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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 斯大林仍然在那里活着

“迄今,斯大林仍然在那里活着。”

“不是死了吗?”

“但尸体仍有余热”

《耳语者》

十五岁的苏联少先队员帕夫利克,向政府举报了自己的父亲特罗菲姆•莫罗佐夫,出售假证件给那些特殊定居地的“富农”流放者。1931年11月,对特罗菲姆的审判在学校进行,据报道,帕夫利克当众谴责父亲的罪行,并告诉法官:“他曾经是我的父亲,但我已不再认他为父亲。我这样做,不是作为谁的儿子,而是作为一名少先队员。”特罗菲姆被送去了劳改营,后来遭到枪决。

由于帕夫利克在上次的举报上受到了表扬,后来变得愈加大胆,开始接连举报周围村民隐藏谷物或者反对集体农庄,引起了公愤。1932年9月3日,帕夫利克被发现死于他们村庄附近的森林,据说是被他们亲戚刺死的。最终,莫罗佐夫整个家族受到了审判,除了伯父逃过此劫,他的祖父和祖母,堂弟和教父,全都被枪决。帕夫利克死后,成为了一代人的英雄,高尔基呼吁为这位年轻的烈士建造纪念碑,号召全体小学生学习这种完美的少先队员精神。

必须一提的是,1935年苏联当局重新提倡家长权威的时候,官方也重新诠释对帕夫利克的崇拜:对他的揭发行为低调以对,转而强调他工作努力,在校守规矩等新的美德。

对他的崇拜在道德准则和情感上,深刻影响了整整一代的孩子。他们从帕夫利克的身上学到,与亲人之爱及其他个人关系相比,对国家的忠诚则是更为高尚的美德。举报朋友和亲戚不是可耻的,反而是爱国热忱的表现——这种想法借助于这场个人崇拜,植入了千百人的脑子,成了每个人苏维埃公民的切实期待。

由于统治秩序的需要,在整个斯大林时期,公共公寓成为了一种生存的必需,好几户人家共用一套公寓。20世纪30年代中期,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人口中,四分之三住在公共公寓。这种方式的生活,在整个斯大林时期,都是大多数城市居民的常态。

随着政治风向的转变,共用公寓的功能也在20世纪30年代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20世纪20年代,它的目的是解决住房危机,打击私人生活。现在,它变成了一项重要措施,可让国家的监控进入家庭的私人空间。1928年之后,苏维埃愈益加强其政策,故意让党的积极分子和忠诚的工人,搬进资产阶级家庭,以便监视。

费吉斯采访的一位幸存者居民回忆在共用公寓的生活:“这种感觉不同于我所经历的镇压、逮捕、监禁、流放,但在某一方面,却更为糟糕。流放中的人仍能保留自我的意识,我在共用公寓里所感受到的,却是内心自由和个性的全然窒息。我每次走进厨房,受到聚在那里的一小群人的审视,就会感到这种窒息,就要启动自我控制。成为真正的自己,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赵亮轩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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