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十六日香港爆发二百多万人反“引渡法案”大示威
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网站发表墨尔本大学亚洲连线高级顾问、澳洲国立大学战略及防务研究中心访问学者格林里斯（Donald Greenlees）的文章说，国际关系史上不乏小地方、小纠纷触发大问题的先例。香港人口只有740万，却有可能给几个国家带来巨大的麻烦，很容易成为中国在一个充满麻烦地区的另一个引爆点。
1984年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为香港《基本法》确立了框架，具有国际条约的地位。伦敦一直敦促北京遵守联合声明，但后者声称联合声明早已失效，指责英国“粗暴干预”香港事务。英国不是唯一在香港有直接利益的西方国家。在香港居住的澳洲公民有10万人，而接近同样数量的香港人住在澳洲。香港有12万澳洲大学的校友，有600多家澳洲企业，港、澳双边投资额高达1,700亿美元。澳洲商会是香港的第二大国际商会。
香港还有30万加拿大公民，是当地最大的外国公民社区。美国在香港有85,000公民，在当地拥有巨大经济利益。2018年，美国对香港的贸易顺差达311亿美元，居美国对外贸易顺差之首。美国商务部估计，截至2015年，对香港的商品和服务出口，支持了18.8万个美国就业岗位。
美国国务院根据《美国-香港政策法》作出的最新年度评估指出，香港的经济运行远比中国大陆自由、开放。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连续25年将香港列为世界上最自由的城市。香港不受中国严苛的网络安全法影响，享有互联网的开放性；有自己的海关、移民和执法部门；分别参加多边国际组织和协议，如世界贸易组织（WTO）、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能够谈判签署双边协议，如今年3月和澳洲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等；拥有自己的货币港元，以及独立于中国央行——中国人民银行的独立金融管理机构。
最重要的是，香港拥有以英国普通法为基础的独立司法体系，能够从其他普通法管辖地委任非常任外国法官到特区终审法院任职。这使香港居民和外国投资者对香港司法制度具有极大信心。
如果上述自由受到严重侵蚀，可能引发香港企业和居民外流。这种情况将使中国与上述几个西方国家的关系受到严峻考验。在所谓“引渡法案”提出之前，北京早已蔑视香港独立的司法权利，肆无忌惮地把那些触怒中共的人从香港绑架到大陆。习近平和中共最在意的是他们的权威，并不在乎损及香港经济。
这种好斗的态度，已经使北京在其他优先事项上付出代价。台湾朝野现在更加不相信“一国两制”模式，有台独倾向的民进党重获生机，增加了蔡英文明年1月赢得大选的可能性。北京与台北的紧张关系加剧，是香港形势恶化的另一个后果，可能使西方国家政府的对华政策复杂化。
北京对国际上促请实行开明利己主义的呼吁置若罔闻，西方国家必须为香港局势恶化未雨绸缪，准备应付重要经济关系受损，香港居民逃离的局面。逃离中共的压迫，正是七十年来几代人涌入香港的原因。下一波难民潮的规模，可能比以往历次都大。
最好的预防措施，是在一国两制下保障2047年回归五十年时香港市民的生活，但北京早已食言，收回了允许香港人直接选举行政长官和全部立法会议员的承诺。习近平上台后，香港的政治自由明显受到侵蚀，香港人和大陆人之间的分歧正在扩大。
香港《基本法》只简单规定，“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到2047年时，《基本法》保障的自由和司法独立有多少能够存活下来，现在只能猜测。只有妥协才能使“一国两制”模式在2047年后继续有效，但无论北京方面还是香港许多年轻的亲民主活动人士，显然都无法找到这一中间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