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送中」运动踏入第三个月。很多人说，今次之所以比五年前雨伞运动坚持更长时间，是抗争者「核爆都唔割」。
勇武还是和理非的争论，五年前才开始，五年后的今天近乎寿终正寝。之前常有网民制图，解释运动中不同「兵种」：哨兵、物资兵、灭烟兵、弓箭手、旗手、盾兵、医护兵...早于6月头已被奉为第一原则的「兄弟爬山」，在经历过七一占领立法会、游击攻击警署、破坏港铁车站、催泪弹橡胶子弹在各区闹市横飞后，仍然适用，且似乎越发坚定。
勇武背后的和理非，他们可能出现在游行、集会，也在镜头看不见的地方，可能是在键盘后做文宣、搞放映会、连侬墙；可能是每晚向窗口大嗌口号；可能是每个周末在街角守候，等候接载示威者离开。
唔冲，但在后面支援前线抗争的人，他们在想什么？
8月25日，示威者在荃湾杨屋道街市附近筑起路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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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e（化名）是一名八十后。她说起支援工作，满口代号：「仔女」是示威者、「家长」是支援者、「文具」即防具、「接放学」即载人离开示威区。她又打开电话，耐心向记者解释不同型号防毒面罩、滤罐、防火手套之间的分别：这款手套只能承受180度、那款300度高温还可以......访问翌日是星期六，又是「去旅行」的日子，Jane整天正忙着替示威者张罗防具：订货、攞货、交收，好不容易才挤到个多小时出来受访。
不少前线示威者对 Jane而言是弟弟妹妹，言谈间她总忍不住骂他们「蠢」：太容易信人，收物资时动辄向供出自己住址，接收20套防具也不担心随时被警察搜查，甚至接收头盔时还想拣颜色：「唔要迷彩得唔得啊...？」
「有狗（警察）会扮家长，『小朋友』话自己想要 gear，俾人氹两句问，你有无上前线啊？有无掟弹啊？——好容易人赃并获。」
警方在多次清场行动中频频放催泪弹，间中一个「无烟」周末反叫市民唧唧称奇。Jane说示威者需求最大的物资是滤罐，除了因损耗要定期更换，也因在回家途中要避开警察截查，示威者往往去一次示威，就要扔掉一套「猪嘴」。虽然每次增购设备都耗费不菲，Jane在同侪筹集资金倒不是难事，身边不少同事、朋友，捐钱的捐钱、帮忙搜罗物资的搜罗物资，再交给 Jane和示威者交收。
今次的反送中运动，除了前线抗争「无大台」、「be water」，做后援也一样。6.12时，示威者还仿效五年前雨伞运动的做法，在现场设物资站收物资，但随着打压力度增大，防毒面具也被警察视为「攻击性武器」、甚至怀疑有警察乔装支援者「送物资」、「接放学」，Jane觉得点对点的物资交收、靠相熟朋友转介、累积联系，建立固定的「仔女—家长」网络，比纯粹依靠连登或 TG group中央统筹稳妥。
「好似建立一棵信任之树。」
传媒镜头下，勇武的前线示威者无私无惧，淋熄催泪弹、协助街坊在烟雾中走难；有时亦凶狠，掟石、点火、对警察和黑社会拳打脚踢。但前线卸下 Full gear后，不少只是十几、二十出头的青年，他们在前线挨完警棍、挡完子弹，逃出生天后，想起多个港铁站都有防暴驻守，如何安全返家，总是眼前最实际的问题。
Jane形容，每一次从现场接走一车「仔女」，车厢里的气味总是刺鼻难闻，青年坐进车厢良久，还傻愣愣在手臂上缠着保鲜纸，Jane忍不住责备，「喂，掉咗佢啦，好显眼呀！」
「其实佢哋好惊，仲未系好 process到，成个车厢都系好绷紧、好沉默。」
在这场没有领袖的运动中，本来不相识的陌生人，可以无条件信任至乘坐对方的私家车，住进别人的家、甚至将彼此性命负托。Jane觉得，如果不是走投无路，这事大概不会发生。
七月尾，沙田广源邨有26岁男子，疑因和家人政见不合被赶出家门，其后堕楼身亡。这件事对 Jane的打击很大，亦令本来不喜招待客人的她，主动接收示威者留宿。
「唔通你由佢流落街头咩？」「之前接咗个女仔，好纯品、人畜无害，你完全唔明点解屋企人会赶佢出去。佢来到，自己洗碗、仲会摺被—我自己都唔摺被。」
「佢宁愿去一个完全陌生人的屋企，都唔返自己屋企。」Jane顿了一顿，「究竟个恐惧有几大，个愤怒有几大？」
Jane都不过问留宿青年的事，甚至不知道他们的真名。寄人篱下已不好过，Jane宁愿给青年多点私人空间，帮他们找几套替换衣物，离开前，他们或者会交换 Telegram，有需要再联络。青年平时也不会主动和 Jane说什么开心不开心，大家只会在出门行动前，互道一声「小心」、「多谢」；相对平静的时候，Jane或会问青年，要不要一起去贴连侬墙？
「战争状态已经成为我哋的常态。而年轻人已经准备好，从容就义。」
7月2日凌晨，警察向示威者发放多枚催泪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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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从6月至今拘捕逾千人，当中有人声称只是路过的街坊，也有急救员、社工，23岁的社工刘家栋是其中一人。他被指在727元朗游行中阻碍警方推进，现已被正式起诉一项阻差办公，案件押后至11月27日再提讯。
「我相信大部分走喺前线的社工，其实都有被捕的心理准备。」
刘家栋被防暴警察按在地上拘捕时，镜头拍摄到他连头盔、眼罩等装备都没有，只有手中高举的一张社工证。
因被捕时扭伤颈，刘家栋很快就被送往医院，虽然医院环境不及羁留室环境恶劣，但刘家栋一直不被允许下床。警方在48拘留期限届满前25分钟，通知他将被落案起诉，尽管已有心理准备，刘家栋当刻只能崩溃痛哭。
「超过两日只能望住天花板，时间过得好慢、好慢，谂唔到嘢，瞓唔到觉。好恐惧。」
访问中，刘家栋讲得最多的是「我系个社工，都系个香港人」。
身位上的模糊不清，对他而言是危险的。好几次刘家栋在警察防线前拿出社工证，想查询示威者可安全离开的路线，或要求警方减慢推进，警察都是继续挥棍，斩钉截铁：「我理拈得你边个！总之你喺度就犯法，再唔走我就塔。」
社工常强调「同行」，意味平等参与、也意味共同承受。而选择与反抗者同行，面对人身安全风险、法律风险、挫败、绝望、愧疚，社工一样无处可逃。
今夏，至少8名抗争者相继自杀。6月29日，21岁教育大学学生卢晓欣从住所高处堕下，送院证实不治，成为第三名牺牲者。翌日，有人在其住所外悼念，刘家栋本想到现场提供情绪支援，但他上完一柱香，欲哭无泪，倒过来要人支撑。
「咁多人为香港牺牲，但个政府无流过半滴眼泪。这个冷血政府，唔配去承受生命的重量，」
刘家栋停顿半响，重复了一遍，「佢唔配。」
刘家栋获释后在庭外见记者，忆述被扣留64小时的种种心理煎熬，但到第二天，有44人在728上环冲突中被控「暴动」，刘家栋愧疚得无地自容。
「我竟然喺记者面前呻惨，呻辛苦，」他苦笑，「虽然作为社工，我成日都会同 client讲，理性上唔可以咁比较，亦唔需要自责，但原来我自己都会咁谂。」
刘家栋的保释条件之一，是他不能在此段期间再干犯同类罪行，否则法庭可能取消其担保，即时还押。获释后，他休息了一晚，第二天又开始主动联络媒体做访问，参与大大小小的会议，希望在剩余的空间内，做最多事情。
「我觉得自己无资格抖。香港停唔到落嚟，唯有尽做。」
刘家栋记得71占领立法会当晚，站在身旁的示威者，年纪和自己不相上下。望着撞破的玻璃门，刘家栋拍一拍旁边的肩膀，「入去，十年㖞，可能开真枪㖞，」「你知道㗎可？」
「我知啊。」然后少年冲进了立法会。
「当年轻人都选择置身危险之中，如果我话要同佢哋拍膊头，无坐监的心理准备，点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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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烨（化名）自14年雨伞运动开始做义务急救员，至近年考了车牌，他在反送中里亦担起「接放学」及送物资的责任。
在很多次抗争行动中，阿烨的工作流程是这样的：行动开始前，先将物资载去现场；之后背着沉甸甸的物资和急救用品，游走于冲突现场，看看有无示威者需要；行动接近完结，再接载示威者离开。下周末再来一遍。
他说，其实自己也想做前线「冲冲子」。不冲，大程度上源于家人的羁绊。
「我屋企、女朋友都成日都唔俾我出去——我系仲有 hesitation。」阿烨认为，正如在战场上，最好的士兵必须心无悬念，视死如归，他自问未有这种觉悟，「我觉得如果咁，我不如做 first aid，支援前线。」
今次和五年前雨伞相比，阿烨觉得反送中的发展轨迹，不仅逼使人人要表态，更要落手落脚，找寻各自的着力点。
「以前唔少人都得把口，『我支持你啊』，但今时今日咁样已经毫无作用啦，」「依家系哪怕你出少一蚊，买少一个猪嘴，前线可能就有个????仔严重受伤。」
阿烨形容，大部分时间去「接放学」，总会遇到几个在街角煲烟、一副街坊模样和「示威者」完全沾不上边的阿叔，在等「仔女」。「哪怕你做物资、或者净系接仔走，好多人其实都想做少少嘢。」
阿烨说，自己只能答应家人和女友不走上最前线，但要他缺席，他做不到。
「我唔知，如果我今日唔做啲嘢，我以后仲面唔面对到自己。」
义务急救员（相中非受访者）
张罗物资、再亲自驾车运送物资到现场，「接放学」，甚至接收示威者留宿，不少朋友都赞 Jane热心。每次听到这样的话，Jane心里都有种不平衡感。
「我好想话，我只系做多你一步仔......」
「其实我好内疚。」
和不少和理非、支援者聊起，不少人都流露出无法掩饰的愧疚。Jane形容，她的家人是典型的「中间派」，说起什么总是「我都知政府衰—不过...」。但家人说的一句话，却亦叫她反思。
「佢话，如果我系家长，仔女出去（抗争），你第一个反应都系 cut佢啲钱啦。啲学生就话十年（监禁）就十年、死就死啫，但佢系咪真系可以承受个后果呢？」
有些人很快就会反驳：「你俾唔俾钱，佢都会出去㗎啦」。Jane觉得这只是最表面、最快帮自己脱罪的解释。
Jane身边有不少同事朋友，听闻她会搜罗物资，都想出一分力，有人会帮忙采购，但更多人因担心「上身」，往往只会课金，连自己订货、收货都有顾虑。
「我哋好习惯将个 Job判出去。我哋希望钱可以解决一切，但其实咁样好大问题，」Jane反复问自己，「我哋咁样，系咪变相堆啲钱出来，推啲细路去死？」
「做做下，我自己都会好怀疑。但你问我，我会唔会攞个盾出去冲？我真系唔会，我真系好惊。然后，我就更加内疚。」
Jane记得，她七一当晚在煲底，现场传出警方凌晨清场的消息，一班看起来十几二十岁的人，坐在地上用纸皮扎盾牌，她却只敢望着已砸烂的玻璃门，双脚却贴在原地，往内张望。又有一次，727元朗游行，明明和朋友一腔义愤走出去，但警方一放催泪弹，身体还是最诚实，拔腿就跑......
愧疚无法梳解，运动却继续急速发展，政权动用的武力，已从两个月以来的催泪弹、布袋弹，上升至水炮车和实弹，遭搜捕者不计其数。支援者送出再多物资、一晚驾车来回再多次，都无法确保所有人平安回家。
「夜晚瞓唔到觉，不断谂，其实 work唔 work呢？但你唔通唔做？」
「因为事实系班人已经做紧。所以我宁愿收声，内疚住咁去继续。」
Jane在冲突现场接走「仔女」后，最怕是遇上路上的检查站；Jane在车上再三叮嘱：别告诉我真实住址，我就在隔壁两条街让你下车；「仔女」下车前，Jane左顾右盼「睇水」，生怕会有警车驶过、有警员巡逻......
「其实点解要咁惊、点解要咁内疚？我哋做咗乜嘢，咁十恶不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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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有朝一日，我哋可以除低口罩相见。」
这是6月30号晚在立法会煲底、卢晓欣追思会上，主持少年作结的一句话。两个月过去，除罩相见日子，似乎还遥遥无期。众多素未谋面的香港人，仍在不同场合，并肩作战着。
记者试探着问急救员阿烨，目睹前线被捕、被起诉，会愧疚吗？
阿烨摇头。
「少少，但唔系好强烈，因为我觉得，只系未到我哋咋嘛。前线被人告晒暴动之后，就会到中排、再到后排。如果警察开真枪，我相信好多好似我的半前线，都会有一刻企喺最前。」阿烨说，「与其愧疚，倒不如继续做落去。」
「我哋都系手足，你被人拉咗，I am very sorry。但我相信，我哋一定会见返。」
8月10日，示威者在大埔南运路筑起路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