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966年北京]
1966年6月，文革开场，红卫兵抄家遍及北京。
曾经是燕京大学教授（哲学系主任）和1949年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共56位）的张东荪，虽然已经不再住燕东园（燕京大学教授宿舍），和朗润园（北京大学教工宿舍），而是被赶到北大东墙外边“大成坊”的一个平民杂院——他那时是毛泽东特许下“不杀、不关”，“养起来”的人——仍然逃不过这一劫。
3[张东荪祖孙在大城坊]
来人是北大生物系63级的学生。他们一定从哪里听说，自己教授（美国康乃尔大学1938年生物学博士张宗炳）的老太爷更有的可抄。张家给翻了个底儿朝天。书、画、杂志、故纸和其他东西撒满一地。来人一一过目：凡属于封、资、修的，统统扔到院子里架起火来烧掉。他们当然希望抄出几件和美国、或者蒋介石有关的东西，可惜在张家，不但和“帝国主义”的往来证据，就是和毛泽东、刘少奇、林彪有关的东西，全由奶奶率先给烧了——除了一封周恩来的来信，那是夹在一本书里给忘了的。
4[劫后余生]
幸运的是，张教授住的那地方太逼仄，一些不常用的东西只好放在旧式的衣箱里，暂存儿子家，包括一些对联、绘画，比如康有为、梁启超为他写的对联……。我们今天要说的一幅“围城解纽”横联，正放在这里。
5[破四旧]
本来，“翻箱倒柜”也是红卫兵常态之一，只因为这只箱子那时候正给在念大一的孙子凯慈当书桌，箱面上面全是物理、数学课本，居然躲过了这一劫。
（1）
什么是“围城解纽”呢？从字面上讲，指的是“解开了攻城与守城双方非打一仗不可的这个死结”。在我们的这个故事里，讲的是1949年的北京（北平）。
6[1949年的北平]
大家都知道，北京有850年的建都史。由于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所以，在1949年政权交接之前，这座有着百年化积淀的五代国都，叫做北平。
粗略地说，在1948、1949两年间，共产党的军队，经过了三次主要的战役（双方动员兵力共525万），已经差不多将政权夺到手了。在东北、在淮海，包括华北的天津，都打得非常残酷。自从北平“围城解纽”实现，国民党的颓败即无可挽回。以后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收复，已如“江河奔涌势不可挡”。
7[邓文如信]
当时，“城守20万人，攻者或三倍之。生灵百万，不自意能全，将与宫室文物同烬矣。”（邓文如）
“围城解纽”有可能实现么？如何实现呢？
1949年3月，“和平解放”胜利达成后，毛泽东进了北平。
8[共产党进北平]
不止一次，在正式与非正式场合，他翘起大拇指，对他的同志们和当时决心留在共产党身边的“民主人士”说，北平和平解放，张先生第一功——那时候，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东荪的身份是北平住家、在北平教书，以及非国、非共的“民盟”领导人。所谓“第一功”，指的是在1949年1月6日–10日，张教授带领守城将领傅作义的代表，到达攻城的前线作战指挥部，以“居中人和调解人”的身份，见证双方和平移交谈判，即所谓“不识青鞋竹杖藜，冲寒冒雪走东西，军中刁斗容长揖，席上琼瑶劝短提。”（邓文如）
三周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
八个月后，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9[1949毛泽东在天安门]
绝大部分教授、文化人，都没有到东单广场去搭乘那架国民政府一直留在那里，准备将他们接往南京、台湾的飞机。他们不走。文化人怎么能离开北平？君不见，对有知识的人士，共产党表现得格外优容、敬重，虚心倾听他们的声音，保证他们将来的生活与研究……。不能说将这些话放出来的共党干部都在有意撒谎，只能说，他们后来已无能力使自己的诺言兑现。对于“大家都高兴地留下来为新中国效力”这一局面，史载周恩来曾高兴地夸赞北平地下党书记刘仁，“刘仁，你真能留人啊！”
谦和、清廉、高效，不仅几乎没有沾手内战，且具有无可争议资历的叶剑英，被挑选担任北平市长。他立即组建有新、旧双方参加的“北平联合办事处”，事事协商处置……。北平人更高兴了，因为他们有比较，他们还没有忘记1946年国民政府的“劫收”。
再看看新政府吧：六位副主席，民主人士占了三名；四名副总理，非中共人士两名；政务院委员十五名——民主人士九名，占60%；政务院机构负责人九十三名——民主人士四十二名，占45%，谁还能说共产党一党独裁？
北京人享受到久违的安定生活。交通、通讯迅速恢复，物价平抑，生产发展。
大家都以为“黎明”之后，定是一个风和日丽艳阳天——那时候，毛泽东的文稿和有关文件还没有公布，没有人知道这是毛泽东有针对性的“进北平的政策”：“特别要防止出现一些‘左’的做法。”
共和国成立四个月之后，1950年2月，到了张教授“书生凭舌战，折冲杯酒，慷慨陈谋”（张伯驹）的一周年。老朋友的“恭贺新禧”有了好题目：为纪念“围城解钮”，纷纷作诗赠东荪。
10[整幅横联]
这就是那幅躲过抄家灾难的“横联”。
11[邓诗原件]
第一幅是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邓文如（1887-1960）的《围城七言四章并序》：
他是现代中国“以文证史”古文大家。
他说：儒者济物仁民其功伟矣。三十年来竞言爱国爱民者，不能与之比量也。
儒者，东荪先生是也。
12[张诗原件]
第二封是张伯驹（1898-1982）的《满庭芳》
他是中国最有眼力和最慷慨的文物收藏家。
他说：东荪先生倡议和平，乃冒险入城奔走斡旋，以为保全。予则追步骥尾，聊效赞襄议定。
13[林诗原件]
还有林宰平的五言长歌，
他是（1879－1960）一生历经晚清、民国、新中国德高望重的大学者。
他说：“壮哉吾东荪，成就乃尔奇，鲁连天下士，排患无扶持。”
此外，西洋史专家傅岳棻(1878—1951)；齿序更长的国文系教授、中山公园董事长夏仁虎（1874－1963）都有诗、词相赠。
14[东荪自识]
横联的最后，是东荪自己的补叙：
戊子冬北平围城。余与刘后同、侯少伯、彭岳渔、张丛碧，倡议罢兵以保全人民古物。以余为双方信任，使出城接洽。当时虑或不成，憟憟为惧，乃幸而一言得解。事后友人义之有此题咏。余亦自谓生平著书十余册，实不抵此一行也。因装成幅留示子孙。东荪自识
他们高兴啊！因为这座正飘着红旗的北京，几可说达成了他们一生的理想：民族独立、政治清明、经济蓬勃、百姓安乐。而且，在这样关键的历史时刻，“自己”是尽了一分力的：对东荪而言当然就是他本人；对赠诗的诸位，就是咱们虽然“手无缚鸡之力”，但排难具凭三寸舌极危真得万人心(巢云)的文化人啊！
15[巢云张伯驹]
没有人邀功请赏，没有人心怀嫉妒。他们的高兴与骄傲，不具任何功利味道，只为他们心爱的古都，为古都蕴藏并养育着的中华文明——而他们，为这文明陶冶浸润，将作为骄傲的传承者，“重执教鞭，埋首窗几”，因为“尚有东园桃李，春风待”呢！（张伯驹）
可惜，历史将证明，这些古道热肠文化人的“书生之见”，与后来当权者的霸主之气，多么格格不入。
（2）
事情是这样的么——当毛、蒋（傅）这样的武夫，在争夺巨大的利益乃至“生与死”的时候，文人们担心“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以保全人民古物”而“倡议罢兵”，会有什么效能么？
张东荪在“补叙”里列出的共同努力的四位（刘后同、侯少伯、彭岳渔、张丛碧）。他们是谁？如果说他们有了这么大的功劳，为什么几乎不为后人所知？
或者，干脆问得更直接一点：北平的和平解放，到底是怎么实现的——是不是如历史教科书所说“毛泽东胸怀宽大、傅作义深明大义”，从而任“书生凭舌战，折冲杯酒，慷慨陈谋”（张伯驹）？
我们先看看“和平解决”的实际经过。
16[军事地图]
（一）局势
“解放战争”到了第三年（1948年秋天），掌握中国命运的两大武装政治集团，已经到了决战阶段。
经过辽沈、淮海两战役，从国民党的军力看：已经损失150万，尚余150万——包括华北的60万。那时候共军的力量，已经从10年前的不到2万人，发展到超过了100万。
17[傅作义李济深]
中国的军事和政治局势，将发生巨大变化——这前景几乎所有的人都看到了。对此最为敏感，并且最早介入的，是国民党二级陆军上将、抗战前蒋介石最主要的副手、抗战后的蒋总裁最具实力的党内对头——最终成为“民革”负责人，并且当上了“新中国”第一届政府副主席的李济深。
“横联”中的彭岳渔（彭泽湘），就是作为他的代表、带着他的亲笔信，于1948年
11月从香港来到北平，通过“横联”中的侯少伯（他曾经救过傅作义的命，是什么话都可以直言的朋友），转达了李济深对这名古都守将的建议：
18[第三方面意见]
脱离南京，独树一帜，走第三条道路。
华北独立，成立联合政府。
军队由联合政府指挥。
彭泽湘又约民盟北京负责人张东荪共同参与策动。
李济深的份量，傅作义当然知道；他的这个设计，可以说正中下怀。但对国与共（或曰蒋与毛），这不是在剜他们的肉么？不过这前景太诱人了，何不试试——傅于是同意由彭将他的“有意言和”这一信息，向中共转述。
怎么转述？彭找到毛泽东的老师符定一，通过他联系了地下党。他给毛泽东连写两封信，由秘密渠道发过去——没有得到回音。为“联合政府”所鼓舞的傅有点着急，遂让自己的女儿通过她的共产党关系直接给毛泽东发电，依旧无人理睬。符老先生决定自己带彭泽湘前往。虽说是救过自己命的老师，毛泽东也没请他到西柏坡，只让他们在前线指挥部石家庄等着（11月18日）。
注意，此时的局面是：
第三势力在运作，向共产党传达“傅作义有意言和”；
如果北平和平解决，则成立傅作义、共产党和第三方面的“联合政府”。
对彭泽湘此行，中国的正史、野史都没有给予充分重视。其实，只要仔细分析毛此后的动作，应该能够看到，这其实是当事人（包括林、聂、傅、李济深等）都还蒙在鼓里的“北平和平解决”最重大的步骤。
傅作义这回得到了回音，只是不是从毛泽东，而是从华北野战军的前线指挥部——我们今天已经看得很清楚，这是假装冷淡，压低规格。这封实际由毛泽东起草，发于第二天的回电，虽然只是不咸不淡地说了一句“希派可靠代表前来接洽”（11月19日），但作为运筹帷幄的主将，毛当时却是真的“灵光一闪”，而且立即行动起来——他将不过一天前的决定“东北野战军按原计划休整到12月半”，改为“决定东北野战军提前入关”（11月18日）。而且“行动须十分荫蔽”。同时不忘指挥胡乔木为通讯社编（林彪如何在沈阳休息庆功等的）假消息——“利用此机会稳定傅作义不走”，即后来职业军人们常提到的“抑留”。
果然，从11月23日东北野战军10个纵队开始入关、华北的两个兵团进抵平津地区，到了月底，看见等着谈判的傅军“尚是固守，没有撤退计划”，偷偷进关的共军也乐得从容布局，间作小小休整。两周之后，“包围北平、切断平津”之军事部署完成。
这样的调动，傅作义不可能全无察觉。虽然对全盘计划的来龙去脉尚不完全摸底，但也不能再端着架子等。12月中旬，他正式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姿态低了些，但条件依旧是“嫡系部队保留，成立联合政府”。
这边只接受了“谈判”这一说法（上次算是“传信儿”），即史称“第一次正式谈判”，但开出傅作义难于接受的高价码：“全部缴械、接受改编”——目的只为争取更多的时间：“对平、津、张三敌的正式攻击，须待部队休整一时期方能开始”。
19[张伯驹词]
我们看到，直到此时，并没有任何一方提到古都和都城中的百姓，也即张伯驹的词中所写的他们最为担忧的景象：
万姓生灵，五朝都会，千年文物风流。重楼连榭，歌舞不知愁。
一旦风云变色，覆巢下、完卵难留。堪怜见，铜驼荆棘，洒泪对神州。
在这持续十天的僵持中，双方都准备大打一仗。林、聂是调整部署，小作休整；国民政府则尽力把华北的60万军队撤到南方作最后一搏。
到共产党在外围打了几个胜仗（王牌军被歼；新保安、张家口拿下）之后，毛泽东认为自己已经具备了让对手就范的资本。而蒋介石那边，自12月中以来，也连连派出心腹：身边的军令部长徐永昌，军统局长郑介民；最后是携带了总裁亲笔信的蒋纬国——连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也出面了，力劝傅作义火速南撤。而傅辖下的中央系部队，有的一直在压他，有的已准备自己起事。毛不再拖延。在由他指定时间、指定代表、指定见证人的情况下（即12月31日的“军委六条来电”），共产党大获全胜的《和平协议》终于草签：
20[基本协议]
军队解放军化；
地方解放区化；
给傅留一个军，不看作战犯。私人财产保留，政治地位保证；
宽待原来部下；
出版与信仰自由；
“横联”的主人公就是经毛泽东指定，作为见证人完成这个和平协议的张东荪。其中最后一条，是当时毛泽东和林彪对张东荪（以及他所代表的北平文化人）惠而不费的讨好，同时显示自己的文明。只是文人们高兴之余，完全无力对此作任何监督——直到今天，在和平移交已经过了半个世纪、当年签字的双方都早已作古之后，出版与信仰自由这一条款的实现，在中国仍遥遥无期。
21[北平和平解放]
从上面可以看出，所谓北平的“和平解放”，本是毛利用第三势力的政治投机、利用文化人保护古都的热肠古道，为自己赢得时间，完成军事部署的一个谋略。奔走其间的文化人既然成了军人/政客手中的棋子，当然是想用就用、想扔就扔。可怜对此，除了两边的屠夫，这些学富五车、遣词造句的先生们，在斡旋前后和中共建政之初，谁都没有看透。
22[组织学生前往欢迎]
（3）
“横联”所涉及的人物，庚寅（1950年）之后，已鲜见建树与活气。这个曾经令他们振奋、让他们感到温暖、还觉得自己也出过一份力的政权，是如何将他们边缘化，又为什么非如此不可呢？
彭泽湘
最早传达傅作义“有心言和”、启发毛泽东立即调东北大军入关的彭泽湘，后来在蒋介石、美国催促傅作义南撤的时候，又一次起到关键作用，力劝傅绝对不能走。按照常理，彭在已经获得巨大成功的“和平解放”部署中，本是立功人员，但毛居然一次次在内部文件里斥他为“我党叛徒”，告诫自己的下属“再不要理他”。到1949年新政权建立后，这名在共产党成立之前已经参加“共产主义同盟”、1924年即从俄国派回担任省委书记、在“反正”军阀上为他的党屡屡立功、1936年即代表第三党赴延安的“老革命”，居然只发配到人民出版社做一名翻译。
究其原因，“联合政府”的方案固然令共产党难于忍受，更重要的，是他背后的李济深：这名老谋深算的野心家，当时与国民政府的新代总统（李宗仁）有密切关系，正受到美国青睐，太有可能成为第三势力领袖。不错，对共产党而言，国民党是最主要的打击目标，但绝不能让第三势力借机坐大。绝不能让李济深在北平和平解放上捞一票——他只能是个曾经辉煌的反蒋英雄，由共产党无害地摆放在共和国副主席的位置上。
23[邓文如书法]
邓文如
史学家邓文如是禁烟大员邓廷桢的曾孙，为人儒雅博学。三十岁即应北京大学之聘任教授，同时受教育部任命为国史纂辑员。邓先生此后一直没有离开过北京，专任北大史学系教授之外，先后兼任师范大学、女子文理学院、辅仁大学和燕京大学教职。
他最大的特色是广征博览：五方四部，三教九流，从正史到杂记小说，无所不读。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独到的“史识”，配以“五四”之后几乎被扫荡殆尽的纯正儒雅古文，他的著作《中华二千年史》《骨董琐记》《清诗纪事初编》和《桑园读书记》，直到今天，还让我们这样半通不通的后学玩味不已。
壮年以后撰成的《清诗纪事初编》八卷，全靠他一生节衣缩食，搜罗700余种顺、康时候的诗文集，以诗证史，获得丰富的“史外之事”，写出600篇清初人物小传。在他不知疲倦的搜罗中，许多非常珍贵的作品过他的手，如《鹪鹩庵笔麈》（曹雪芹好友敦诚的手迹，红学的珍贵材料）；《浮生六记》（作者沈复的画作，为世间所仅见）；邓先生研究之后，都慷慨举以赠人，可见为人的宽厚与博大。
65岁的时候（院校改革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1952年），邓之诚本是燕大历史系当家台柱和极受学生爱戴的师长，只因马列主义历史学家翦伯赞到任为系主任，邓先生遂“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深切关怀和照顾”，特准他冠名“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而全薪退休。
1960年，中国大饥荒年份，邓文如在冷彻骨髓的一月离世。去世前，他曾经让人请东荪先生到家里，好像有什么话要说。没等见面，人已仙去。一代长者、史学泰斗，竟然“病逝后多无人往唁”，仅老友东荪赋七绝哭之——只是“人间热泪已无多”。
他的书桌上，曾有一方精美的砚：“山之精，石之髓。朝夕相从，惟吾与汝”，乾隆年间精品，有一代代收藏家的隽语留在上边。当年，作为夫人的陪嫁，郑重带到邓家，几乎伴他一生——我们正说着的横联·围城诗，可能就出自这方“润莹若璧”的古砚——如今，已经流落到古玩市场。
24[张伯驹夫妇捐赠奖状]
张伯驹
民国四公子之一。中国最著名的文物鉴赏家和收藏家。父亲张滇芳是袁世凯姻亲，中国盐业银行董事长。他九岁就能诗，人称神童。这个“琴棋书画无所不能”的青年，无法忍受父亲为他安排的军界、商界前程，只在诺大家产的基础上，倾尽全力，流连于他挚爱的文化遗产当中。他成为此中高手，以自家的大洋、金条、首饰、房产，乃至性命（他曾遭绑架）换来的珍宝，“几可敌国”。
隋代画家展子虔的名作《游春图卷》，一直藏在宫中，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山水画，上有宋徽宗的题签和清乾隆的题诗。张伯驹发现随着溥仪小朝廷的沦亡，这幅画已经落入古董贩子手里。为保住不外流，他把自己弓弦胡同占地13亩的“似园”（原属李莲英）变卖而买下。
在他的藏品中，还有晋·陆机的《平复帖》（中国传世书法作品中年代最早的一件）；唐·杜牧《张好好诗卷》，宋·黄庭坚《诸上座帖》、赵佶《雪江归棹图卷》，元钱选《山居图卷》等等，都在艺术史居独特地位。中共建政后，夫妻二人将自己收藏中最珍贵的八件真迹墨宝无偿捐献给国家。政府欲奖励20万元，他分文未取。
25[文化人心爱的世界]
1957年，连张伯驹这样的人都给打成了右派。细查他所有言论，似乎只有一句让共产党稍微有点不舒服。作为终生的文物鉴赏家和收藏家，他观察到：“现在想找宋元字画，已经很困难了。如今，有了什么好的东西，不是交公家，就是拿给康生、邓拓。你莫说买，连见都见不到。”（《君子之交——张伯驹夫妇与我父母交往之叠影》章诒和）
网
张伯驹的收藏，除了捐献给国家的，因为太珍贵，大多都由国家编了号，暂存张家收藏。1966年红卫兵前来抄这个“右派”的家，将卷轴丢到院子里放火烧，还让张伯驹跪在火边“烤”。这位以万贯家财为国家保护文物的贵胄子弟，当时能做的，只剩下一遍遍求那些“革命小将”：“你们别烧了，要烧就烧我吧，这可都是咱们国家的宝贝啊，烧了就再也没有了。”(
他们夫妇，还有独生女儿，都不允许在留北京——整整20年。只因碰巧与陈毅的私谊，张伯驹得以调往吉林省博物馆，挂个副馆长的名，算是有碗饭吃。在陈毅葬礼上，毛泽东见到一幅文采并茂的鸟羽体书法（我们在“横联”中已见到）挽联，陈毅的未亡人才有机会把他的处境告诉毛，并且为这位与北京、与文化无法分离的诗人求情。毛点了点头，张伯驹得以回到自己在后海的那所小院，届时77岁。他的夫人，著名的青绿山水画家潘素，从年轻时候就以自己的嫁妆、首饰协助夫君收集文物的，晚年因为买不起石青、石绿等颜色，已不大画山水了。
26[他的心愿]
张伯驹1982年在北京逝世——在人口增加到800万的北京，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了——他诚朴的信念与单纯的心愿，又有多少人能领略呢：
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
埋首窗几，更理旧业。书生之事，不过如此。干戈永宁，车书混一，得为太平之民，何幸如之。
27[张东荪]
张东荪
“以余为双方信任，使出城接洽”，“幸而一言得解”之后，张教授即作为毛泽东的客人被请到西柏坡（共产党进北京之前的司令部）。毛泽东进北京之后，他也一直作为上宾，参加大、小宴会和最要命的“分配位置”的磋商，也参加了共和国成立之前一系列会议，包括庄严的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员的选举（新中国首届政府合法性的依据）。
28[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新政权把他放到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全国政协委员（这一职位，他当时就让给了另一位教授）的高位上。毛甚至亲自对他说：中南海里盖了房子，要不要搬进来？他没有接受，明确表示：依旧住在学校，只在学校教书。毛似乎未被冒犯，只笑笑说，你们要自力更生呀？
29[与新政权合作]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到了1952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主持斗争的工作组接到明确的通知，挑选三个人重点斗争：校长陆志韦、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还有他，哲学系主任张东荪。在所有的人表示了“痛改前非”而最后获得党的谅解之后，只有他怎么也不让通过。最后，到该运动已经结束近半年的1952年12月，才由他所在的民盟——他是给盟领导人之一——（而非法院经过取证与审判）奉命给他定了个“叛国罪”。无论依据大清律还是国民政府通过的宪法，“叛国罪”是可以处以极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到1954年方制定）。当那些包围在中共周围的“民主人士”们向共产党谄媚，建议对他“严办”的时候，毛泽东反倒亲自决定让他“辞职”，并且把他“养起来”。他再不能教书、再不能演讲、再不见文章发表，成了新政权仁慈地“养”着的无思想、无声音的“行尸走肉”。
到了改革开放的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在几乎所有1940年代以来的冤案、错案都得到了平反的情况下，他的这个由民盟（一个党派）做出的结论，竟然由邓小平亲自批复、公安部门正式出面维持“不予平反”。
这是怎么回事，究竟为什么？感谢澳洲国立大学授我以研究基金，我一年来在这里的研究，将对这一历时半个世纪的疑难作出回答。
30[大学]
一位哲人曾说：“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非有大楼之谓也”；同样，看一座城市，不能光看街道建筑，要看活跃其中的人物——特别是文化人。
31[新老北京]
他们都走了，“围城横联”的作者与受者。他们为古都“解纽”尽力、为新政权鼓掌，并且兴奋地挥笔作书，以为北京和她环抱着的文明——她的宫墙、她的胡同、她柳枝间穿梭的乳燕、她庄重且古道热肠的市民——从此有了保全并发扬的希望……
32[新老中华]
不过几年甚至几个月之后，不要说文化，就是作为“文明的守望者”的教授们，邓文如、张东荪、张伯驹……，他们的理想、愿望、知识……连同这些的载体，他们脆弱的性命，在权力化的城市里，在运动、口号和阴谋当中，了无声息地地一一消亡。
33[没了他们的今日文化]
没有了他们，在“北京300年”（这是ANU将在三年内完成的一个研究）最后一个“甲子”（1950-2010），故都一步步变成了共产党的红都北京。
34[无缘再见]
这就是被“和平解放”了的北平。
35[围城横联]
这就是“围城横联”告诉我们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