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间六四已经过去30年了，恍如隔世。必须坦陈，笔者没有参与当年的任何抗议活动，在这30年里，也没有参与任何纪念活动。然而今日，当六四似乎已在人们的记忆中淡漠，笔者反要跳出来，尽微薄之力，不让血写的历史退色殆尽。
1989年，笔者已经在一个省会城市某军工研究所工作了7年，上有老下有小，无意主动参加任何政治活动。而且当时正在一个关键项目攻关，全心以赴，别无他顾。4月，胡耀邦逝世，追悼大会后，学生运动风起波澜，笔者并不看好，因为根据经验，别指望我党能做出什么让步。5月中旬，北京天安门广场的绝食运动突然爆发，笔者与所有人一样，极其关注和揪心。电视上看到救护车在天安门广场呼啸而过，人心都是肉长的，谁不动容？然而有北京出差来的人说，在南下的路上他们看到军列载着坦克北上。很难设想北京要坦克干什么，不像好兆头。
在北京学生绝食期间，全国各地都有大量各单位自发组织的示威游行，声援北京学生运动。我们城市也不例外。大概在5月17～8日，笔者的研究所的年轻人也组织了一次步行到市中心的声援游行，连所长都跟着去了，但笔者未参加。我们的攻关项目实验室在所里一个偏僻角落的独立屋，所里年轻人在主楼组织游行，笔者完全不知道。事后，一位年轻的女同事兴奋的跑来告诉我们游行的事情，说她在游行时看到波澜壮阔的场面激动得落泪。笔者以过来人的身份教训她不要指望他们的游行能改变什么，显然她不以为然，但是看在笔者老大哥的份上，没有当下给笔者难堪。
那么，如果笔者被通知了那次游行是否会去参加呢？肯定会的，因为即便知道不可能改变世界，但是参加这种游行是一个有点良心的知识分子应尽的责任。有意思的是，六四后不久，笔者一次短期公干出国，事后听说，所党委做出国政审，最重要内容就是所谓动乱中表现。他们说笔者没有参加那次游行，因此是立场坚定的好同志，让笔者哭笑不得。其实，笔者曾一时兴起独自到过市中心学生示威的广场，立刻为忘带相机叫苦不迭。64早晨，笔者上班，十几个附近大学的大学生堵在所门口要求人们罢工。笔者见状掉头回家，对大学生们表示支持。不过，事后无人追究笔者的旷工，看来党委同志的工作还是不够细。
5月19日北京宣布戒严。这是可以预测，也可以理解的。北京学生的对应也是正确的，取消绝食改为静坐，给紧张局势降温，全国各地的声援集会示威也应声而止。在5月剩下的日子里，静坐和游行规模似乎在减小，看来风暴有可能逐渐平息。但6月1～2日风云骤变，军队再次强行入城。3日晚4日晨，军队向阻拦他们的市民和学生开枪，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大屠杀，这个事件一夜之间的发展超过了任何人最坏的预测和设想。没有征兆的开枪屠杀无法被解释，世界，港台和国内，唯一说法就是中共当局丧失理智，疯了！笔者亦是如此认为，直到几日后的一个启迪。
所里有位军代表，常到我们攻关小组来，50多岁，少言寡语。但当我们谈论六四开枪时突然插话：六四前两天的白天，军队有目地的派士兵不穿军装不带武器强行进城，这些年轻小伙子被市民堵截，受指责辱骂，憋了一肚子窝囊气，这样到了3日的夜里，让他们向人群开枪，他们才干的了！
笔者顿开茅塞。开枪屠杀不是丧失理智的激情犯罪，也不是现场处置不当的过失，而是蓄谋的杀戮！
6月，北京的天气开始炎热，天安门广场很快就呆不住人了，即便当局不做任何事情，学生的静坐也无法再坚持下去，然后暑假将至，整个学潮很快将自然平息。但是这不是当局希望得到的，因为学生和人民失去了对他们的恐惧，意味着他们绝对权威的丧失，对他们的挑战还将继续，党国再无宁日。为了一劳永逸的消除对他们的挑战，重新建立恐惧是必须的。因此不能让学潮和平的平息，一定要亮剑，用暴力和鲜血吓破人们的胆。
笔者当时的这个领悟后来被证实：杀20万人，稳定20年（据悉邓小平所言，但出处和版本还有争议）。六四后，有各种所谓反思。有人指责，学生领袖没有及时的妥协，招致政府镇压。其实，当学生在5月中旬一开始绝食运动，流血就是必然的，区别只是流多少血，是流在监狱里还是流在大街上。然而经历了80年代改革开放的平常人不可能预见大量流血，更不用说是唱着“希望的田野”长大的年轻人。还有人根据学生领袖柴玲期待流血的话，说她也要为流血负责。一派胡言。柴玲期待流血的语言只表明一个弱女子在血腥镇压前夜的悲愤和绝望，臆想即将到来的流血会带来变革不至于白费，无可厚非，更谈不上责任。有人要流血镇压的受害者为流血镇压负责，纯属颠倒黑白。笔者也不认为实际开枪的士兵应负责，因为没有人性的启蒙只有仇恨的教育，他们还没有把枪口提高一寸的概念。唯一要负责的只有那个下令开枪的人。
那个下令开枪的人是邓小平，不可能是其他任何人。同时代的东欧领导人面对群众示威时下不了向群众开枪的命令，就是李鹏，陈希同也不行，只有一个不但为保持政权不择手段，而且见过血海尸山，视人命为草芥的人才做得到。这样的素质，是长期战争塑造的。
笔者是77级的，是邓小平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受惠者，本应对邓小平感激不尽。但很遗憾，笔者在80年代初当邓小平取代华国锋时就不太看好他，因为他是所谓老一代革命家，历史包袱太重，很难做根本性的改变。笔者不幸言中。邓小平在经济和社会领域推动改革开放功不可没，但在政治制度上画定框框，不肯越雷池一步，错过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最好时机。从清除精神污染，反自由化到最终开枪杀人，一脉相承。但性质不同，前二者是过，第三者是罪。功与过属同一个范畴，罪是另一个范畴，不可混淆。如果说功过还可以考虑相抵，那么功罪则不能。公平的说，邓小平有功有过，功大于过，七三开或八二开，然而六四屠杀之罪，罪恶滔天！
有人要问，笔者为什么把开枪看得如此之重？因为开枪杀人是文明与野蛮的分水岭。世界上每一个政府与部分人民之间都有各种矛盾，人民不乏各种抗议甚至反抗。政府的反制措施从催泪瓦斯，水枪，棍棒（如76年镇压45运动），甚至到橡皮子弹，非致命手段，以不死人为界，这些是现代文明上可以或勉强可以接受的；而真正的开枪杀人与现代文明完全不相容。套一句我党的政治术语，前者表明是人民内部矛盾，后者表明是敌我矛盾。就是说当政府向人民开枪，他们就是人民的敌人。对军队标准也是如此。当军队被命令向人民开枪时，如果他们拒绝开枪，表明他们还满足老百姓的子弟兵的最低标准，反之，就是独夫民贼的护院家丁。从80年代末以来在全球范围，无论是东欧甚至阿拉伯国家，军队向本国人民开枪的情况几乎绝迹，结果是很多专制政权倒台。
很多人指出89学生运动没有明确的目的，它的主要口号是反腐败反官倒，听起来确实可怜。这当然不是学运的终极目标，只是为了避免过早过分刺激当局，获得生存空间。但是当局一点不傻，他们知道得很清楚学生的目标天然的是民主和自由，因为他们当年就是用这些口号来吸引知识青年到延安去的。在学运的具体诉求里，要求当局承认高自联的合法，实际上是学潮的核心，当局绝对不可能容忍的。今天承认了高自联，明天就会有工自联，商自联，当局不会忘记波兰共产党政权就是被团结工会拖垮的。因此不管看起来多么温和的口号，在当局看来最终都是夺权，决不让步。笔者不认为学生有什么策略性的错误，事实上他们已经太小心了，以至于道德有亏：把两位弄脏天安门城楼毛主席像的湖南青年扭送当局。自保无可厚非，但底线是不可害人。这两位青年后来的遭遇极为悲惨，参与其事的学生应怀咎自责。
所幸的是，中国的社会，包括当局，还是有了实质性的进步。在六四后的清查中，绝大多数地方都是雷声大雨点小，不了了之（笔者在所里有位熟人，干部子弟，还是党员，但在那一次年轻人的声援游行，积极非常。六四后，他被警察调查。笔者找他叮嘱：什么都别承认。最后他得了个警告，但愿采纳了笔者的建议）。更重要的是，运动的积极分子，黑手或长了胡子的人虽然被大量抓捕，但是无人被杀，而且关押的刑期也不太长。邓小平并不是疯子，他没有把仇恨的种子泼洒的更宽更深。
六四事件对中国的影响巨大且深远。六四后，为了杜绝任何自上而下政治变革的可能，邓小平吸取了胡耀邦赵紫阳的教训，挑选接班人标准不再是政绩卓著和思想开放，而是对巩固政权的政治敏感（江泽民）和敢于开枪的心黑手狠。更恶劣的是，为了消除民间自下而上的变革愿望，邓小平把义和团教育从娃娃抓起，用义和团思想填充孩子们空白的大脑，不给自由民主的思想留下任何位置。恶果令人瞠目结舌，不但生产了在街头砸日本车和车主人头的暴徒，而且造就在大学校园里专打老师小报告的业余密探，古之未闻。邓的这一招毒害了一代青年，扼杀了中国在近期成为现代社会的希望。
在经济上，情况正好相反。李鹏这个蠢货开始还想重拾起计划经济，被邓小平当头棒喝，他无比英明的指出共产党六四后的生存之道：资本主义（在专制制度下，只能是权贵资本主义）。如果以前共产党内还有喋喋不休的关于姓社姓资之争，六四就给这类争论划上句号。在政治高压下，老百姓别无杂念，一心刨食。也是在政治高压下，任何民权运动工人运动都不存在，中国凭仗低人权优势高速发展。
当局原有的意识形态彻底破产，取而代之的是民族主义和拜金主义。这两个怪物的杂交创造了一个新物种，新的国家图腾：长着狼头的猪。
有人争辩说，六四流血镇压是对的，否则中国不会有今天的如此发展和强大。确实，今日中国的繁荣与六四关系很大。这并不是孤例。台湾48年228屠杀，匈牙利56年的流血镇压和智利79年的流血政变之后都伴随了几十年相对的繁荣发展。然而那里无人敢以经济发展为流血镇压的必要性辩护。何也？价值观根本不同。另外，高压下的社会是无法稳定的，就像把鸡蛋放在地球仪上，看起来很高，但掉下来是物理的必然。
六四镇压对否，其实邓小平心里最清楚。他一辈子干过两件大事，一是改革开放，二是六四镇压。他很享受被称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但对他六四镇压总司令的丰功伟绩，讳莫如深。邓小平去世后不保留骨灰，惧怕的就是历史的秋后算账。把坦克开进首都的中心，对手无寸铁的人大开杀戮，能逃避正义的审判吗？尽管通常迟到，正义总要到来。
笔者必须再一次指出，89学运惨痛的失败了，而且造成了恶劣的后果，但绝不应以反思之名把丝毫罪责转嫁在学生和其领袖身上。铁板钉钉的事实是，所有的罪恶都是当局所为，罪责非它莫属！
六四血迹被30年的岁月冲刷干净。国内的年轻人几乎没有听说过这个事件，因为没有哪个父母，即便是亲历者，愿意给自己的孩子讲述这段历史，生怕孩子惹出麻烦。只有日渐凋零的天安门母亲群体不曾忘记失去的儿女，她们是当局的眼中钉肉中刺，踩不扁煮不烂的铜豌豆。
六四究竟死了多少人？没有人知道，因为当局禁止任何人，包括他们自己，调查汇总。没有真相，当局就可以信口雌黄。在中国的现代史，所有悲剧，包括战争、饥荒、运动和血案，死者数字都是未知数，姓名更无从谈起，就像他们从未存在过。这是悲剧中的悲剧。六四的几百上千的死难者，绝大多数是北京的普通市民，但堪称是真正的英雄。英雄不会湮灭，历史会记住他们。
笔者在六四后不久曾对友人做过三个预言。一，江泽民人很精明，不是过度人物；二，根据历史经验，当局将采用政治紧缩经济放松的政策，这两个预言灵验了。三，20年后，学生运动将再现，因为20年是一代人的时间，新一代人没有恐惧的阴影。笔者很是尴尬，不但追求自由的学生运动藐无踪影，反倒是追求愚昧的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然而笔者舔着老脸再做个预言，中国人是极端世俗的民族，这使得政治现代化的道路有极大的困难，但应能走通。那时的人们将建碑纪念这些为此付出终极（ultimate）牺牲的六四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