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峡工程反对派的意见在很大程度上与赵紫阳的意见是“不谋而合”
1987年10月25日赵紫阳在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报告中指出，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
1987年由田方（笔者注：原习仲勋的秘书、陕西省宝鸡市市委书记、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所长）和林发棠主编的《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的一书由湖南科学科技出版社出版（之后《再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三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和《三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续）》相续出版）。
1988年底三峡工程专业组论证结束，传来1989年两会期间将讨论三峡工程上马的问题。三峡工程反对派十分着急，决定在1989年两会之前出版一本关于三峡工程的书，将书送到两会代表手中，以此来影响三峡工程的决策。根据戴晴女士的回忆，由三峡工程反对派之一、原国家计委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林华找到戴晴的母亲（笔者注：他们在延安时期相识），请戴晴担任该书的主编。戴晴又找到贵州人民出版社的资深编辑许医农女士得到帮助，获得书号。1989年2月底由戴晴主编的《长江、长江》一书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第一批书中大部分被送到了两会代表居住的宾馆。《长江、长江》一书对当年参加两会代表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两会代表谈论三峡工程的问题，但是大会并没有安排关于三峡工程决策的议题。
李锐的《论三峡工程》、田方和林发棠主编的《四论》以及戴晴主编的《长江长江》，反映了反对派对三峡工程的主要观点：
第一：缓上三峡工程，起码近期不能上三峡工程，起码“七五”、“八五”期间（1986年至1995年）不能上；
第二：加快支流水电开发，不要把眼球盯在三峡工程上；
第三：三峡工程所需要的庞大资金是当前国力所难以承受；
第四：三峡工程的后续影响，特别是生态环境方面的负面影响，目前还无法认识和无法预测。
三峡工程反对派的意见，与赵紫阳的“如果我在台上，（三峡工程）是要留给后代人去处理的，因为涉及好多未知因素，难以预料”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可以说是不谋而合。
在此，笔者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赵紫阳还是三峡工程反对派的缓建建议，存在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没有指出三峡工程的根本错误所在。提出缓建三峡工程的策略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无论缓建还是马上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建。不是不可建，而是早晚都要建。所以在提出缓建三峡工程的建议时，必须同时指出三峡工程的根本错误所在。而黄万里教授则是指出了三峡工程永不可建的理由。
十、五年内不会讨论三峡工程问题，这是以赵紫阳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领导的意见在八九六四之前对三峡工程的意见
1989年的两会并没有把审查三峡工程列入大会议程。但是采访两会的中外记者注意到，许多两会代表都在谈论三峡工程。应该说，通过出版《长江、长江》一书，将反对派的反对三峡工程的意见和理由告诉两会代表，对199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投票表决三峡工程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三分之一的代表没有投赞成票，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1989年4月3日两会结束，李鹏率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田纪云和吴学谦等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根据《人民日报》1989年4月4日报道[16]，荷兰记者就三峡工程提出问题：“在人大刚开始开会时，一些人大代表对三峡水利工程提出一些批评意见。前几天，一些代表还在说，这项工程如果搞的话，将会影响社会和经济的秩序，我想问李鹏总理：您是否不管有什么情况，还继续搞这个工程？”李鹏避其锋芒说：“我请姚依林副总理回答这个问题。他是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主任。”显然这是事先安排好的。姚依林说：“三峡工程现在有争论。主张建三峡工程的人是有道理的，反对上三峡工程的人也是有道理的，因此这个问题还需要经过详细的论证。我认为，三峡工程在今后五年之内是上不去的。在现在治理整顿期间的计划以及将来的八五计划都不会有大规模上三峡工程的计划。因此现在不必花很大的精力去争论。将来如果要上三峡工程，肯定是要经过人大批准的。所以我建议现在这个问题不必继续讨论。”
姚依林表示，三峡工程在今后五年之内是上不去的。在现在治理整顿期间的计划以及将来的八五计划都不会有大规模上三峡工程的计划。笔者认为，姚依林是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表态的。在1989年两会举行前或者在两会举行期间，以赵紫阳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就三峡工程问题达成共识，三峡工程的论证还没有完，还需要经过详细的论证。现在正处于经济治理整顿期间，国家财力有问题，所以现在乃至八五规划，都不会有大规模上三峡工程的计划。
十一、王震出面反对赵紫阳“五年之内不上三峡工程”的决定，这是八九六四血腥镇压的前奏
“三峡工程在今后五年之内是上不去的”，1989年4月3日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常委副总理姚依林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的表态，让一向积极支持三峡工程早上快上的王震十分不高兴[17]。显然这是以赵紫阳总书记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会在不久前做出的决定。姚依林不会反对，李鹏也不会当着赵紫阳的面表示反对，其他政治局常委支持赵紫阳的决定。
为什么“三峡工程五年内不上”的报道，让王震十分恼火？这是因为三峡工程涉及中国几大家族的利益，王震家族就是其中之一。1986年赵紫阳搁置国务院关于三峡工程1986年开工的决定，并撤销三峡省筹备组，三峡工程主上派就已经把状告到王震那里了。
1989年4月11日，王震亲笔给钱正英、李伯宁和魏廷琤写信称：“长江三峡水坝建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富的资源开发。她对发电量、防洪、改善大陆气候、交通运输、养殖业、种植业等发展，对中国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极其重要”。王震要求他们为其提供炮弹。王震写道：“请你们费心替我邀请十来位专家，在两三日内聆听说明建三峡的简言易懂的几个数据，写上几句话供我用。务请允诺。此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敬礼!”
1989年月4月12日，钱正英立即给王震回信称：“总的结论是：三峡在技术上是可行的，经济上是合理的，库区移民是欢迎的，国力是可以负担的，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有利。这个报告可于五月底上报，少数不同意见也将同时上报。我们认为，这段论证工作是符合民主化、科学化要求的。”
钱正英在信中写道：“在第一次协调大会上，李鹏传达了时任中央主要领导（笔者注：指赵紫阳）在现场考察三峡后向邓小平作汇报的情况，大意是：“看了三峡后认为有三个问题：技术、经济、政治。他认为，技术、经济问题都可能解决，难办的是政治问题。……如果将来人大审议时，有三分之一弃权或反对，就成了政治问题。”
钱正英接着写道：“小平同志答，如果技术、经济可行，还是应上。上有政治问题，不上也有政治问题，不上的政治问题更大。”
接着钱正英向王震告状：“由于几次专家会议未通过少数同志的不同意见，他们抢先在会外的各种场合，造了种种舆论，还出了好几本书。”最近印出的一本（笔者注：指戴晴主编的《长江‘长江》一书），“更广为宣传散发。这本书歪曲事实，并直截了当地把三峡作为政治问题，公开提出……批评”，面对这种挑战，“表示中央的意见是：都有道理，五年内不上，现在不必讨论，总的精神是淡化争论和推迟决策。”“据传达，在最近的中央工作会上，这位时任中央主要领导（笔者注：指赵紫阳）还说：‘三峡的问题搞僵了，中国的事难办。’”
钱正英向王震明确表示，不同意时任中央主要领导的“淡化争论和推迟决策”的做法。钱正英认为：“三峡建设，涉及江河治理和能源交通建设的大局，需在长远规划中早定。三峡库区的问题，更需及早明确决策，不能再拖了。”淡化争论和推迟决策，没有解决反对者的“政治挑战”。1986年已认识到这是政治问题，当时的对策是退让，收回成命，重新论证。现在经过两年多的论证，在一些人的攻击下，又决定再一次退让，把中央和国务院的15号文件也否定了，这样能解决问题吗？无原则的退让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如谣言不加澄清，有理的事不说不辩，攻击是不会停止的。无原则的退让损害了我党的威望，脱离了群众。如果中央否定了自己所发的15号文件，会使认真执行中央决定、辛辛苦苦参加论证工作的400多位专家痛心云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