1千万左右。
土改完全不必杀人，可以采用台湾国民党的赎买方式，蒋介石台湾土改不杀1人。但土匪出身的中共只懂得“杀”。抢了人家的，又怕人家记恨，索性斩草除根，一了百了。暴力土改既违反国际人权法则，违反了1950年公布的土地改革法，也违反了抗战中共党作出的不再侵犯地主财产的承诺。共党政权犯下反人类罪、谋杀罪。这类罪行的合法化，为日后历次政治运动的反人类罪开了先例。在整个毛时代，地富都是不受法律保护的，连生命都没有保障，文革初期普遍地发生了对地富及其子女的集体屠杀。地主富农是中共专制下最大的受害群体，估计总人数至少有2千万以上。1979年，中共宣布给地富“摘帽”，此时距土改已有30年，绝大部份地富都已死掉，没有给家属任何补偿。据《北京周报》报导，被摘帽的地富多达400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