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民”之争
总的来说，在现场勘察中，蒙方的态度一直比较友好。他们可能有这样的心理:这架飞机毕竟是在蒙古境内坠毁的，他们也担心我们说是他们打下来的，所以对勘察一直很配合。
中方要求对尸体进行火葬，但蒙方表示蒙古没有火葬的习俗，我们最后同意土葬。蒙古人的风俗是，墓地要选一个能每天都看到太阳升起的地方。为此，蒙方领事司司长特地走了一公里多，在西边的山坡上找了一块居高临下之处。
一个班的蒙古士兵被调来挖坑。那时晚上已经很冷了，仍穿着夏装的士兵们冻得瑟瑟发抖。我把随身带来的两瓶二锅头送给他们，他们特别高兴，又抖擞精神连夜干活。第二天中午，9具尸体放入棺材下葬。其中9号尸体太大而棺材太小，棺材盖子没盖上，结果把胳膊什么的就弄折了，咯吱咯吱响，我心里很不是滋味。那时一直以为是中国民航飞机误入蒙古而失事，所以最后，许大使和我，以及小沈、小王还站成一排，一起向死难者毕恭毕敬地三鞠躬以示致哀。
其实在我们中方人员到达坠机现场前，苏联方面已经去过两次：第一次是9月14日下午和蒙古方面一起去勘察的现场;次日上午，苏联军事航空专家特地从赤塔坐直升机，再一次去了现场。三叉戟是我们通过巴基斯坦进口的英国飞机，它的发动机是著名的罗尔斯·罗伊斯公司生产的，体积小，动力大，对苏联来说比较陌生，于是他们拆走了发动机，机尾上的一个黑匣子也被拆下带走。
当时，无论是苏联，还是身在现场的我们，都完全没有注意死者的身份——苏联人的注意力在机械上面，而我们的注意力则集中在飞机究竟坠毁的原因上。来现场之前，许大使也让我重点研究这一方面。我在国内时参观过被打下来的那架U2美国侦察机，它是翼根被打穿后掉下来的，看到机翼上的那个大洞，我的第一个念头是:飞机被导弹袭击过吗？
我们和蒙古之间还要就此事写一个正式的“纪要”。但在对飞机和机上人员的性质认定问题，我们在宾馆里一直争执到凌晨两三点还未平息。蒙方要求在“纪要”上写军用飞机，后来又要求改成“军人驾驶的”，或“军人乘坐的”，反正强调带个“军”字;而我们一直坚持认为，这是一架民航飞机，驾驶员可能是空军的，但乘客都是普通乘客，特别在现场发现了一双很漂亮的白皮鞋，一只烧掉了，另一只还保存得很完好。我们以白皮鞋为证，说这是空中小姐的，所以这架飞机的性质肯定是民用航空。
究竟是“军”还是“民”，经过五轮谈判、一直吵到17日中午不欢而散，最终还是没有达成协议。
“9·13”之后，在乌兰巴托市东北的一座山上，苏联驻军的几部远程警戒雷达全部启动起来，而此前半年，这几部雷达并不一起启动，只是单部轮换转动。我还特地到乌兰巴托附近的地空导弹基地观察，发现那里的导弹也都架到了发射架上，而苏军集团军指挥部所在地入夜后一片灯火通明，闯入的中国飞机使本来就不轻松的中蒙、中苏关系更加紧张，对方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真相与震惊
9月17日一早，我们回到乌兰巴托。刚到使馆，许大使就告诉我，外交部已来电，要求使馆立即派人回国详细汇报情况。使馆决定派我执行这一任务。由于中蒙航线早已停飞，9月20日，我搭乘国际列车，一天以后回到北京。
一到北京站，我就被前来迎接的符浩(注:时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带到外交部招待所，符浩让我把带的资料、胶卷都交给秘书，并要求我，不许跟外界，包括跟家属和单位联系;不许向任何人透露有关飞机失事的事。我这样被“软禁”了两个星期。
当晚，我整理了汇报资料。23点多时，突然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一位女同志，自我介绍是王海容，然后以不容商量的口吻很直接地说:“走，小孙，跟我汇报去！”
我这时还不知道要见的是谁，到了人民大会堂福建厅，进去一看，有个身影背对着门。他转过身来我才看清楚是周总理！我很是意外，根本没想到是周总理要亲自听我汇报。
我把随身携带的一张现场位置图打开，向周总理指明坠机的具体位置。总理突然问我:“离伊尔库茨克有多远？”我答直线距离700多公里，他又问我山海关、多伦、贝勒庙(注:内蒙古自治区的两个地名)的位置，我都一一作答。总理立着右手掌，从山海关开始，沿着这两个点到温都尔汗，画了一条线。那一刻，我十分震惊，我才知道这绝对不是东北飞机向关内飞的迷航，而是从山海关飞出来的叛逃。
这时又进来3人，一位是总政主任李德生，一位是空军副司令兼民航总局局长邝任农;最后一位是空军司令吴法宪。吴法宪的个子很矮，坐在椅子上脚还够不着地，很明显，周总理是故意让他进来听我的汇报的。我记得吴法宪当时脸色苍白，表情木然。几天后，总理让吴法宪看那些照片，要他辨认。吴法宪推说有的看不清。总理冷言道:“你们空军那几个人，什么人跟林彪走了你会不知道？！”
总理好像对飞机的情况不是很感兴趣，听着听着还闭上眼睛打了个盹——我后来才知道为了处理“9·13”，他已经连续工作了50多个小时;但他对尸体残骸却显得颇有兴趣。他一边看，一边翻过来在背面写什么东西。特别是5号(注:林彪)和8号，他戴着花镜反复看，然后把照片都别在一起。最后一张是我们“追悼仪式”的那张，总理扫了一眼，马上扔到了一边。当然，我那时什么也不明白。
我也向总理汇报了机翼上那个可疑的大洞，说怀疑是防空导弹打的。总理让我好好研究。10月1日，8341部队政委杨德中和外交部的军代表李耀文陪我一同到了西苑机场，找到了一架256号的姐妹机——一架252号三叉戟。现场看了这架三叉戟的结构，大家明白了:原来那里有一个检查孔，油箱爆炸后向下炸开了这个大洞，这是洞口的铝刺基本朝外翻的原因。如果真是被导弹击中，一定会形成贯穿的大洞，而且铝刺朝内翻。萦绕于心头的许多谜团一下子打开了。
1971年10月3日下午，我被通知到外交部礼堂听报告。当我听到“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皇出逃……”时，脑袋轰地一下，竟然是林彪？！
不尽的话题
“9·13”事件已经过了30多年，但围绕这个事件的很多问题至今仍争论不休。作为亲历者，我觉得有责任把自己知道的事情公之于众，也对一些莫衷一是的看法提出自己的见解。
首先，我再次重申，飞机绝对不是导弹打下来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多次讲话以及多位当事人的回忆已足以证明，中国方面没有发射过导弹。而蒙古方面，我注意到，9月12日是个星期天，那一天雷达根本就没工作;“9·13”之后，苏联国土防空军总司令巴季茨基元帅还特地到蒙古检查防空安全，这也证明他们知道蒙古的防空系统出现了漏洞;蒙军和苏军当时都没发现这架三叉戟。三叉戟不是被导弹击落的，这是一历史性结论。
其次，飞机为什么要迫降？前苏联安全局长说三叉戟上的油足够飞到伊尔库茨克，他的说法是建立在飞机加满20吨油的前提下。而后来调查证明，这架飞机在北京起飞前加了15吨油，飞到山海关后用了2.5吨。这架三叉戟平均每小时耗油4～5吨，坠毁前，它飞了118分钟——也就是说，到了蒙古上空，飞机只剩下两吨多一点的油，所以它必须迫降。
通常，飞机迫降前或者空中放油，或者低空盘旋将油耗尽。但不幸地，这两项驾驶员都不敢操作:三叉戟的发动机在后面，空中放油会着火;盘旋又担心对方国家雷达发现，他们最后只好采取带油迫降。从现场来看，飞机肚皮擦地长达29米，速度太快引起震动，导致油箱在贴近地面位置上爆炸，这也可以解释为何那些尸体都相对完整。因为当时并未做尸检，无法判断他们是被炸死的，还是因起火导致的窒息身亡。
第三，飞机上是否发生了搏斗？我们在现场并没有发现子弹壳，舱内也没有任何被子弹击中的痕迹。我认为，还有一个特别有力的证据能证明，这次迫降是有准备的:一是手枪都从枪套里取了出来，二是在现场发现了一只半高腰的翻毛皮鞋，鞋带是解开状态——这证明鞋子不是被甩掉的，而且是主动脱掉的。既然能做迫降前的准备，说明飞机一直在正常飞行状态，并没有发生搏斗。
最近炒得特别热的一个说法来源于前苏联克格勃的一位官员。他说:他们在雷达监测上发现，林彪的飞机已飞到离苏联境内的赤塔只有50公里了，但突然180度转向，向回飞，似乎说明林彪心生悔意。
温都尔汗离赤塔有700公里，如果真如那位官员所称，飞机经过温都尔汗—赤塔—温都尔汗，即使在油充足的情况下来回1400公里也至少需要两个小时，这样推算，飞机坠毁应发生在凌晨四五点之间。所以，我认为这位前克格勃官员的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
最后一点，256号飞机的飞行轨迹究竟说明了什么？根据中方雷达监测显示，飞行先朝向244度飞行——这是向着广州的方向;几分钟后又转向270度正西——这是往北京的方向;不久又调整到280度—西北，然后几乎是正北飞行——这是赤塔方向，最后又由340度调整到325度——温都尔汗—伊尔库茨克方向，恰好在空中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问号最后的那一点，正好是坠毁的着火点。
当时回北京参加事故分析的34师师长说，如果飞行员在既定的航线起飞，仅需10秒就可以把飞机对准航向。而这架飞机在空中不断调整航向，可以证明飞行员事先是不知道林家的出逃计划的。
1980年，邓小平在接见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厄尔·费尔谈到“9·13”事件时说:“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1981年12月，事隔10年之后，解放军总政治部就飞行员潘景寅和三位机械师做出结论，“随机正常死亡”。
1971年10月以后，中国一位大人物叛逃的传闻开始传诸国外。苏联克格勃于是第三次去了温都尔汗，因为他们无法断定究竟是谁，于是重新挖开坟墓，将唯一一位女性和年龄最大的尸体割下头颅，架上大锅煮，将毛发、皮肉剥离，最后将煮干净的头骨装箱带回莫斯科。回国后，他们将头盖骨复原，又找到林彪当年在苏联治疗时留下的病历。林彪当年得的肺结核，因此肺上有一个钙化点，而克格勃用X光拍的尸体照片上，正好有一个点，他们于是证实了此人便是林彪。
关于“9·13”事件，远远没有结束。比如当年的黑匣子现在俄罗斯;而飞机上的物品还保存在蒙古方面;林彪和叶群的头骨被苏联带走了，而余下部分仍在蒙古，将来怎么办？有一连串的问题，没有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