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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解放”了的北平(北京) 原来是骗来的

从上面可以看出,所谓北平的“和平解放”,本是毛利用第三势力的政治投机、利用文化人保护古都的热肠古道,为自己赢得时间,完成军事部署的一个谋略。奔走其间的文化人既然成了军人/政客手中的棋子,当然是想用就用、想扔就扔。可怜对此,除了两边的屠夫,这些学富五车、遣词造句的先生们,在斡旋前后和中共建政之初,谁都没有看透。

2[1966年北京]

1966年6月,文革开场,红卫兵抄家遍及北京。

曾经是燕京大学教授(哲学系主任)和1949年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共56位)的张东荪,虽然已经不再住燕东园(燕京大学教授宿舍),和朗润园(北京大学教工宿舍),而是被赶到北大东墙外边“大成坊”的一个平民杂院——他那时是毛泽东特许下“不杀、不关”,“养起来”的人——仍然逃不过这一劫。

3[张东荪祖孙在大城坊]

来人是北大生物系63级的学生。他们一定从哪里听说,自己教授(美国康乃尔大学1938年生物学博士张宗炳)的老太爷更有的可抄。张家给翻了个底儿朝天。书、画、杂志、故纸和其他东西撒满一地。来人一一过目:凡属于封、资、修的,统统扔到院子里架起火来烧掉。他们当然希望抄出几件和美国、或者蒋介石有关的东西,可惜在张家,不但和“帝国主义”的往来证据,就是和毛泽东、刘少奇、林彪有关的东西,全由奶奶率先给烧了——除了一封周恩来的来信,那是夹在一本书里给忘了的。

4[劫后余生]

幸运的是,张教授住的那地方太逼仄,一些不常用的东西只好放在旧式的衣箱里,暂存儿子家,包括一些对联、绘画,比如康有为、梁启超为他写的对联……。我们今天要说的一幅围城解纽”横联,正放在这里。

5[破四旧]

本来,“翻箱倒柜”也是红卫兵常态之一,只因为这只箱子那时候正给在念大一的孙子凯慈当书桌,箱面上面全是物理、数学课本,居然躲过了这一劫。

1

什么是“围城解纽”呢?从字面上讲,指的是“解开了攻城与守城双方非打一仗不可的这个死结”。在我们的这个故事里,讲的是1949年的北京(北平)。

6[1949年的北平]

大家都知道,北京有850年的建都史。由于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所以,在1949年政权交接之前,这座有着百年化积淀的五代国都,叫做北平。

粗略地说,在1948、1949两年间,共产党的军队,经过了三次主要的战役(双方动员兵力共525万),已经差不多将政权夺到手了。在东北、在淮海,包括华北的天津,都打得非常残酷。自从北平“围城解纽”实现,国民党的颓败即无可挽回。以后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收复,已如“江河奔涌势不可挡”。

7[邓文如信]

当时,“城守20万人,攻者或三倍之。生灵百万,不自意能全,将与宫室文物同烬矣。”(邓文如)

“围城解纽”有可能实现么?如何实现呢?

1949年3月,“和平解放”胜利达成后,毛泽东进了北平。

8[共产党进北平]

不止一次,在正式与非正式场合,他翘起大拇指,对他的同志们和当时决心留在共产党身边的“民主人士”说,北平和平解放,张先生第一功——那时候,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东荪的身份是北平住家、在北平教书,以及非国、非共的“民盟”领导人。所谓“第一功”,指的是在1949年1月6日–10日,张教授带领守城将领傅作义的代表,到达攻城的前线作战指挥部,以“居中人和调解人”的身份,见证双方和平移交谈判,即所谓“不识青鞋竹杖藜,冲寒冒雪走东西,军中刁斗容长揖,席上琼瑶劝短提。”(邓文如)

三周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

八个月后,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9[1949毛泽东在天安门]

绝大部分教授、文化人,都没有到东单广场去搭乘那架国民政府一直留在那里,准备将他们接往南京、台湾的飞机。他们不走。文化人怎么能离开北平?君不见,对有知识的人士,共产党表现得格外优容、敬重,虚心倾听他们的声音,保证他们将来的生活与研究……。不能说将这些话放出来的共党干部都在有意撒谎,只能说,他们后来已无能力使自己的诺言兑现。对于“大家都高兴地留下来为新中国效力”这一局面,史载周恩来曾高兴地夸赞北平地下党书记刘仁,“刘仁,你真能留人啊!”

谦和、清廉、高效,不仅几乎没有沾手内战,且具有无可争议资历的叶剑英,被挑选担任北平市长。他立即组建有新、旧双方参加的“北平联合办事处”,事事协商处置……。北平人更高兴了,因为他们有比较,他们还没有忘记1946年国民政府的“劫收”。

再看看新政府吧:六位副主席,民主人士占了三名;四名副总理,非中共人士两名;政务院委员十五名——民主人士九名,占60%;政务院机构负责人九十三名——民主人士四十二名,占45%,谁还能说共产党一党独裁?

北京人享受到久违的安定生活。交通、通讯迅速恢复,物价平抑,生产发展。

大家都以为“黎明”之后,定是一个风和日丽艳阳天——那时候,毛泽东的文稿和有关文件还没有公布,没有人知道这是毛泽东有针对性的“进北平的政策”:“特别要防止出现一些‘左’的做法。”

共和国成立四个月之后,1950年2月,到了张教授“书生凭舌战,折冲杯酒,慷慨陈谋”(张伯驹)的一周年。老朋友的“恭贺新禧”有了好题目:为纪念“围城解钮”,纷纷作诗赠东荪。

10[整幅横联]

这就是那幅躲过抄家灾难的“横联”。

11[邓诗原件]

第一幅是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邓文如(1887-1960)的《围城七言四章并序》:

他是现代中国“以文证史”古文大家。

他说:儒者济物仁民其功伟矣。三十年来竞言爱国爱民者,不能与之比量也。

儒者,东荪先生是也。

12[张诗原件]

第二封是张伯驹(1898-1982)的《满庭芳》

他是中国最有眼力和最慷慨的文物收藏家。

他说:东荪先生倡议和平,乃冒险入城奔走斡旋,以为保全。予则追步骥尾,聊效赞襄议定。

13[林诗原件]

还有林宰平的五言长歌,

他是(1879-1960)一生历经晚清、民国、新中国德高望重的大学者。

他说:“壮哉吾东荪,成就乃尔奇,鲁连天下士,排患无扶持。”

此外,西洋史专家傅岳棻(1878—1951);齿序更长的国文系教授、中山公园董事长夏仁虎(1874-1963)都有诗、词相赠。

14[东荪自识]

横联的最后,是东荪自己的补叙:

戊子冬北平围城。余与刘后同、侯少伯、彭岳渔、张丛碧,倡议罢兵以保全人民古物。以余为双方信任,使出城接洽。当时虑或不成,憟憟为惧,乃幸而一言得解。事后友人义之有此题咏。余亦自谓生平著书十余册,实不抵此一行也。因装成幅留示子孙。东荪自识

他们高兴啊!因为这座正飘着红旗的北京,几可说达成了他们一生的理想:民族独立、政治清明、经济蓬勃、百姓安乐。而且,在这样关键的历史时刻,“自己”是尽了一分力的:对东荪而言当然就是他本人;对赠诗的诸位,就是咱们虽然“手无缚鸡之力”,但排难具凭三寸舌极危真得万人心(巢云)的文化人啊!

15[巢云张伯驹]

没有人邀功请赏,没有人心怀嫉妒。他们的高兴与骄傲,不具任何功利味道,只为他们心爱的古都,为古都蕴藏并养育着的中华文明——而他们,为这文明陶冶浸润,将作为骄傲的传承者,“重执教鞭,埋首窗几”,因为“尚有东园桃李,春风待”呢!(张伯驹)

可惜,历史将证明,这些古道热肠文化人的“书生之见”,与后来当权者的霸主之气,多么格格不入。

2

事情是这样的么——当毛、蒋(傅)这样的武夫,在争夺巨大的利益乃至“生与死”的时候,文人们担心“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以保全人民古物倡议罢兵会有什么效能么?

张东荪在“补叙”里列出的共同努力的四位(刘后同、侯少伯、彭岳渔、张丛碧)。他们是谁?如果说他们有了这么大的功劳,为什么几乎不为后人所知?

或者,干脆问得更直接一点:北平的和平解放,到底是怎么实现的——是不是如历史教科书所说“毛泽东胸怀宽大、傅作义深明大义”,从而任“书生凭舌战,折冲杯酒,慷慨陈谋”(张伯驹)?

我们先看看“和平解决”的实际经过。

16[军事地图]

(一)局势

“解放战争”到了第三年(1948年秋天),掌握中国命运的两大武装政治集团,已经到了决战阶段。

经过辽沈、淮海两战役,从国民党的军力看:已经损失150万,尚余150万——包括华北的60万。那时候共军的力量,已经从10年前的不到2万人,发展到超过了100万。

17[傅作义李济深]

中国的军事和政治局势,将发生巨大变化——这前景几乎所有的人都看到了。对此最为敏感,并且最早介入的,是国民党二级陆军上将、抗战前蒋介石最主要的副手、抗战后的蒋总裁最具实力的党内对头——最终成为“民革”负责人,并且当上了“新中国”第一届政府副主席的李济深。

“横联”中的彭岳渔(彭泽湘),就是作为他的代表、带着他的亲笔信,于1948年

11月从香港来到北平,通过“横联”中的侯少伯(他曾经救过傅作义的命,是什么话都可以直言的朋友),转达了李济深对这名古都守将的建议:

18[第三方面意见]

脱离南京,独树一帜,走第三条道路。

华北独立,成立联合政府。

军队由联合政府指挥。

彭泽湘又约民盟北京负责人张东荪共同参与策动。

李济深的份量,傅作义当然知道;他的这个设计,可以说正中下怀。但对国与共(或曰蒋与毛),这不是在剜他们的肉么?不过这前景太诱人了,何不试试——傅于是同意由彭将他的“有意言和”这一信息,向中共转述。

怎么转述?彭找到毛泽东的老师符定一,通过他联系了地下党。他给毛泽东连写两封信,由秘密渠道发过去——没有得到回音。为“联合政府”所鼓舞的傅有点着急,遂让自己的女儿通过她的共产党关系直接给毛泽东发电,依旧无人理睬。符老先生决定自己带彭泽湘前往。虽说是救过自己命的老师,毛泽东也没请他到西柏坡,只让他们在前线指挥部石家庄等着(11月18日)。

注意,此时的局面是:

第三势力在运作,向共产党传达“傅作义有意言和”;

如果北平和平解决,则成立傅作义、共产党和第三方面的“联合政府”。

对彭泽湘此行,中国的正史、野史都没有给予充分重视。其实,只要仔细分析毛此后的动作,应该能够看到,这其实是当事人(包括林、聂、傅、李济深等)都还蒙在鼓里的“北平和平解决”最重大的步骤。

傅作义这回得到了回音,只是不是从毛泽东,而是从华北野战军的前线指挥部——我们今天已经看得很清楚,这是假装冷淡,压低规格。这封实际由毛泽东起草,发于第二天的回电,虽然只是不咸不淡地说了一句“希派可靠代表前来接洽”(11月19日),但作为运筹帷幄的主将,毛当时却是真的“灵光一闪”,而且立即行动起来——他将不过一天前的决定“东北野战军按原计划休整到12月半”,改为“决定东北野战军提前入关”(11月18日)。而且“行动须十分荫蔽”。同时不忘指挥胡乔木为通讯社编(林彪如何在沈阳休息庆功等的)假消息——“利用此机会稳定傅作义不走”,即后来职业军人们常提到的“抑留”。

果然,从11月23日东北野战军10个纵队开始入关、华北的两个兵团进抵平津地区,到了月底,看见等着谈判的傅军“尚是固守,没有撤退计划”,偷偷进关的共军也乐得从容布局,间作小小休整。两周之后,“包围北平、切断平津”之军事部署完成。

这样的调动,傅作义不可能全无察觉。虽然对全盘计划的来龙去脉尚不完全摸底,但也不能再端着架子等。12月中旬,他正式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姿态低了些,但条件依旧是“嫡系部队保留,成立联合政府”。

这边只接受了“谈判”这一说法(上次算是“传信儿”),即史称“第一次正式谈判”,但开出傅作义难于接受的高价码:“全部缴械、接受改编”——目的只为争取更多的时间:“对平、津、张三敌的正式攻击,须待部队休整一时期方能开始”。

19[张伯驹词]

我们看到,直到此时,并没有任何一方提到古都和都城中的百姓,也即张伯驹的词中所写的他们最为担忧的景象:

万姓生灵,五朝都会,千年文物风流。重楼连榭,歌舞不知愁。

一旦风云变色,覆巢下、完卵难留。堪怜见,铜驼荆棘,洒泪对神州。

在这持续十天的僵持中,双方都准备大打一仗。林、聂是调整部署,小作休整;国民政府则尽力把华北的60万军队撤到南方作最后一搏。

到共产党在外围打了几个胜仗(王牌军被歼;新保安、张家口拿下)之后,毛泽东认为自己已经具备了让对手就范的资本。而蒋介石那边,自12月中以来,也连连派出心腹:身边的军令部长徐永昌,军统局长郑介民;最后是携带了总裁亲笔信的蒋纬国——连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也出面了,力劝傅作义火速南撤。而傅辖下的中央系部队,有的一直在压他,有的已准备自己起事。毛不再拖延。在由他指定时间、指定代表、指定见证人的情况下(即12月31日的“军委六条来电”),共产党大获全胜的《和平协议》终于草签:

20[基本协议]

军队解放军化;

地方解放区化;

给傅留一个军,不看作战犯。私人财产保留,政治地位保证;

宽待原来部下;

出版与信仰自由;

“横联”的主人公就是经毛泽东指定,作为见证人完成这个和平协议的张东荪。其中最后一条,是当时毛泽东和林彪对张东荪(以及他所代表的北平文化人)惠而不费的讨好,同时显示自己的文明。只是文人们高兴之余,完全无力对此作任何监督——直到今天,在和平移交已经过了半个世纪、当年签字的双方都早已作古之后,出版与信仰自由这一条款的实现,在中国仍遥遥无期。

21[北平和平解放]

从上面可以看出,所谓北平的“和平解放”,本是毛利用第三势力的政治投机、利用文化人保护古都的热肠古道,为自己赢得时间,完成军事部署的一个谋略。奔走其间的文化人既然成了军人/政客手中的棋子,当然是想用就用、想扔就扔。可怜对此,除了两边的屠夫,这些学富五车、遣词造句的先生们,在斡旋前后和中共建政之初,谁都没有看透。

22[组织学生前往欢迎]

3

“横联”所涉及的人物,庚寅(1950年)之后,已鲜见建树与活气。这个曾经令他们振奋、让他们感到温暖、还觉得自己也出过一份力的政权,是如何将他们边缘化,又为什么非如此不可呢?

彭泽湘

最早传达傅作义“有心言和”、启发毛泽东立即调东北大军入关的彭泽湘,后来在蒋介石、美国催促傅作义南撤的时候,又一次起到关键作用,力劝傅绝对不能走。按照常理,彭在已经获得巨大成功的“和平解放”部署中,本是立功人员,但毛居然一次次在内部文件里斥他为“我党叛徒”,告诫自己的下属“再不要理他”。到1949年新政权建立后,这名在共产党成立之前已经参加“共产主义同盟”、1924年即从俄国派回担任省委书记、在“反正”军阀上为他的党屡屡立功、1936年即代表第三党赴延安的“老革命”,居然只发配到人民出版社做一名翻译。

究其原因,“联合政府”的方案固然令共产党难于忍受,更重要的,是他背后的李济深:这名老谋深算的野心家,当时与国民政府的新代总统(李宗仁)有密切关系,正受到美国青睐,太有可能成为第三势力领袖。不错,对共产党而言,国民党是最主要的打击目标,但绝不能让第三势力借机坐大。绝不能让李济深在北平和平解放上捞一票——他只能是个曾经辉煌的反蒋英雄,由共产党无害地摆放在共和国副主席的位置上。

23[邓文如书法]

邓文如

史学家邓文如是禁烟大员邓廷桢的曾孙,为人儒雅博学。三十岁即应北京大学之聘任教授,同时受教育部任命为国史纂辑员。邓先生此后一直没有离开过北京,专任北大史学系教授之外,先后兼任师范大学、女子文理学院、辅仁大学和燕京大学教职。

他最大的特色是广征博览:五方四部,三教九流,从正史到杂记小说,无所不读。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独到的“史识”,配以“五四”之后几乎被扫荡殆尽的纯正儒雅古文,他的著作《中华二千年史》《骨董琐记》《清诗纪事初编》和《桑园读书记》,直到今天,还让我们这样半通不通的后学玩味不已。

壮年以后撰成的《清诗纪事初编》八卷,全靠他一生节衣缩食,搜罗700余种顺、康时候的诗文集,以诗证史,获得丰富的“史外之事”,写出600篇清初人物小传。在他不知疲倦的搜罗中,许多非常珍贵的作品过他的手,如《鹪鹩庵笔麈》(曹雪芹好友敦诚的手迹,红学的珍贵材料);《浮生六记》(作者沈复的画作,为世间所仅见);邓先生研究之后,都慷慨举以赠人,可见为人的宽厚与博大。

65岁的时候(院校改革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1952年),邓之诚本是燕大历史系当家台柱和极受学生爱戴的师长,只因马列主义历史学家翦伯赞到任为系主任,邓先生遂“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深切关怀和照顾”,特准他冠名“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而全薪退休。

1960年,中国大饥荒年份,邓文如在冷彻骨髓的一月离世。去世前,他曾经让人请东荪先生到家里,好像有什么话要说。没等见面,人已仙去。一代长者、史学泰斗,竟然“病逝后多无人往唁”,仅老友东荪赋七绝哭之——只是“人间热泪已无多”。

他的书桌上,曾有一方精美的砚:“山之精,石之髓。朝夕相从,惟吾与汝”,乾隆年间精品,有一代代收藏家的隽语留在上边。当年,作为夫人的陪嫁,郑重带到邓家,几乎伴他一生——我们正说着的横联·围城诗,可能就出自这方“润莹若璧”的古砚——如今,已经流落到古玩市场。

24[张伯驹夫妇捐赠奖状]

张伯驹

民国四公子之一。中国最著名的文物鉴赏家和收藏家。父亲张滇芳是袁世凯姻亲,中国盐业银行董事长。他九岁就能诗,人称神童。这个“琴棋书画无所不能”的青年,无法忍受父亲为他安排的军界、商界前程,只在诺大家产的基础上,倾尽全力,流连于他挚爱的文化遗产当中。他成为此中高手,以自家的大洋、金条、首饰、房产,乃至性命(他曾遭绑架)换来的珍宝,“几可敌国”。

隋代画家展子虔的名作《游春图卷》,一直藏在宫中,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山水画,上有宋徽宗的题签和清乾隆的题诗。张伯驹发现随着溥仪小朝廷的沦亡,这幅画已经落入古董贩子手里。为保住不外流,他把自己弓弦胡同占地13亩的“似园”(原属李莲英)变卖而买下。

在他的藏品中,还有晋·陆机的《平复帖》(中国传世书法作品中年代最早的一件);唐·杜牧《张好好诗卷》,宋·黄庭坚《诸上座帖》、赵佶《雪江归棹图卷》,元钱选《山居图卷》等等,都在艺术史居独特地位。中共建政后,夫妻二人将自己收藏中最珍贵的八件真迹墨宝无偿捐献给国家。政府欲奖励20万元,他分文未取。

25[文化人心爱的世界]

1957年,连张伯驹这样的人都给打成了右派。细查他所有言论,似乎只有一句让共产党稍微有点不舒服。作为终生的文物鉴赏家和收藏家,他观察到:“现在想找宋元字画,已经很困难了。如今,有了什么好的东西,不是交公家,就是拿给康生、邓拓。你莫说买,连见都见不到。”(《君子之交——张伯驹夫妇与我父母交往之叠影》章诒和)

张伯驹的收藏,除了捐献给国家的,因为太珍贵,大多都由国家编了号,暂存张家收藏。1966年红卫兵前来抄这个“右派”的家,将卷轴丢到院子里放火烧,还让张伯驹跪在火边“烤”。这位以万贯家财为国家保护文物的贵胄子弟,当时能做的,只剩下一遍遍求那些“革命小将”:“你们别烧了,要烧就烧我吧,这可都是咱们国家的宝贝啊,烧了就再也没有了。”(

他们夫妇,还有独生女儿,都不允许在留北京——整整20年。只因碰巧与陈毅的私谊,张伯驹得以调往吉林省博物馆,挂个副馆长的名,算是有碗饭吃。在陈毅葬礼上,毛泽东见到一幅文采并茂的鸟羽体书法(我们在“横联”中已见到)挽联,陈毅的未亡人才有机会把他的处境告诉毛,并且为这位与北京、与文化无法分离的诗人求情。毛点了点头,张伯驹得以回到自己在后海的那所小院,届时77岁。他的夫人,著名的青绿山水画家潘素,从年轻时候就以自己的嫁妆、首饰协助夫君收集文物的,晚年因为买不起石青、石绿等颜色,已不大画山水了。

26[他的心愿]

张伯驹1982年在北京逝世——在人口增加到800万的北京,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了——他诚朴的信念与单纯的心愿,又有多少人能领略呢:

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

埋首窗几,更理旧业。书生之事,不过如此。干戈永宁,车书混一,得为太平之民,何幸如之。

27[张东荪]

张东荪

“以余为双方信任,使出城接洽”,“幸而一言得解”之后,张教授即作为毛泽东的客人被请到西柏坡(共产党进北京之前的司令部)。毛泽东进北京之后,他也一直作为上宾,参加大、小宴会和最要命的“分配位置”的磋商,也参加了共和国成立之前一系列会议,包括庄严的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员的选举(新中国首届政府合法性的依据)。

28[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新政权把他放到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全国政协委员(这一职位,他当时就让给了另一位教授)的高位上。毛甚至亲自对他说:中南海里盖了房子,要不要搬进来?他没有接受,明确表示:依旧住在学校,只在学校教书。毛似乎未被冒犯,只笑笑说,你们要自力更生呀?

29[与新政权合作]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到了1952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主持斗争的工作组接到明确的通知,挑选三个人重点斗争:校长陆志韦、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还有他,哲学系主任张东荪。在所有的人表示了“痛改前非”而最后获得党的谅解之后,只有他怎么也不让通过。最后,到该运动已经结束近半年的1952年12月,才由他所在的民盟——他是给盟领导人之一——(而非法院经过取证与审判)奉命给他定了个“叛国罪”。无论依据大清律还是国民政府通过的宪法,“叛国罪”是可以处以极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到1954年方制定)。当那些包围在中共周围的“民主人士”们向共产党谄媚,建议对他“严办”的时候,毛泽东反倒亲自决定让他“辞职”,并且把他“养起来”。他再不能教书、再不能演讲、再不见文章发表,成了新政权仁慈地“养”着的无思想、无声音的“行尸走肉”。

到了改革开放的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在几乎所有1940年代以来的冤案、错案都得到了平反的情况下,他的这个由民盟(一个党派)做出的结论,竟然由邓小平亲自批复、公安部门正式出面维持“不予平反”。

这是怎么回事,究竟为什么?感谢澳洲国立大学授我以研究基金,我一年来在这里的研究,将对这一历时半个世纪的疑难作出回答。

30[大学]

一位哲人曾说:“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非有大楼之谓也”;同样,看一座城市,不能光看街道建筑,要看活跃其中的人物——特别是文化人。

31[新老北京]

他们都走了,“围城横联”的作者与受者。他们为古都“解纽”尽力、为新政权鼓掌,并且兴奋地挥笔作书,以为北京和她环抱着的文明——她的宫墙、她的胡同、她柳枝间穿梭的乳燕、她庄重且古道热肠的市民——从此有了保全并发扬的希望……

32[新老中华]

不过几年甚至几个月之后,不要说文化,就是作为“文明的守望者”的教授们,邓文如、张东荪、张伯驹……,他们的理想、愿望、知识……连同这些的载体,他们脆弱的性命,在权力化的城市里,在运动、口号和阴谋当中,了无声息地地一一消亡。

33[没了他们的今日文化]

没有了他们,在“北京300年”(这是ANU将在三年内完成的一个研究)最后一个“甲子”(1950-2010),故都一步步变成了共产党的红都北京。

34[无缘再见]

这就是被“和平解放”了的北平。

35[围城横联]

这就是“围城横联”告诉我们的故事。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白梅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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