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国军
杨奎松先生在他的《与网友对话》中，似乎认为笔者“主观性太强，既没有史料做凭据，也不合乎常情常理”。甚至教训笔者“不要太主观地从个人好恶来看问题”等等。笔者不准备申辩。只对杨先生的“张学良一直都想打回东北”的说法，发表点意见。
张学良动听的爱国爱乡言论很多。如张学良的“我是爱国狂”，“个人无论地位生命，皆可牺牲，但决不做卖国之事。”“我姓张的如有卖国行为，你们将我杀死，将我的头颅割下，我也愿意的。”“我们东北军人，活着应当为收复东北而努力，死了应将尸骨埋到东北去”……不少人仅仅根据这些说的比唱的还好听的言论，就认为张学良是伟大的爱国者；张学良一直都想打回东北。可惜，张学良的行动与他所说的完全相反。如：
一、张不惜把自己的家园送给外敌，也不让中央维护主权
张学良腐败无能，与外敌稍战就败，败后唯恐中央军前来协防，而进入他的地盘，急不可待的停止抵抗。且唯恐中央插手东北外交，影响张的独立地位，不顾中央再三强调，由中央办外交。迫不及待的私自派蔡运升与苏联代表斯曼诺夫斯基、梅里尼可夫在伯力外交公署谈判。随后签订了《伯力议定书》，发表后即刻被南京中央政府外交部和国民党中央一致认为，是一个丧权辱国的记录。南京中央政府也不承认丧权辱国的《伯力议定书》，并称以张学良为首的地方代表无权参与国与国之间的谈判，这是一项超越了东北军代表权限的谈判，是东北的私自行为。一九三零年一月三十日国民政府议决：《伯力协议书》已逾（中东）路案范围，不予批准。二月六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伯力会议，蔡运升越权渎职，应从严议处。
众所周知，东北的黑瞎子岛就是张学良割让给苏联的。所有的文献资料也清楚记载着，黑瞎子岛于一九三零年丢失，正是张学良执政东北时。倘若按张学良自己所说的：“我姓张的如有卖国行为，你们将我杀死，将我的头颅割下。”这位用正式条文，出卖黑瞎子岛的张学良的头颅，早在一九三零年就应割下。
黑瞎子岛的满语叫称摩乌珠岛，是“马头”的意思。它的位置在中国金鸡版图的鸡头上方，即金鸡冠，是我国的地标。这里是金鸡最早看到日出的地方。在夏季，半夜三点多就能看到红日在江中冉冉升起。抚远这块三角洲因为生态良好而有黑熊活动所以被当地人称为“黑瞎子岛”。特别是这块紧邻苏联哈巴罗夫斯克的地带，正好是扼守黑龙江-乌苏里江的通航锁钥。所以它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从沙皇时期起，就为野心勃勃的俄国人所关注。即使是《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中割走了中国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是黑瞎子岛在乌苏里江以西和黑龙江以南，仍属中国所有。沙皇从满清手中得不到的东西，他的继承者苏联，却能从张学良手中得到，张学良比满清更卖国。且张学良如此迫不及待的出卖国土的目的，是为了迅即了结此事，以免时间一长，中央插手东北事务，影响他东北的独立地位。
八十年后，能够收回黑瞎子岛一部，也完全是因为当年南京中央政府坚决维护祖国主权，拒不承认张学良卖国的《伯力协议书》的结果。
“弱国无外交”，像中国这样的弱国，办外交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当时中央主动来帮东北办理这一棘手的外交，真是求之不得。可张学良这个军阀视中央为洪水猛兽，宁愿即刻把一部家园送给外敌，以防止中央插手东北事务，哪里有他口上所说的爱国爱家乡之意。
二、从张“九一八”的策略来看张想打回东北吗？
“九一八”前夕，是东北多事之秋，七月万宝山事件发生，种种迹象已显示日方将有行动。张在如此危难的形势下，所考虑的不是如何保卫自己的家乡，而考虑如何才能继续在北平享乐。“小事精明”的张学良琢磨出上、中、下三策。
上策是借中央之力对付日本。想方设法把战争灾难，转嫁于南京中央政府管辖的地区。为达到此目的，张一再要求中央政府“举国抗战”。要求南京中央政府“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甚至要求南京中央政府“对日宣战。”把战火从张收税抽捐的东北，引至上海等中国心脏地区。
(张要求南京中央政府“对日宣战”，中央军只能在上海向日军寻衅，把日军引至上海。张是不会允许中央军开赴他的地盘抵抗日寇的。即使后来的热河抗战，蒋试图派中央军进入热河作战，张怕中央军进入他的热河省地盘，以种种借口阻止中央军进入热河。甚至不准已在华北，且受张指挥的原西北军，进入他的热河地盘，预先部署防务，以能有效的抵抗入侵者。)让张能继续在他管辖的地区收税、收捐。但是，当时中央军正忙于对付外国代理人在中国心脏地区所发动的叛乱，无法满足张的要求，使张无法实现其上策。（借中央之力对付日本，妄图将日军引至中央政府管辖的地区，是张易帜的真正原因，并不是他自己美化的维护中国统一。要证明此不难，张易帜后，并没有朝统一的方向前进半步。（东北）“仅名义上归属于国民政府，而军权、政权、财权，俨然独立，至少可以说非革命势力范围以内之地。国民政府对东北的统治，事实上是有名无实”。国联调查团通过调查发现，自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东北当局宣布服从中央政府，但“凡军事、民事、财政、外交，其与中央政府之关系，纯系乎一种自愿之合作，至必须严格服从之各项命令、训令，不甚受于满洲”。“实则在满洲之武人统治制度依然存在，与从前无异”。能从这一切，看到张在维护中国统一吗？）
中策是张学良像中东路期间，唯恐中央插手东北外交，不顾中央再三强调，由中央办外交。迫不及待的私自派蔡运升与苏联谈判那样，一再密派代表赴日本，向日本乞降。并满足日方一切要求，如准备处死（杀了日本间谍中村的）的关玉衡团长，代日本报仇等等。但日本人对如此腐朽的张学良实在不感兴趣，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早就有一个“以晋代奉”的计划，在有关阎锡山的资料中，有绘声绘色的描述。日本人曾动员阎锡山代替张学良这个腐朽的花花公子，把东北建设成像山西那样的模范地区。成为对全中国都有吸引力的“王道乐土”。被称为日军的“大脑”，“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石原莞尔，曾任东北日本关东军参谋，目睹张氏父子腐败，对张学良极其鄙视，志在“推翻”张学良这个军阀的腐朽统治。即张学良这个“丑声洋溢，秽德彰闻”的腐败分子，连做汉奸的资格都没有，致使张在东北做儿皇帝的梦也破灭了，张只好实行其下策。
下策是“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且“尽任日军所为。”张学良为什么做出如此毫无国格的决定呢？这是因为张从来都是一个不惜以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来换取个人享乐，唯利是图，有奶是娘，只顾贪图个人利益的败类。像张那样的败类，当他估计到：“（东北）一有冲突，彼必同时以海军威胁我后方。”“华北全局同时牵动”，不仅守不住东北，“而且连华北的地盘都将不保”的时候，他所考虑的是唯恐在东北抵抗惹恼日军，致使被恼怒的日军连平、津也一锅端。张幻想将自己的故土、祖业，拱手送给日本，换取日军让他个人能继续在北平享乐。
事实上，日本人也看到这一点。“九一八”前，即九月十六日，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等人已获悉情报，知张不会抵抗。才敢以一百零五个日军攻击驻扎八千东北军的营房。正如后来蒋公向胡适等北平学界人士解释的那样：“不料日本知道张学良的军队比我们知道得多”。日本驻北平陆军副武官永津人佐比重给东京参谋本部的报告：“张学良只想如何保存他华北地盘。”另外据日本学者关宽治、岛田俊产所着的《满洲事变》一书所说：张于十二月七日向日方作出了主动撤出锦州的答复。张在数十万雄师撤退之前，向敌方报告不准备与日交战的行为，可谓用心良苦。张为何如此做呢？他究竟想达到什么目的呢？张宁愿果断、坚决的拒不执行自己祖国中央政府的命令，以及背离全国民意，也要千方百计的取得日军谅解呢？张学良希望拱手将完整无损的东北送给日本，换取日军不连平津一起端。张的这种心态，不仅可从他的行动清楚的看出，还可从张的电文中清楚的看出。如：“（东北）一有冲突，彼必同时以海军威胁我后方，并扰乱平津，使我首尾难顾。”换句话说，张怕东北一开战，“华北全局同时牵动。”不仅守不住东北，“而且可能连华北的地盘都将不保。”“日本在天津现已集结大军，锦战一开，华北全局必将同时牵动……”“一二八事变”中，张的表现，更证实此一分析。全国上至中央，下至老百姓，均急切的希望张学良乘日军云集上海，东北空虚之际，收复东北。可张学良仅仅听说“由于马占山与张海鹏打仗，使日本驻齐齐哈尔领事清水八百一遇害”，唯恐因此而激怒日军，而惊恐万分，当着上海民众代表的面，把马占山数落了一顿，讥马为“滥出锋头。”
在热河抗战时，南京最高军事当局电令张学良：“迅速出兵，直接接管热河”，张也因担心此举会触动日军，危及平津，而拒不执行。这一系列事实，充分的表明：张千方百计的取得日人的谅解，甚至以把自己的家园拱手给日本，来换取日本让他继续在平津享乐。
三、张学良密派亲信出卖家园主权
张学良还私派亲信苗剑秋“携其私函，到日本密访政友会领袖床次竹二郎，和陆军中的寺内寿一大将，张在私函中提议：假如日本军止于满洲，不再向华北和内蒙前进的话，他可以满洲地方领袖立场声明承认满洲国。张学良当时所求恳意者，要在和日本划界，以保住他华北的地盘而已。”“苗剑秋大失所望而归，张闻言曾抱头大哭一场。”
张学良不惜出卖自己家园的主权，换取日本让他割据华北。从如此张学良身上，能看到张学良因“失去家园，流落异乡，魂萦梦系白山黑水”吗？能看到张学良“急切的希望打回东北”吗？
四、张学良想学吴三桂借敌军打回东北吗？
杨先生与笔者的分歧是，杨先生认为张学良希望苏联帮他打回东北。而笔者刚好相反，认为苏联是极端民族利己主义者，被认为是“二战中最无耻的国家”之首。根本就不会帮张学良打回东北。它只关心“输出革命”，在中国扶植他的代理人，使中国成为他的附庸。东北军的亲身经历，使他们早就知道苏联不会援助他们抗日。如一九三一年十月下旬，日本关东军急速向北满靠苏联边境推进，苏联担心日军可能进攻他们，就极力向日军示好。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九日，苏联外交部向日本驻苏大使广田弘毅声明，苏联政府对满洲事件采取严正的不干涉政策。十一月七日，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在庆祝十月革命纪念日的演讲中，重申苏联对满洲事件采取不干涉主义立场。对一切有关中日冲突的活动，苏联都一概回避。一九三一年底，国联要求苏联参加李顿调查团，李维诺夫马上回绝，并说，苏联不准备参加这个调查团，首先是因为苏联不想同日本发生武装冲突。为了避免同日本发生武装冲突，苏联政府对日本的许多行动都采取放纵态度。一九三二年初，日军沿中东铁路运送军队，管理该路的苏方代表竟然不加拦阻，为日本侵略者提供了极大方便。
此外，苏联政府还多次向日本一方提出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并出售中东铁路和承认伪“满洲国”。苏联为了讨好日本，不顾中国方面的抗议，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二日公开向日本提议让售中东铁路，并于六月二十二日，在东京开始与满洲国的代表就此开始进行正式会谈，此举等于承认了伪满洲国的合法性。苏联的态度起到了纵容日本侵略者的作用，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苏联还加强边境的看管，防控中国人进出。甚至将退入苏境的东北义勇军，送至远离抗日前线的新疆，以免他们在苏联与东北边界抗日，引起日人不满。
这清楚表明，苏联早已无意卷入中日纠纷中。往后的事实更证明，像斯大林那样的极端民族利己主义者，绝不可能“无私”的帮助张学良去抗日。苏联在一九四一年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并发布两国共同宣言。宣言说：“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这是一场赤裸裸的罪恶交易：我认可你日本拿中国的东北，你认可我苏联拿中国的外蒙！条约签订之日，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对德国驻俄大使强调：“这一条约对于日本是非常重要的，它将是加于中国国民政府的一项极大的压力，可能由此而容易迫使中国屈膝求和；同时日本对抗英美的地位也因此增强了。”
苏联还将美国轰炸日本后降落在西伯利亚的美国飞行员，交给日本处死。在我国抗日最困难的时候，中国和美国一再恳求苏联同意将美国军火运至西伯利亚，再转运至中国，但均为苏所拒绝，苏联绝对不会做任何可能引起日本不满的事。
苏联和中共甚至还要用中国人的鲜血，来保卫他们共产主义者的祖国——苏联，他们还制造了“田中奏折”的谎言来挑拨中、日两国的关系，以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日情绪。煽动中日火并，以把日本这股战争祸水，引向中国。
事实上，张学良完全明白苏联绝对不会援助他们抗日。因而，张学良他们在内部商讨真实计划时，并不是寄希望于苏联援助他去抗日，而是希望得到苏援，以能叛离中央，割据西北。他们的密电清楚的告诉世人，他们争取苏联援助的目的，只是为了应付“东北军一旦脱离南京(中央政府)”后，所面临的生存问题。
“东北军一旦脱离南京政府，则财政来源完全断绝，加上红军，每月至少应得到国际三百万元的资助。同时，东北军脱离南京后，武器来源也完全断绝。因此，飞机、重炮、各类步枪、机枪、架桥设备，以及各种弹药，都需要来自国际的援助。”
请注意该密电二次提到“东北军一旦脱离南京政府”，清楚地告诉世人：张学良在幕后做的是要叛离南京中央政府，他们争取俄援的目的并不是他们口中所叫的抗日，而是为了应付“脱离南京政府”后所面临的生存问题。彻底否定了张学良联苏是为了抗日的说法。
正因为张学良认为只要他高喊“革命”，并将东北军控制的地方变成苏联的附庸，就可得到苏联每月“三百万元的资助”。因而张学良宣称他劫蒋，是因蒋介石这个“反革命面目已毕现”。并且心急如焚的期待苏联对他劫蒋这样的“革命义举反应如何”，张学良劫蒋后的一系列部署，也都是“革命措施”。如：准备“‘交人民公审’蒋。要求红军准备与他‘共同行动’，‘首先打击胡宗南’”。残杀国民党“反动”军官，其中西安公安局长马志强，被用铁钉活活钉于城门，宪兵三团团长中将杨国珍全家连妇孺一起被活埋。并命令已在华北抗日前线的万福麟军，枪口转内，“迅速南下”，夺取中央政府控制的郑州，“卡断陇海铁路”；命令黄永安攻取中央政府控制的洛阳；命令于学忠军攻占中央政府控制的兰州；……甚至直迫南京。全都是货真价实的“革命”，哪里有丝毫“停止内战”“抗日”的意思。
笔者认真的考证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前后的言行，发现张学良在中共与苏联面前，拼命的表现他如何“革命”。例证除上面提到的一系列事实外，张学良还肉麻的称中共为同志。尊列宁为宗，“抗日同志会”入会仪式都是在列宁像前宣誓。处心积虑的把自己打扮成共产主义的虔诚的信徒。如：装模做样的研读马列主义著作，如《辩证唯物主义》、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列宁的《左倾幼稚病》、《资本论》等。还要黎天才和潘文郁经常给他讲解，吴汝铭(吴雨铭)更是“专办随车讲课”。张任鄂豫皖三省“剿总”副总司令和武昌行营主任时，家住武昌徐家棚，办公在望山门原两湖总督衙门，每天乘车前往要四十多分钟，张学良常要他们随车给自己讲课。甚至到南京开会，住在蒋介石的陵园别墅里，张也毫无顾忌地要黎天才、潘文郁、吴雨铭(吴汝铭)给他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更在一九三四年六月，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向共产党示好，甚至要求加入共产党。直到张晚年仍说“可以说我就是共产党”，等等。充分的证明：张学良从外蒙在苏联支持下“独立”，以及盛世才在苏联支持下割据，使张学良感到只要他张学良像外蒙与盛世才那样，宣称他是共产主义的信徒，“革命”不离口，就会得到苏联支持而有恃无恐的据西北称雄。（“爱国抗日”，只是张学良对中国人的宣传，并不是张学良对中共与苏联的宣传。）
但是杨先生却认为：“二战中最无耻的国家”之首的苏联，会帮张学良打回东北。杨先生没有举出事实来证明他的说法，只反复重复中共的“苏联最抗日”。别说苏联从没有说过他会“帮助张学良打回东北”，就连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9月17日，苏联也从背后入侵波兰，一路上对混乱的波兰军民说：“我们是来帮助你们打德国人的。”骗得波兰大批军队投降苏联，后来苏联担心这批波兰军队不可靠，竟惨无人道的把这大批波兰军人杀害了，即著名的卡廷森林事件。苏联不但没有帮波兰打德国，反而和德国一道瓜分波兰。如此苏联能帮助张学良打回东北？其实苏联对中国也一样，担心退往苏联的东北抗日联军不可靠，残酷的迫害包括他们在内的三十万中国华侨。
正如前面笔者所引用的张学良早就妄图将自己的家园东北，拱手送给日本，换取日本让他割据华北。张学良在他的真实计划——“不小的计划”中，也只有与“大老板打一架”，“期待大且伟矣”的“小家庭”，而且这些都是“十一月就起变化”，或“半年功夫可济”之事。可见张学良只“期待”苏联“每月三百万元的资助”，以便他“脱离南京政府”，建立“小家庭”后，能生存下去，而且是“十一月就起变化”，“半年功夫可济”的事。并没有杨先生所描述的，张学良希望苏联耗费天文数字的金钱，作出巨大的牺牲“帮助他打回东北”的“宏图”。且张学良生前亲自选定，他死后安葬在夏威夷日本人的墓园——《神殿之谷》。即张学良至死也没有回东北的意思，此其一。
其二，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像苏联这样的二战中最无耻的国家，根本就不可能帮助张学良打回东北。可杨先生不以事实为依据，仅仅凭他自己所想象出的，或者中共所说的“苏联最抗日”五个字，就把张学良从外蒙与盛世才的经历中，学到的每月得到三百万元资助的“秘诀”，说成是张学良希望苏联无私的倾全国之力，“帮助他打回东北”。别说苏联从没有说过帮助张学良“打回东北”，就是苏联说过“帮助波兰打德国人的”，都没有帮助波兰打德国而复国，反而与德国一起瓜分波兰。如此不顾信义的国家，能帮助张学良“打回东北”？
不难看出，杨先生的“张学良一直都想打回东北”的说法，既与张学良的一生表现不符（张学良从一九三零年初就出卖家园，死后安葬在日本人的墓园，死也不想回东北。特别是“九一八”期间，为了防止出现“（东北）一有冲突，彼必同时以海军威胁我后方。”“华北全局同时牵动”，不仅守不住东北，“而且连华北的地盘都将不保”。唯恐在东北抵抗惹恼日军，致使被恼怒的日军连平、津也一锅端。幻想将自己的故土、祖业，拱手送给日本，换取日军让他个人能继续在北平享乐），又与苏联这个二战中最无耻的国家的一贯作风对不上号。究竟谁“主观性太强，既没有史料做凭据，也不合乎常情常理”。以及谁“太主观地从个人好恶来看问题”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