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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默之死

主访人:启之

受访人:张郎郎

采访时间:2009年1月

采访地点:北京·张郎郎家

文字整理:冰冰

文革初,很多人传江青30年代的事情。中央文革就把这个当作反革命事件来抓。1967年底至1968年初,公安局和中央文革联手,追查“谣言”的根源。具体做法就是在文艺界撒网,实行先抓人,逼供信,追查听谁说的,再一个一个的拎出后面的人来。海默和我们都是因为这个事被抓的,我们虽然分属于两个案子,但这两个案子又纠缠在一起,同属一个大案子。

海默出事,源于我们被抓。

追查“谣言”最早是从上海开始的。查过了上海之后,1967年底,因为听说天津也有人传,江青就突然来到天津,告诉当地的造反派说天津也有反革命集团。这个集团叫“方、孙反革命集团。”方是方纪,天津市委宣传部长,当时已经被打倒了。孙是孙振。也是文艺界一个干部(注:作家,即长篇小说《战斗的青春》作者雪克)。方纪和海默是老朋友。当时江青认为“方、孙反革命集团”和“高蠡暴动”(注:内战时期1932年8月中共领导的河北省高阳、蠡县农民反抗国民党当局加收捐税的武装暴动。长篇小说和电影《红旗谱》即以此为背景)有关联。因为天津市委的很多领导就是“高蠡暴动”班子的人,所以方、孙也就是反革命集团。江青当时按主席的意思是把共产党内的这些土围子都打烂,因为他们是一伙一伙的,把他们打烂才能建立新班子。天津的造反派说:我们已经把他们都抓起来了呀,江青说:光抓起来不行,得把他们的北京根子揪出来才行。他们和北京是有串联的。后来红卫兵就去方纪家去查、打、问。

正好在这之前我和周七月、李昌源(画家)一块到天津玩,恰巧住在方纪家里。当时干部子弟不让参加运动,我们就成了逍遥派,四处玩。我们回到北京后,他们一追查,说北京方面来过人,于是认定我们是这个组织的联络员。理由是,周七月是周巍峙的儿子,李昌源是中央美院党委书记朱丹的表弟,我爸爸是工艺美院的院长张仃(我爸爸是延安干部。当年和周恩来同去重庆,把我们家人留在延安)我们这些人都是文艺界的。

1968年初,中央戏剧学院和北京电影学院的造反派都起来抓“坏人”,争取立头功。周七月是被中央戏剧学院抓的,我是被中央美术学院的“地派”抓的。我被关进美院附中,因为我跟北京的老联动关系好,他们就去救我。我趁双方武斗,看守不严,就逃了出来。逃走50天。这一逃,可逃坏了。我本来以为,抓我们这不过是一般的派性斗争,没想到人家中央文革是把我们当重大案子的主犯来对待的。我一逃,公安部急了,在全国发了通缉令。

我这一跑,给被抓的提供了机会,当时好多传言,凡是查不到源头的,他们就都往我身上推。比如,当时流传比较广的一个说法是,在延安时,政治局不让主席和江青结婚。还有诸如此类的传言。这些人的想法是,反正我已经跑了,推到我身上,他们也查不出来。

没想到,当时全国的红卫兵都动员起来了,撒下了天罗地网。上海的红卫兵,还有王洪文也介入了。五月十三号把我在杭州龙井逮住了。当时他们最想找到的是,知道江青30年代的事的人。也就是传言的起源地。北京电影学院的教师司徒兆敦都抓了进去,因为他看过30年代的画报。追来追去,追到了海默。我被抓的当晚,在美院附中,拷打我时,红卫兵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海默。

我和海默是忘年交。文革前和他来往比较多。当时在海默家,他经常给我们讲故事。他收藏了一本30年代的关于《赛金花》的电影画报。这个画报前面是剧本,后面是剧照。剧照里面有几个演员,主演赛金花的王莹,还有蓝苹的剧照。她没争到赛金花,只争到了一个配角,演一个妓女。由于海默对江青文革期间的表现特别不满,他又是个性情中人,和朋友聊天喝酒之后,酒过三巡,就把这个电影画报拿出来给大家看,虽然范围不是特别广,但也有十几个人看过。我看到的那次是个冬天。当时在场的连我共四个人:周七月、刘迅(油画家)和海默。海默发牢骚说:当年和国民党干,敌人抓我们打我们,我们还可以和他们斗争,现在弄一帮孩子们折腾我们,我们还没法和他们斗争,这叫什么事?说着说着,就把这个画报拿出来了,刘迅是延安过来的,经过延安整风,他知道这件事的严重性,就问海默:“你都给多少人讲过江青的事?”

海默说:“这我哪儿记得?外人我不给看,给看的都是哥儿们。”

刘迅说:“这都什么时候了,都是在清理阶级队伍了,哪有哥儿们了,一打还不全招了?你应该马上把它烧掉!这是个祸害!”

刘迅的政治意识还是很强的,当时海默还有点舍不得,因为这是他一个“宝”呀。给人讲故事得有这个道具呀。不过海默还是觉得刘迅的话有道理,就打开火炉盖子,当着我们几个人的面给烧掉了,嘴里还说“祸害给烧了”。

1968年5月13日,我被抓时审讯者问我:“你们和海默都说过什么?”

我还真把这件事给忘了,因为当时我还小,尽听大人讲故事聊天了,没插什么嘴。审讯者提醒我:关于议论“文化旗手”和一本书的事。要是不说就打。我一看人家都知道了,只是印证一下罢了。我就承认了,说:是有这么个事,当时是四个人。

后来我才知道5月13日“地派”抓我的时候,北影的“天派”的人也抓了海默,他们负责蒙头抓人,电影学院的负责打人,异地审讯,让你摸不着头脑。大家都在审,看谁先拿到这个口供,好去立功,中央美院的“天派”的头头王洪林拿着资料给中央文革,说海默有“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个问题,人证、物证俱在。这边打我,那边打海默,但是他们各自都是保密的,因为要各自抢头功。5月13日到14日就是一直在打,就在那几天海默被打死了。

海默当时压根什么都不吝,什么都不怕,觉得自己身体好,禁得住打。没想到就给打死了。海默之死,归其原因:口无遮拦又撞到这个枪口上。如果说当时的所谓的案情,就是江青的事。海默死后,公安局为了定这个案,又找了我们几个核实(周七月、刘迅、我)是否有这么个事,核实之后就可以让打死海默这件事合理化。群众是失手打死人,是出于无产阶级的义愤。这样,他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为死人定性了。

打死海默之后,造反派当时就告诉我了,说海默死了,你如果不交代其他问题,前车之鉴,打死就打死了,你不说也没关系,反正我们都不需要新内容了,我们这里有一大本了,就是和你核实罢了。就这样,他们打了我六天六夜。海默的死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救了我一命,因为公安局不让再打死了,他们还要判我死刑呢,否则从程序上完成不了了。

当时公安局已经被军管了,专案组的组长是北京市公安局的,叫俞强生。俞强生的父亲是曾任天津市委书记兼市长的黄敬,母亲是北京市副市长兼北京日报的社长范瑾。范瑾是范文澜的侄女,她和黄敬有三个儿子:俞敏生、俞强生、俞振生。俞强生是俞振生的哥哥。俞振生是我的同学。

当时上边的考虑是,如果让公安局抓人审讯,会有很多后患。所以,公安局把私刑全留给群众组织的造反派来干。公安局的有时也坐在后面听,如果他们觉得哪些事情是重要的,谁是重点对象,就让造反派打谁。公安局不是不明白私设公堂,草菅人命是违法的道理,这是他们一个计策。他们是借红卫兵、造反派之手来整人,最后把这些罪行都算在红卫兵、造反派身上。公安局把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人留下来,进入司法程序。别的打死就打死,自杀的就自杀了。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李广松 来源:记忆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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