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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坠机事件见证人:我所知道的真相

发给我们的这份电报,对死者身份只字未提。我后来才知道,那天这份电报直接送到了姬鹏飞手里,他看了电报后说了句:“机毁人亡,绝妙的下场!”电报又被紧急送到正在人民大会堂的周恩来和毛泽东(注:毛泽东在林彪出逃当天从中南海搬进了保密措施更严的人民大会堂)那里。周恩来后来交待,所有得知电报内容的人要“绝对保密”。

“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1971年,在中共中央第57号文件《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中,用这样几个词勾勒了曾经红极一时的林彪的最后结局。

1971年9月13日凌晨,“温都尔汗”,蒙古境内一个本不为人知的地名,却成了中国一段特殊历史事件的见证。孙一先,原驻蒙古共和国使馆二等秘书、当年中方到达坠机现场勘察的4人成员之一,1973年结束蒙古使馆的8年任期后,又被委派出任中国常驻联合国军事参谋团团长。眼看着国内关于“9·13”事件,近几年不断有各种扑朔迷离的说法,孙一先说:“作为亲历者,我觉得我有责任讲出我所知道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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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约见

1971年9月14日一大早,刚吃过饭还没到上班时间,使馆值班的工作人员突然接到蒙古方面打来的一个紧急电话,说蒙古副外长在8点30分要约见中国驻蒙古大使。

那时,中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刚刚到任25天——“文革”开始后,大使一职一直空缺,直到1971年8月20日,原在刚果使馆任政务参赞的许文益走马上任,弥补了中国驻蒙古大使长达5年的空缺。

刚一上任便遇到这种紧急约见,摸不清底细的许大使马上召集外交官开会。那时候中苏发生了两次边境冲突,中蒙边境也时刻处于紧张状态,前苏联部队已推进到中蒙边境线附近,因此大家的第一反应大多认为边境出了事。但也没有多长的讨论时间,8点20分,许大使和翻译匆匆登车而去。

许大使在蒙古外交部呆了40多分钟后匆匆赶回,又召集我们紧急开会通报:9月13日凌晨两点左右(注:时间后确认为2点25分),一架中国军用飞机在蒙古的纵深坠毁,机上9人,包括一名妇女全部死亡。蒙方对中国飞机深入蒙古领土提出口头抗议,并要求中国方面给予解释。

一听完这个情况,大家立即议论起来。出事的地方在贝尔赫矿区,离肯特省省会温都尔汗不远,而离中蒙边界至少有350公里。一架中国军用飞机怎么会跑到这里呢?有人猜测是美国或台湾地区的侦察机涂了中国大陆军用机的标志,来蒙古侦察,挑拨中蒙关系,进而挑动中苏战争。但我想,哪儿有坐9个人的侦察机呢?说了半天也没理出头绪,最后决定一方面尽快向国内报告,一方面向蒙方提出让我带两个翻译去勘察现场。

当时的条件下,把这样一个消息传回国内,却是费尽周折,放在今天来看,简直有些难以理解甚至不可思议。

中蒙之间并未互设电台,通讯要靠当地的电报电话局,两国关系恶化后,这条线路疏于维修,故障频出,平时一份特急电报也要4个小时才能发到国内。不料这会儿又赶上故障,对方告知,电报要通过莫斯科中转,不能确认何时发到北京。

中蒙苏友好时期,从莫斯科经乌兰巴托到北京开通了一条专用电话线,供三国领导人和使馆工作人员通话使用。1966年我到使馆时这条热线还在用,但1969年“珍宝岛”事件发生后,周恩来总理下令封停了这条热线。紧急关头,许大使当机立断,决定启用已经中断了两年的热线。外交上有一句老话叫“外交工作授权有限”,许大使当时的举动是冒着一定风险的。

翻译小刘很快要通了北京的电话总站,说有急事请接线员立即接外交部;不料对方却先是推说不知道外交部的电话号码,后又说外交部的电话线坏了,“啪”地一声挂断了电话。

我们最后又想出一个办法:让翻译到乌兰巴托的电话局打国际长途电话直接找 中共外交部。那时候服务效率低、通知质量差,小刘用了一个多小时、几乎是直着嗓子吆喝,才要通北京。外交部办公室接电话的同志倒是很痛快,马上请示同意启用。电报通过这条热线传送完毕后,已是9月14日中午12点20分,坠机已发生了整整34个小时。

温都尔汗的中国飞机

午饭后不久,蒙古外交部来电话,说专机已经准备好,13点钟左右起飞去温都尔汗。但给国内的电报发过去还没回电,我们就一再拖,说还没准备好。直到晚上18点多,终于接到了电报:对“误入”表示“遗憾”,并要求许大使亲自带队勘察现场。

发给我们的这份电报,对死者身份只字未提。我后来才知道,那天这份电报直接送到了姬鹏飞手里,他看了电报后说了句:“机毁人亡,绝妙的下场!”电报又被紧急送到正在人民大会堂的周恩来和毛泽东(注:毛泽东在林彪出逃当天从中南海搬进了保密措施更严的人民大会堂)那里。周恩来后来交待,所有得知电报内容的人要“绝对保密”。

在乌兰巴托的我们当然不知道那时的形势已是那般复杂。9月15日下午14点15分,我与许大使以及沈庆沂、王中远两位翻译一起坐蒙方提供的伊尔14专机,去现场察看。上飞机一看,除了中方4人之外,后面坐满了蒙古工作人员。

从乌兰巴托到温都尔汗,整整飞了一小时。温都尔汗机场是一个很小的简易机场,用红黏土反复压实后的土制跑道,也没有塔台,只有几部电台车。坠机现场离温都尔汗机场还有70公里,为了赶在太阳落山之前到达现场,我们立即换乘汽车继续赶路。一段比较平坦的河边公路后,又走了一段颠得很厉害的丘陵路,最后拐进一条草丛小道。似乎很少有车辆通过,车胎轧得枯草吱吱作响。

我的视线右前方是一片向上的缓坡,蒙方司机说:到现场了!汽车就从慢坡往上爬,逐渐看到了坡顶上黑糊糊一大块烧焦的草地,有蒙古士兵在四周站岗。汽车又往上爬了一段,一个高高翘起的飞机尾巴立即映入眼帘。

在蒙古草原秋日的夕阳下,飞机尾巴上那喷涂的五星红旗和“256”机号标志异常醒目,一看到它们,我立即打消了最初是美国或台湾地区伪装中国大陆飞机的怀疑——这是一架中国飞机,这一点毫无疑问。

坠机现场是丘陵中的一块盆地,从盆地中间的一大块草地全部被烧焦,上面散落着一块块飞机残骸。我和翻译小沈边走边拍照,飞机碎片也由少到多。走着走着,看到地下有一张纸,上面印着一个英文单词“NOTE”,上面写明飞机型号为Trident-1E(三叉戟1E型)。我看了一下现场被烧焦的座椅架,数量非常少,因此我立即断定,它是一架专机。

再往前800米,看到了尸体和飞机头。飞机头已烧得面目全非,旁边有一段断翼,机翼上面有一个40厘米的大洞。我在现场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对尸体的察看和拍照取证。那时天已经凉了,又近傍晚,冷风一吹,觉得心情特别凄凉。起初都盖着白布,9个人分成三堆,第一堆是3个人,第二堆是4个人,第三堆是两个人。一般的飞机失事,尸体都比较零碎,但这几个都比较完整,四肢都在。我在1号尸体(注:驾驶员杨振刚)的衣服里面还发现一本《毛主席语录》,那个8号女尸体(注:叶群),面孔特别安详,像是在睡觉,没有什么痛苦的感觉。我当时想,这位女同志应该是民航上的空中服务员,不过,“服务员”的年龄看起来似乎有些偏大,难道因为这是架专机?

死难者的东西都堆在飞机的食品柜附近,乱七八糟,什么都有。我看到了七支手枪和两把微型冲锋枪,40多发子弹——这也是蒙方起初就一直坚持认为是中国军用飞机的主要原因,另外,有的尸体上的皮夹克虽然外边被烧得残破,但打开一看里面是军装。

我和翻译王中远一起翻看这堆杂物时,除了一本《法兰西内战》和一些杂物外,还在一个塑料夹中发现了空军大院的出入证,上面写着:林立果,男,24岁,干部。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林立果何许人也,还推想是机组一名成员。一个月后,直到林彪事件公布后,小王才告诉我,他当时就想,不会是林副统帅的儿子吧?因为小王毕业自北大外语系,他知道林立果原是北大物理系学生,“文革”后辍学离开了北大,但在那时候,林彪的声望正如日中天,谁敢往那上面想?所以小王一直藏着没敢说。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白梅 来源:中共《三联生活周刊》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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