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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玩死刘少奇 刘坦然背黑锅;周扯住林彪 不可僭越毛的权威

后来刘家的人告诉我,毛是在做刘的思想工作。毛说:中央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指派工作组的错误),总得有人出来承担责任。你现在是为党担过,回去要同光美同志和孩子们讲清楚,不要因此而背包袱。都是一些安慰的话、宽心的话。刘居然也信以为真。刘少奇也算是在残酷的党内斗争中历练过来的,智商也不低,尚且被老毛玩弄于股掌之中。真正不得了的,还是毛这个人。

江青、韩爱晶、蒯大富

蒯大富在清华文革中可是大大有名的人物。“蒯司令”的名头“如雷贯耳”。在他“响当当”之前,我就认识他,同他打过交道。

蒯大富是化九的学生,也是校广播台的编辑。我们一起参加过一次座谈会。主题是批“三家村”,这是文革的序幕。邓拓、吴、廖沫沙,三位在北京市有点名头的人物,从六一年起在他们掌控的刊物《前线》上,开了一个“三家村”专栏,轮流发表了六十多篇文章。用谈天说地、摆龙门阵的形式,对老毛造成大饥荒的错误竭尽借古讽今、指桑骂槐之能事。我记忆中有一篇“白开水最好喝”,讽喻老百姓穷得只能喝大锅清水汤;还有一篇“专治健忘症”,讽刺老毛忘了自己说过的大话,要用狗血淋头才能使之清醒。毛是何等人物,岂能看不懂这三人的春秋笔法,弯弯绕还能绕得过他?要收拾刘少奇,必须扳倒北京市委这个独立王国。先收拾了彭真门下这些“小爬虫”,出出心中的这口恶气。所以就先拿他们祭刀。

蒯大富反王光美出于一次误会

我们当时虽然闹不明白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但也闻到了一点味道。老蒯和我各写过一篇批“三家村”的文章,所以一同去参加座谈。《新清华》上要发会上的发言纪要,其中有蒯大富的一小段,我拿了校样找他核准。他非常认真,把这一小段扩充成一大段,看来他相当重视此类出头露面的机会。当时我有点看不惯他的那种“臭显”。也许,正是这种性格,所以他才能成为大造反派。

在我记忆当中,蒯大富之所以反工作组,纯属偶然。他原来是对工作组的“光美同志”无限信任和崇拜,希望有机会向她直接汇报工作。当年刘少奇访问印度尼西亚的纪录片中,国家主席夫人王光美的优雅风度倾倒了一大片,也让另一个女人妒忌得抓狂。老蒯这个土老帽显然没看过这个纪录片,竟把工作组一个普通女干部当成王光美,絮絮叨叨、推心置腹地汇报了一大通。后来发现表错了情,恼羞成怒,认定这是工作组的大阴谋,于是就反起了工作组。这一路反下来,又得到那个抓狂女人的利用和加持,就这样成了蒯司令。他们后来的一个合作项目,就是在清华园揪斗王光美。

工作组对蒯大富排山倒海的批判,则是把这小子太当回事了。老蒯当时的抗压能力和伶牙俐齿,确实也让我们佩服。我亲历过老蒯和一个胖老头辩论的场面。记得是一九六六年六月的骄阳下,我在大礼堂前的大字报区转悠。见到一堆人围在一起,伸头一看,见老蒯正吐沫横飞地与一个胖老头辩论。

“你叫什么名字?”胖老头气势凌人。

“蒯大富。”老蒯可不怯场。

“瞧你这个名字,就是资本主义的!什么大富……”胖老头先声夺人。

“不!我这个名字是社会主义的。”

“?”老头瞪眼。

“资本主义是小富,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大富!”老蒯得理不让人。

“好!”观众中有人起哄。

“你认为自己是左派?”胖老头反守为攻。

“这我不能自封。”蒯大富谦虚了一下。

“革命者要勇于承认自己是左派。”胖老头开始设套。

“那我就是左派。”老蒯当仁不让。

“希望你不要做左派中的左派,左过头了,就成了右派。极左和极右是相通的。”老头这句话算有点哲理。

“你叫什么名字?”老蒯要老头留下姓名。

“不能告诉你,你以后会知道的。”

后来大家都知道了,那个胖老头是薄一波,共产党里的千年老狐狸、白毛老妖怪。当年把阎锡山哄得团团转;后来出面把胡耀邦撵下台;临死前把儿子扶上马。

后来蒯大富得了女儿,据说取名蒯小琼(穷),小穷对大富。

我同蒯大富后来也有一点瓜葛。他的跟班、人称蒯秘,后来当了我的跟班,自称“老贼”的段永基,把四通的家业败得一塌糊涂。有人说是他的名字就注定了要断送四通永远的基业。老毛就懂得身边要安一个“东兴”。老蒯和我在这一点上,就嫩得太多了。

周恩来四次来清华大学

我正儿八经地入过队、入过团、还入过党,但我从来就没有正儿八经地加入过红卫兵。一是因为我的出身不硬,二是文革一开始我被革命群众定性为“小爬虫”,所以文革早期那些事情,我都只能作壁上观,或者说,就是靠边站。但有时候反而比投身其中的人看得更清楚些。比方说,那时候中央领导人都到院校去讲话。来清华的,多是周恩来、薄一波这样的“老官僚”;去北大的,常是江青、陈伯达那样的“文革新贵”。是毛的安排?各自的试点?不成文的默契?明定的分工?随机抽样?气味相投?这里头肯定有点名堂。据说,从一九六六年七月三十日到八月二十二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周恩来先后二十多次接见过清华的师生代表,四次亲临清华参加会议。我能参加并记得的,是周恩来两次在学校东大操场召集的大会上讲话,一次是八月四日;一次是八月二十二日,中间八月十八日伟大领袖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周在场调度指挥。这三次我都身临其境,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周恩来其人。

在文革的全过程,我对周恩来都充满了敬意;很自然,也因此对“文革新贵”充满了敌意。我想这是当年清华相当一部份师生的潜意识。老毛能明察秋毫到如此细微处,所以特作如此安排?毛在文革后期曾告诫四人帮:“反周必乱”,可见毛对民心的把握、民意的操控,相当精准,此其所以为毛也。

话说八月四日那天,周恩来穿着短袖白衬衫,来清华参加群众大会。同来的有董必武、邓小平、李富春。参加大会的,有清华的师生员工,还有外地来京串联的师生,总数应有上万人。周的普通话带点苏北腔,端着右胳膊,僵硬得自然,极有风度。开门见山,就说是中央、党中央的常委会和毛主席要他来过问一下清华的文化大革命。然后把清华自工作组进校二十三天里发生的大情小事,历历如数家珍,不用讲稿,全凭记忆,说得头头是道,让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一个大国总理,脑子里得装多少事情!周在讲话中明确承认派工作组是犯了方向性的错误。错在不搞斗批改,而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算是给老蒯初步平了反。说是初步,因为大会既安排了蒯大富发言,也安排了反蒯派发言。反蒯的代表是一位女生,用的语言极为夸张。她在发言中指称蒯大富“把我们的肺都气炸了”,后来成为清华园里的流行语。我们每逢遇到不高兴、或不顺心的事,就说“把我的肺都气炸了”。在后来的那些日子里,我的肺被气炸了N次。

那天邓小平也讲了话,清晰而圆润的四川腔,话不多,讲了一个意思:毛主席让你们吃饱了饭不念书,干什么?就是要搞文化大革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董必武的讲话。董老是共产党的创党元老,时任国家副主席,当年有八十了吧?声音已经是颤巍巍的了,但讲的话实在。他说:“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我们也想不清楚。但主席说要搞,那我们就搞。历史的经验证明,主席比我们站得高、看得远。遇到新事物,我们猛然想到的、脱口而出的,常常是错误的。按照主席说的去做,后来都被证明是正确的。当时虽然不理解,后来就理解了。”唉!不知道董老后来对文革理解没有?

毛与刘少奇谈心刘信以为真

八月十八日那天,毛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清华的队伍就在金水桥旁,离城楼很近。上面的人物、动作,清晰可辨。我没有被周围的狂热所传染,而是冷眼旁观,还真让我看到一些相当有意思的细节。有两个场景我至今还历历在目。一是他们的出场。刚开过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央领导重新排位。最大的变化是林彪升到第二位,刘少奇降到第七位,出场要反映这种变化。毛破天荒穿上了军装,挺着肚子走在最前头,瘦骨嶙峋的林彪紧随其后。毛的步伐慢而缓,林的步伐急而促。后来我在纪录片里更看到了如下的细节:林彪一不小心就要超越毛了,这时候周恩来出来扯住林彪军装的后摆,很用力,因为从后领到下摆都扯直了,林几乎是一个踉跄。待毛走出了一步,周才松手,其后林彪一直自觉地保持着这一步之遥。更让人叹为观止的还在后头,这时候周停住了脚步。周不动,后面没有人敢超越他。等到毛、林走出了七、八步,周才带着大队人马缓缓跟上。我心里不由得感叹一句,周恩来这个人,真正不得了。

第二个场景,是毛除了跟红卫兵挥手之外,有很长一段时间是把刘少奇拉到一边侃侃而谈。从两人的肢体语言来看,像朋友间的谈心、像三娘教子、像师生交流。主要是毛在说,刘在听。说的耐心而诚恳;听的虚心而谦卑。我很好奇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后来刘家的人告诉我,毛是在做刘的思想工作。毛说:中央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指派工作组的错误),总得有人出来承担责任。你现在是为党担过,回去要同光美同志和孩子们讲清楚,不要因此而背包袱。都是一些安慰的话、宽心的话。刘居然也信以为真。刘少奇也算是在残酷的党内斗争中历练过来的,智商也不低,尚且被老毛玩弄于股掌之中。真正不得了的,还是毛这个人。

八月二十二日夜晚,周恩来再次来清华参加大会。会前下起了大雨。听说部分群众已经入场,周身穿一件灰色的旧中山装,坚持冒雨前来参加会议。简陋的主席台没有防雨设施,周在雨中淋了三小时。期间有人帮他打伞,他坚决不让,表示要与会场的师生同甘共苦。这时候会场上响起了一阵阵有节奏的呼喊:“总理、打伞!”“总理、打伞!”我相信许多人脸上的雨水都混合了泪水。那个晚上,周反复讲的是一个人要不断地检讨自己,要干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是对师生的宣讲?还是自己内心的独白?其实在这种场合,说什么都不重要了。周要同大家博的,是那份感情。

从八月四日周的博闻强记,到八月十八日周的精细和分寸,到八月二十二日周的拼老命、博感情,你就会理解,为什么老毛终其一生,真正打不倒的,仅周恩来一人而已。

红卫兵领袖有人看穿文革骗局

对江青这个人,我从来就没有过好感。文革期间,她很少到清华来。我记忆中只有在六六年底,她和姚文元、王力在清华的师生员工大会露过一次面。她也没讲出什么名堂,只是喊了几句口号。江青喊口号在文革中相当有特色:做作的腔调、尖尖的嗓门、拉长了尾声、略带点颤音。“同学们||,你们好||!毛主席让我来看你们啦||!”正常人听了都会毛骨悚然,但还是有人听了会热泪盈眶。那样的人按朱成昭的说法,应当属于“傻瓜”。在六六年十二月,我对文革的认识已经完全认同朱成昭当时对文革的经典概括:导演是“骗子”、演员是“疯子”、观众是“傻子”。

小朋友们可能会问:朱成昭是谁?不仅小辈们不知道,可能和我同时代的大多数人都不记得这个名字了。大家都知道当年的“五大领袖”:北大的聂元梓,清华的蒯大富,北师大的谭厚兰,北航的韩爱晶和地院的王大宾。其实,朱成昭才是地院东方红的早期领袖,也是“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最早的司令。能总结出文革是“骗子、疯子和傻子”的,这个人一定不一般,非常有独立思考能力。关于朱成昭,我所知不多,只知道他同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关系匪浅。

江青介于骗子和疯子之间,所以格外令人讨厌。我至今还记得两次很有她自己特点的讲话。一次是在北大。时间应在周恩来八月四日来清华讲话的前后,江青、陈伯达一行到了北大。我是在大字报上看到她讲话的内容,那感觉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恶心”。在上万人的大会上,没说一句有点水平的哪怕是空话、套话,全是长舌妇的搬弄是非。“我也要控诉||”“那个张少华||,她是个坏人!她的母亲,也是个坏人!她们欺负到我们头上来啦||!”张少华即韶华,当时北大的一个学生,嫁了毛岸青这个智障,好歹也算是毛家的媳妇。把家务事拿到大庭广众来宣讲,还要激动得声泪俱下。我当时的感想是:伟大领袖怎么找了这么个女人当老婆?!我想同在主席台上的陈伯达等人一定十分尴尬,因为大字报上有括号说明:听了江青同志的控诉,其他中央首长很沉痛,都低下了脑袋。旁边还有个加注:脑袋快低到裤裆里了。要是在今天互联网时代,一定还会有更多精彩的批注。

另一次是在大串联途中的火车上,一清早,我还睡眼惺忪的,就被带红袖标的捅起来了,说是要传达中央首长的重要讲话。整个车厢的人起立,挥动红宝书,先祝万寿无疆、再祝永远健康。“红袖标”开始传达“敬爱的”江青同志不知在什么场合的一个讲话。我迷迷糊糊的不知“红袖标”所云。突然,我激灵了一下,因为“红袖标”也学起了江青,声调变得十分凄厉:“还有那个王光美!去印度尼西亚访问之前,还专门来问我:‘出国能不能戴项链?’我告诉她:‘不能戴!那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后来我看电影,她又戴了!!!”“红袖标”念起了括号内的说明:“说到此处,首长很激动,哭了。”我当时的感觉,就像吃了苍蝇。后来蒯大富在清华园里揪斗王光美,特地用乒乓球串了一条大项链给她戴上,以此来表示对一个高雅女人的羞辱,其创意应当出自江青的这次讲话。

读吹捧江青文章起鸡皮疙瘩

我同江青从来没有直接打过交道,也没受过其迫害,谈不上有什么“切肤之痛”。但确确实实,我为她得过一种“切肤之病”。蒯大富办的《井冈山》报上有一篇吹捧江青的文章,四个小标题是毛的四句诗: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结论是:江青同志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手。用词极其华丽、夸张、肉麻,我读的时候,全身一阵阵地起鸡皮疙瘩。没料想由此落下了一种怪病:只要我念及这篇文章,或想起这个妖精,就会起鸡皮疙瘩,在胳膊部位尤为明显。我开始有点担心起自己来,原因又不能向外人道。暖零的一位女同学,叫蒋世俊,说她的表哥是北医三院的脑外科医生,可以帮我查查。

她带我去了北医三院。蒋世俊的表哥很帅,笑瞇瞇地问我怎么回事。我伸出胳膊,意念一做功,就出现了鸡皮疙瘩。他说可以帮我做脑电波检查。我觉得很新鲜,就跟他进了一个黑屋子,躺在一个大椅子上。在我头上套了一个像外星人头盔那样的东西,又在我胸、腹、胳膊、腿全身加了贴,引出许多导线,他嘱咐我闭上眼睛。我很听话。期间一会儿铃声响响、一会儿灯光闪闪,我也不为所动。好大一会儿,走出了黑屋子,我看到蒋世俊的表哥正在看一大迭曲线记录。这就是我的脑电波吧?他看得很仔细。最后,他抬起头来,说了三个字:“很正常”。临别,他笑瞇瞇地建议:“也许,穿长袖衬衣会好一些。”

这症状持续了一个时期。一直到串联回宜兴老家,我在母亲面前还表演了一下胳膊出疙瘩。回到了童年的时空,忘却了尘世的喧嚣,彻底放松了一把。有一天母亲突然问我胳膊上好了没有。我在心里让那个妖精翻了三百六十个筋斗,也没有再出鸡皮疙瘩。这才告别了“切肤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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