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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洛|赵紫阳与三峡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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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以为,赵紫阳一生最大的错误就在于,1983年6月将李鹏由部长级的水电部副部长破格提升为副总理,主管能源等重要部门。1984年又任命李鹏为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组长,负责三峡工程事宜。后来于1986年又任命李鹏为国务院总理,成为仅次于自己的实权人物。诸不知,李鹏表面上服从和支持赵紫阳的领导,实际上利用副总理、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组长和总理的职务,在国务院组成由“红二代”、“留苏派”、“自己人”组成的班子,以至于到八九六四时在邓小平一帮政治老人的支持下,一举将赵紫阳推翻。

国务院原则批准三峡工程150米方案的决定,本不是最终的决定,关键在于“原则批准”一词。中文的表述,本来就不是一个十分明确的表述。什么是“原则批准”?原则批准可以理解为,这是一种有条件的批准,要满足特定的后续要求才能获得最终批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特定的后续要求就是建造三峡工程的资金来源要有保障。赵紫阳也认为,没有资金来源,可以阻止和拖延三峡工程的上马。

国务院原则批准三峡工程150米方案的决定,随即遭遇到国内外社会各界,特别是一些专家、社会知名人士,特别是全国政协委员的反对。

1984年10月,全国政协经济建设组连续召开了五次座谈会,讨论三峡工程的建设问题。领头的人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培源和全国政协经济建设组组长孙越崎。1958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准备上马三峡工程时,周培源是三峡工程科学研究项目的负责人,孙越崎是萨凡奇来中国考察时的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主任。全国政协委员、原水利部副总工程师陆钦侃则是陪同萨凡奇考察三峡坝址的中方工程人员。

1985年4月,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期间,共有167位政协委员单独或联合提出17件提案,建议三峡工程不要仓促上马。全国政协委员、原交通部副部长冒着“被开除党籍”的风险,冲到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的大会上发言[13],陈述三峡工程对长江航运的危害,反问道:斩断黄金航道还能再挖一条长江吗?

全国政协委员们的意见集中在两点:

第一,国务院原则同意建设三峡工程低坝方案,违背科学民主的决策程序;

第二,国务院成立三峡省筹备组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全国政协会议闭幕后,经济建设组还组织了专题调查组,到湖北、四川开展了一个多月的调研,得出了“三峡工程近期不能上马”的结论。

1985年李锐撰写的《论三峡工程》一书出版,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系统地论述反对三峡工程的著作。李锐《论三峡工程》一书的出版,破坏了李鹏定下的规矩,李鹏在胡耀邦那里告了李锐一状。

据说三峡工程(150米方案)也遭遇到主上派的反对。重庆市党委和党政府向国务院提出:150米方案的回水末端在重庆主城区以下,万吨轮船难以直达重庆,建议将正常蓄水位提高到180米。笔者认为,重庆市党委和党政府要求将蓄水位从海拔150米提高到海拔180米的建议,是李鹏和重庆市委书记萧秧(笔者注:留学东德,也是留苏派成员)表演的一出双簧。作为重庆市的父母官,不应该牺牲本地民众的利益,要求三峡工程提高蓄水位来淹重庆市区的。

根据李鹏的《三峡日记》记载,1985年1月19日邓小平接见前来参加广东大亚湾核电站和香港核电投资公司合营合同签字的香港嘉道理勋爵。接见后邓小平与李鹏谈三峡工程,在场的只有李鹏夫人朱琳(笔者注:朱琳为大亚湾核电站引入香港资本牵的线)。邓小平表态:低坝方案不好,中坝方案(蓄水位海拔180米)是个好方案,从现在即可着手准备。笔者认为,李鹏的《三峡日记》提供了虚假信息。李鹏的《三峡日记》是2003年公开出版的。2003年之前,中共官方媒体从来没有报道过邓小平的表态:低坝方案不好,中坝方案是个好方案,从现在即可着手准备。从邓小平的个性来看,他是一个不会公开承认自己错误的人。1980年、1982年邓小平说低坝方案好。到了1985年邓小平又说低坝方案不好。1985年的邓小平,否定了1980年、1982年的邓小平,这人肯定不是邓小平!邓小平1997年去世,2003年李鹏的《三峡日记》才出版,邓小平无法揭穿李鹏《三峡日记》中的谎言。

七、赵紫阳和李鹏分别带团视察三峡库区,停止1986年三峡工程的开工建设

国内有全国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反对,国外的反对声音更响,特别是海外华人都关注关于三峡工程的争论。1986年3月,邓小平在接见美国《中报》董事长傅朝枢时表示:对兴建三峡工程这样关系千秋万代的大事,中国政府一定会周密考虑,有了一个好处最大、坏处最小的方案时,才会决定开工,是决不会草率从事的。邓小平对傅朝枢的表态,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否认了李鹏《三峡日记》所记载的那件事,邓小平说:低坝方案不好,中坝方案是个好方案。如果李鹏《三峡日记》所记载的那件事为真,那么邓小平1980年至1986年期间对三峡工程的认知是:低坝方案好——低坝方案不好,中坝方案好——不知道什么方案好。这是一个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应该有的逻辑思维吗?

面对全国政协委员们的意见,1986年4月赵紫阳和李鹏分别带两队人马实地考察长江三峡库区。赵紫阳赵紫阳带了一批人,包括王任重、杜润生、林乎加、杨汝岱、关广富等人从北京经湖北到四川万县。李鹏则带了钱正英、李伯宁、黄有若和魏廷琤等人,经四川达县再坐火车到万县。4月26日两支队伍在万县汇合。然后又一起从万县坐船沿途考察各县至宜昌,登中堡岛看三峡坝址,在宜昌访问葛洲坝工程,然后坐火车回北京。李鹏在《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一书中提到和中央领导分别考察三峡库区,然后在万县汇合,开会做出决策一事,但是没有提到赵紫阳的名字。在《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一书中也没有一次提到赵紫阳的名字,似乎他从来也没有在赵紫阳的领导下工作过,或者有过一位叫赵紫阳的共事。

在共同考察途中,赵紫阳作出了重要决定:

第一:搁置国务院关于三峡工程1986年开工的决定;

第二:正式撤销三峡省筹备组,改为国务院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办公室(笔者注:正式文件由1986年5月8日发出);

第三:对三峡工程进行可行性论证。

1986年赵紫阳对三峡工程作出的这个决定,表明赵紫阳在重大问题决策上的慎重和务实态度。同时也表明赵紫阳在不断地学习,学习倾听不同的意见,学习尊重科学民主的原则,学习依法治国,接受新的思想新的理念。虽然说,上马三峡工程(低坝方案),成立三峡省筹备组,这些都来自真正掌权者邓小平的指示,但作为国务院总理赵紫阳都表示过支持。赵紫阳的这个决定,首先需要的是否定自我的勇气。搁置三峡工程1986年开工的决定,赵紫阳考虑的最多的是水库淹没问题、移民问题和三峡工程巨额资金的来源问题。

随着三峡省筹备组的正式撤销,原来已经在宜昌市招兵买马的“三峡筹备省”的一把手李伯宁只能灰溜溜地回到北京国务院,担任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办公室的主任,无法对已经做出封官许愿的弟兄们做个交代。从此,李伯宁和赵紫阳、三峡工程反对派就结下了梁子。利用八九六四事件,李伯宁对赵紫阳和三峡工程反对派落井下石,这是后话。

八、赵紫阳错误地将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的领导权、审查权和组织权交给了李鹏

回到北京后,赵紫阳向邓小平汇报了关于三峡工程的争论,特别是全国政协的强烈反对意见。同时也汇报了他和国务院同事以及湖北、四川地方领导考察三峡地区后做出的决定。赵紫阳表示了担心三峡工程可能在全国人大投票时无法得到多数票的忧虑,提出了缓建三峡工程的建议[14]。1986年5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指出,上三峡工程有政治问题,不上三峡工程政治问题会更大,只要技术和经济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就应该上。

邓小平一语道破:三峡工程的决策,不是工程技术和工程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邓小平这段话的意思很明确,只要有政治需要,三峡工程的技术和经济问题都是能够得到解决的,就一定要上。三峡工程带来的所谓社会问题、三峡工程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都不在邓小平考虑范畴之内。但是为什么不上三峡工程的问题会比上三峡工程的问题更大?邓小平没有说清楚。也许就是因为,赞成三峡工程上马是邓小平1980年的决定,现在拖了这么久,还没有上马,邓小平觉得他的权威受到了挑战。而挑战邓小平三峡工程决策的,又是邓小平最不喜欢的社会各界的菁英,特别是知识分子中的菁英,与1957年、1958年的右派是一丘之貉。

邓小平说,上三峡工程有政治问题,不上三峡工程政治问题会更大。后来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综合经济组的结论,也模仿这样的说法,上(三峡工程)比不上好,早上比晚上好。全国人大三峡考察团团长陈慕华也这样的说,上比不上好,早上比晚上好。

1986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长江三峡工程论证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发〔1986〕15号文件)。这是赵紫阳和李鹏考察三峡地区后做出的决定。可惜,赵紫阳将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的领导权和组织权全部交给了李鹏。1986年5月5日李鹏曾和钱正英、李伯宁商讨三峡工程论证工作,建议中央指定李鹏、薄一波、王任重、程子华对三峡工程论证和审查工作在党内外进行协调。

1980年是由国家计委和国家科委主持审查三峡工程的研究报告。1986年6月国家科委负责人已经换人了,主任是与李鹏一起留学苏联的宋健。由宋健出面,推荐由水电部负责和组织三峡工程论证工作,水电部部长钱正英担任三峡工程论证小组组长,水电部的其他负责人担任三峡工程论证小组副组长,水电部的总工程师、科学院学部委员潘家铮担任三峡工程论证小组副组长兼技术总负责人(笔者注,1987年1月潘家铮加入中共,1994年又成为工程院院士、工程院副院长)。三峡工程论证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分组论证,分十四个专业组;第二阶段是综合论证

孙越崎等10位全国政协委员在1988年10月《关于三峡工程论证的意见和建议》[15]的上书中指出,论证组织方式不当,不利于科学民主。由原水电部领导组成的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11人,全部为水电部正副部长和长办、三峡开发总公司的领导人,他们都是一贯主张早上快上三峡工程的人。在领导小组下属的14个专业组,其中10个专业组的组长是水电系统各部门的负责人,其余4个组也有水电系统的同志任副组长,进行具体工作的14个工作组组长全系水电系统的同志……这样的组织方式难免形成“一家之言”。

责任编辑: 李广松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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