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苛责柴玲
柴玲不是“六四”天安门清场时的逃兵，事实上她是与最后一批撤离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学生、市民们一起同刘晓波、周舵、侯德健、高新殿后的队伍一起撤走的，并没有事先逃走。
作者姚监复
在一九八九年五月柴玲同美国之音记者谈话的录像、录音，我相信是真实的。柴玲确实想过，也讲过要流血，以流血唤醒群众，警告政府。许良英的批评也是有道理的，维护人权，不能随便牺牲别人的人权；自己说流血，别人流血牺牲了，而号召牺牲者没有牺牲。我相信，二十年后的学生领袖们会对当年的作为与教训进行深刻反思。
政治斗争中有妥协、有曲折
二十年来，流亡的学运参加者作了深刻的反思，普遍都同意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赵紫阳代表五位常委的书面讲话，实际是接受了学生的主要要求（承认是爱国，进行对话等）以后，如果“见好就收”、“宣佈胜利达到游行、绝食目的”，回校继续斗争，留下一个空荡荡的天安门广场，可能会是另一个场面。历史不能假设，但是历史必然会重複，因此，必须理性地总结痛苦的血的历史教训。王丹的“学生有错、政府有罪”，胡平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等，就是从不同角度提出的不同看法。我同意胡平的“见好就收”的聪明判断，但是对于“见坏就上”的建议则不敢苟同。如果六月四日清晨让柴玲带领几百青年迎着枪口就上，真正全部流血牺牲，是壮烈的，但不是智慧的。她选择同四位勇士一起带领队伍撤出广场是正确的，因为政治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不是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应当允许选择妥协，只要不是投降叛变。
什么人制造这样的谣言？
柴玲为什么在“六三”晚上或“六四”清晨要坚持留在天安门广场？她的一个说法是，有人告诉她“赵紫阳、阎明复传话要她坚持到天亮，情况可能有变化。”这个传话，肯定是一个谣言、一个居心不良的骗局！
在“六四”以后，我见到过赵紫阳、鲍彤、阎明复本人，同他们谈过“六四”。根据赵、鲍、阎的谈话看，柴玲收到的所谓“传话”，绝不是发自赵、鲍、阎，而是别有用心的谣言。
二○○四年三月二十一日和五月十五日应约，我在宗凤鸣陪同下见到了赵紫阳。（谈话的一部份内容见宗凤鸣记?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香港开放出版社，二○○七年一月，第356─363页，364─370页）。赵紫阳在谈话中，提到王丹、柴玲“幼稚”。他认为“如果及时疏导，可以结束”。“学生实际上已经很难坚持下去了。如果没人刺激学生，他们就不坚持了”。“其实，我对世行官员讲话时说过了中国不会发生大的动乱”，“以后，李鹏也是同意的，还捧我的讲话讲得好。杨尚昆也说讲得好。我希望局势缓和。”对这场运动，赵紫阳的定性是“无组织无领导无纲领无计划的群众性自发行动”，应当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通过对话解决。因此，赵紫阳绝对不会要学生坚持到“六四”清晨，以致发生同军队正面冲突，造成大量伤亡的悲剧。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凌晨赵紫阳激情地对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作出了最后的劝告，劝学生停止绝食：“希望同学们健康地活到我们中国实现四化那一天”。临去天安门之前，他口中喃喃自语的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他想的是自己已经老了，无所谓，做好了“入地狱”的思想准备，他希望年青学生活下去实现“四化”，而不是进地狱。从赵紫阳一九八九年四月至五月的言与行看，他绝不会传话，也不可能传话（实际上他已下台）给柴玲让学生坚持到“六四”天明。
“六四”以后，我见到过阎明复，他没有也不可能捎话让柴玲坚持到“六四”天明。从陈小雅《天安门之变──八九民运史》（风云时代出版社，台北，一九九六年出版）引用的阎明复同学生代表的对话（266页）也可以看出阎明复对学生的真情和诚意，绝不会“传话给柴玲，让学生坚持到『六四』清晨，迎接屠刀”。阎明复反覆讲：“将来的事情确是要由你们来决定的。如果你们希望得到一些好的遗产，就应当约束自己的行为。现在三十几岁、四十几岁的一代后，就是你们的一代，你们注定不是享乐的一代，是忧国忧民的一代。我希望大家不要怀疑政府的诚意”。“党是人民的政府，不可能用武力来对待学生，你们不撤也没关係，戈尔巴乔夫明天来访，就让我们丢丑吧。我们的政府也应适应特殊情况。但是，我也只能为你们说这一句话，而你们，也在人民面前丢了一张牌”。从当时的中共中央统战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阎明复这种心态、地位和处境看，他也绝不可能传话给柴玲要学生坚持到“六四”清晨。
在二○○九年三月我遇见鲍彤时，专门问到他对这个“坚持到六四天亮”的看法，是否可能出现这样的“传话”？鲍彤斩钉截铁地明确说道：“赵紫阳绝对不可能讲这样的话”。这是一位深知赵紫阳思想与心态的老秘书的明确判断。
因此，柴玲如果得到所谓“赵紫阳、阎明复要学生坚持到天亮”的传话，那麽可以肯定这不仅是一个谣言，而且是别有用心的恶毒阴谋。而令人深思和值得追查的问题是：究竟是什麽人和为什麽要製造这样一个居心不良的“传话”的谣言？
最后，让善良的人们再一次回忆捷克作家伏契克在《绞刑架下的报告》的结束语：“人们啊，我爱你们！你们要警惕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