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轻信、提拔和重用了李鹏这样的小人。
——王维洛
【摘要】
赵紫阳说：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1]。
赵紫阳说：如果我在台上，（三峡工程）是要留给后代人去处理的，因为涉及好多未知因素，难以预料[2]。
笔者评论：把三峡工程的决策留给后代人去处理，这是非常睿智和正确的决定。可惜，赵紫阳没有能够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这是命运使然。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三峡工程（200米方案）又重新提到议事日程。湖北省积极支持，四川省坚决反对，因为淹没损失太太，移民人数太多，而且四川省拥有丰富的水能资源，也需要开发。当时赵紫阳担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应付四川省的反对，水电部提出一个蓄水位海拔150米的方案，这是一个不易被人设破的骗人方案，因为坝顶高程为海拔175米，洪水来时可蓄水至海拔173米。海拔150米至173米之间的居民需要离家去山坡上“跑洪”。1980年7月邓小平坐船经过三峡地区，在船上听取了魏廷琤关于三峡工程150米方案的汇报。船到武汉后，邓小平召集胡耀邦、赵紫阳等中央领导开会，邓小平表态支持三峡工程（150米方案），有两个主要理由，第一，年发电量1100亿千瓦时；第二，万吨轮船可从上海直达重庆（笔者注：如今三峡水库蓄水位海拔175米，比150米高出25米，但是这两个目标依然没有实现）。胡耀邦、赵紫阳等中央领导表示支持。但是赵紫阳执行不力。1982年赵紫阳曾经与李锐讨论论过三峡工程的问题。李锐回忆说，赵紫阳是比较赞成他的看法的，并将李锐的《对水利工作的意见》作为全国水利工作会议一号文件予以分发。1982年12月，邓小平再次表明态度，支持三峡工程方案，要求国务院看准了就不要动摇。
1984年国务院原则批准了三峡工程（150米方案），并计划于1986年开工建设。1985年三峡省筹备组成立。
国务院的决定遭到国内外广泛的反对，特别是来自全国政协的反对。那时人们追求的是依法治国和民主、科学的决策。三峡工程反对派由此形成。
1986年赵紫阳和李鹏分别带队考察三峡地区，在万州汇合。考察结束后做出三个决定：搁置三峡工程1986年开工建设的计划；撤销三峡省筹备组；进行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赵紫阳向邓小平汇报考察结果和决定时说，看了三峡后认为有三个问题：技术、经济、政治，难办的是政治问题。……如果将来人大审议时，有三分之一弃权或反对，就成了政治问题。邓小平的回应是：上三峡工程有政治问题，不上三峡工程政治问题会更大，只要技术和经济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就应该上。可见1986年时，赵紫阳和邓小平对于三峡工程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分歧。赵紫阳怕上三峡工程后问题变大，倾向于把决策交给下一代人。而邓小平不怕问题变大，展现出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大无畏精神。
1988年底三峡工程论证分专业组论证阶段结束。有消息传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将在1989年的两会上审查和决策三峡工程。以李锐、周培源和孙越崎为代表的三峡工程反对派在1989年2月底两会召开之前，公开发行了戴晴女士主编的《长江长江》一书，将反对三峡工程的理由告诉中国民众。虽然1989年两会的议程中并没有审查三峡工程的任务，但是两会代表还是十分关注关于三峡工程的争论。
1989年4月3日，李鹏率姚依林等三位副总理出席中外记者招待会，姚依林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宣布，三峡工程在今后五年之内是上不去的。在现在治理整顿期间的计划以及将来的八五计划都不会有大规模上三峡工程的计划。这是以赵紫阳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常委会做出的决定，反映了赵紫阳要把三峡工程决策留给后代人去处理的做法。
图1：1989年4月3日姚依林宣布三峡工程在五年之内是上不去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组成（左起）：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图片来源：网络截屏
三峡工程涉及中共几大家族的利益。当王震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恼怒。王震立即给钱正英、李伯宁和魏廷琤写信，要求他们邀请专家，为他提供简言易懂的炮弹，他要告状。一天后钱正英就给王震回信，提供材料。1989年4月14日王震邀请钱正英、李伯宁和魏廷琤等与多位专家去家开座谈会，攻击三峡工程的反对派，表达对赵紫阳所作的决定的极度不满。王震将座谈会的内容整理成上告的信件，呈交当时的国家主席杨尚昆与党和国家作决策各同志，要求三峡工程应即开工。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点燃了影响深远的“八九学运”。邓小平在李鹏、王震等的支持下，做出了让赵紫阳下台的决定，并决定动用解放军的野战部队镇压学生运动。
笔者认为，王震出面反对赵紫阳“五年之内不上三峡工程”的决定，这是八九六四血腥镇压的前奏，因为赵紫阳的决定危害到中共几大家族的利益。赵紫阳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轻信、提拔和重用了李鹏这样的小人。
一、孙中山、萨凡奇和毛泽东设想的是三个完全不同的三峡工程
谈到赵紫阳与三峡工程，就不得不扯远一点。总是有人说，长江三峡工程这是中国人的百年梦想。
1918年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3]中提到了三峡工程的设想：“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又可资其水力”。可见孙中山要建设三峡工程，其主要目的是改善长江航道的条件，顺便还可以利用水能发电。按照这个工程目标，民国时期，曾提出过不同的方案，有一级低坝的方案；有两级低坝的方案；还有多级低坝的方案。后来建设的长江葛洲坝工程，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长江流域办公室的造反派从档案柜中翻出民国时期的低坝方案，在三峡的出口建造了葛洲坝大坝，硬说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1944年，国民政府为了战后的复建，开始着手制定五年工业发展计划。时任国民政府战时生产局经济顾问的美国人柏斯克提交了一份题为《中国利用美国贷金建造水力发电厂及还款拟议》的经济报告，建议在三峡建造发电装机容量为1050万千瓦的水电站，同时再建造一座年产500万吨的化肥厂，利用廉价的电力制造化肥，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工程资金由美国政府提供贷款。1944年5月10日，美国工程师萨凡奇应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邀请来到重庆，并立即赶赴三峡进行实地考察。1946年3月，萨凡奇再次来到中国，对三峡坝址实地勘测。
按照萨凡奇工程师的设想[4]，建设三峡工程的主要目的是发电，共安装96台水轮发电机组，每台机组容量11万千瓦，总装机容量1056万千瓦，年发电量为817亿千瓦时。（笔者注：现在三峡工程总装机容量2250千瓦，2020年11月三峡工程通过全面竣工验收后的五年，累计发电4230亿千瓦时，平均年发电量为846亿千瓦时，发电效率远远不如萨凡奇的三峡工程）。坝址在宜昌上游5至15公里的南津关至石牌之间（笔者注：即现在的葛洲坝大坝处），坝顶高度约250米，抬高低水位约160米（笔者注：蓄水位海拔200米）。水库总蓄水量617亿立方米（笔者注：现在三峡水库的总库容393亿立方米）。工程造价估计10亿美元左右，计划用8年时间完竣。后来由于国共内战开始，萨凡奇的三峡工程被搁置。当年负责邀请和接待萨凡奇的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主任孙越崎，当年陪同萨凡奇到三峡坝址实地考察、并到美国考察学习建设大坝工程的陆钦侃先生，后来反而都成为三峡工程反对派的领军人物。
1953年2月毛泽东乘坐长江舰”从汉口到南京。在轮船上毛泽东听取了长江水利委员会（有时改名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关于长江流域规划的汇报。林一山汇报了准备在长江许多支流修建水库的规划。毛泽东问他这些支流水库加起来能不能抵上三峡一个水库。林一山否定了。于是毛泽东指着地图上三峡口说：“为什么不在这个总口子上卡起来，毕其功于一役？”“就先修那个三峡水库，怎么样？”[5]于是就有了毛泽东的三峡工程梦，以解决长江洪水问题为工程主要目标。
图2：1952年2月毛泽东在听取林一山关于长江流域规划时表示，要在三峡这个口子上把长江洪水卡住，毕其功于一役。于是就有了毛泽东的三峡工程梦，图片来源：网络截屏
可见，孙中山、萨凡奇和毛泽东设想的是三个完全不同的三峡工程，一个以改善航运为主要目标，一个以发电为主要目标，一个以防洪为主要目标。
二、南宁会议上李锐和林一山关于三峡工程的御前公开辩论阻止了“高峡出平湖”
1953年2月毛泽东提出建设三峡大坝，要把长江洪水洪水在三峡卡住。紧接着中共政府邀请苏联专家来华帮助规划设计三峡工程，苏联的飞机详细地航测了长江流域的关键地区。1956年毛泽东又写下“高峡出平湖”的诗句，建设三峡工程的呼声很高。林一山撰文吹捧三峡工程，提出水库蓄水位海拔235米，水库库容1000亿立方米。时任水电局局长的李锐撰文予以反驳。1958年长江水利委员会在编制的《长江流域规划》[6]写道：彻底征服长江，根本改变长江流域的自然面貌，综合利用它的丰富资源，以适应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大规模建设的需要，这是一个非常宏伟的计划。并在《为什么必须以三峡为主体进行流域规划呢》一节中写道∶“这几句话（指毛诗词中的“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今世界殊”），概要地说明了这一伟大河流上主体工程的前景。这是因为三峡枢纽在防洪、发电、灌溉与航运等主要的综合利用方面是指标优越和对全江有显著影响的工程。”“高峡出平湖”等诗句竟然成为了建设三峡工程的理论依据。
1958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南宁举行全会要讨论三峡工程上马问题。毛泽东接受了中共其他领导人的意见，让支持和反对三峡工程的林一山与李锐到南宁会议上陈述他们的意见，好让大家有个全面的了解。林一山先讲，讲了两个多小时。李锐后讲，只讲了半个小时。最后是李锐的意见说服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决定推迟三峡工程的决策。李锐主要讲了两点，第一，长江洪水的起源和明朝以及后续政府错误的治江政策；第二，目前乃至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内没有这么大的用电需求。中共南宁会议后，1958年3月周恩来带李锐等到三峡坝址视察。周恩来决定将林一山建议的三峡工程的蓄水位从海拔235米降低到海拔200米，并规定重庆至未来三峡工程坝址处未来基本建设红线不允许超过海拔200米。中共南宁会议和周恩来视察三峡工程坝址的结果是搁置了三峡工程的上马。从1958年到1969年三峡库区静悄悄的。1958年与李锐一样对三峡工程持反对意见、而在1986年担任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副组长兼技术总负责人的潘家铮认为[7]：“李锐在五十年代反三峡(工程)立了大功，那个时代没有能力、没有需要搞三峡(工程)，草率上马，后果严重。”
图3：1958年3月李锐陪同周恩来查勘三峡坝址，图片来源：李南央
三、从西德进口1500毫米轧钢机引发再次上马三峡工程的呼声，被毛泽东以“战争安全问题”予以拒绝
1969年中国有机会从西德进口1700毫米的轧钢机。轧钢机将安装在武汉钢铁厂，这是为在湖北西北山区的第二汽车制造厂制造坦克提供钢板用的，这也是中共打破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进口的大型军民两用设备。由于华中电网的规模太小，无法满足1700毫米的轧钢机启动电流的需求，迫切需要扩大华中电网的能力。于是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张体学和水利电力部革命委员会主任钱正英向毛泽东打报告，要求建设三峡工程（200米方案）。毛泽东回答说：“现在不考虑修三峡，要准备打仗。头顶一盆水，你就能睡得着觉？”于是湖北省和水利电力部提出在长江干流三峡出口处建设一座低坝的方案，即现在的葛洲坝工程，当时称330工程。毛泽东在1970年他生日的那天批准了这个方案。当时被打倒的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坚决反对建设葛洲坝工程（笔者注：葛洲坝坝址有利于形成大的水库库容，而不像现如今的三峡水库是一个狭长的河道型水库）。由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和宜昌军分区领导建设的葛洲坝工程进行得十分不顺利。最后周恩来不得不将工程停止下来，请出林一山来主持葛洲坝工程的建造。林一山答应出山的条件是，建完葛洲坝工程，就上马三峡工程。周恩来说，先建完葛洲坝工程后再说三峡工程。林一山在葛洲坝工程调集了十余万水利工程建设人员，并将他们在宜昌市永久安置下来。并且利用建设葛洲坝工程的机会，大量购置建设三峡工程所必须的大型机械设备。葛洲坝工程没有建完，周恩来和毛泽东等先后去世。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后期，建设三峡工程（200米方案）又摆在议事日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