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应杨锦霞之遥，去Union Station参加香港民主委员会成立聚会，见到其执行主任，乃是支联会朱耀明牧师之子Samuel Zhu，即另一个黄之锋、罗冠聪、周庭，真乃长江后浪推前浪，亦为香港情势万分危急，隔壁那个将要喷发的大陆，如今令全世界担忧其祸害，情形颇如二百年前的那场"黄祸"，我在1991年便有一文谈及这种恐惧，未料它真的要来了。】
一个曾经是西方人的恐惧，如今却变成我们自己的恐惧。今天你在香港、台湾这些中国人的社会里，已经可以隐隐约约感到一个庞大的威胁正在逼近，甚至能够听到那沉重脚步声了。这很像文雅的北京人已经听到了来自蒙古高原的马蹄声。
西方人的黄祸观念，是否起于当年那个「成吉思汗风暴」我没见到考证的文字。只从鲁迅骂中国人自以为曾跟著成吉思汗征服过世界这一点看，知道一百多年前我们遭受西方凌辱时，曾有人颇拿这黄祸来作「精神胜利法」。
黄祸论在西方的出现，偏偏是清帝国发生崩溃之初。那时，最早提出「来自东方的巨大危险」的，是俄国人巴枯宁，一个被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们所崇拜过的无政府主义大师。巴枯宁在他晚年所著《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中，从俄国的国家利益出发，奉劝沙皇「如果真的要从事征服，为什么不从中国开始呢？」巴枯宁认为，一八六零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欧美已将欧洲文明的最新成果──新式武器和欧洲人的纪律输入中国，如果这些东西「同中国人的原始的野蛮、没有人道观念、没有爱好自由的本能，奴隶般服从的习惯等特点结合起来」将对俄国构成巨大威胁。他认为中国人不仅将塞满整个西伯利亚，而且还将越过乌拉尔山，直抵伏尔加河边。一八九八年，英国出版了一本小说名为《黄种人的危险》，也声称难以胜数的中国人按西方的装备武装起来冲进欧洲。黄祸论自此风靡。
奇怪的是，当大清奄奄待毙，处于国力最虚弱的王朝末日之际，黄祸论反而在西方甚嚣尘上了。细看中日甲午战争时的历史就会发现：在上个世纪末，紧追在西方工业强国后面的，是东方的三个国家──中国、俄国和日本。三个站在同一条起跑线的现代化后来者之间，有一场优胜劣败的残酷竞争。以进入现代化的准备条件而论，古老传统赋予中国许多远胜于俄国和日本之处，无奈这千载难逢的时机却掌握在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手中，而这个政府又掌握在那个极为昏聩的老佛爷手中。
沙皇尼古拉二世也很昏庸，但毕竟没有慈禧那么保守和固执。只有明治天皇年轻、开放而野心勃勃。于是在中、日、俄的这场角逐中，中国第一个败下阵来，庞大的北洋水师被轻捷的日本鱼雷艇击溃。紧接着，同样庞大的俄国太平洋舰队也被日本打败。发生在东方的这场将决定未来一个世纪命运的拼杀中，只有一个赢家，那就是日本。所以甲午海战后西方一再惊呼的「黄祸」实际上是指日本人。当然也包括担心中国效法日本。
这次叫得最凶的是德皇威廉二世。日俄战争前他不断给尼古拉二世写信，鼓励他去跟日本人打仗，以「捍卫欧洲，使它不致被庞大的黄种人侵入」。威廉二世最担心的是，「二千万至三千万受过训练的中国人，由六个日本师团加以协助，由优秀、勇敢而仇恨基督教的日本军官指挥──这就是我在九年前所描绘的那个黄祸正在成为现实」。威廉二世在这里指的是一幅画。列夫．托尔斯泰曾嘲笑这幅画说：「威廉皇帝近来画了一幅画，描绘出所有的欧洲国家持剑站在海岸上，按照天使长米迦勒的指示，注视着高坐在远处的佛像」。这幅画由威廉二世亲自用铅笔画出草图，并由一个叫克纳科弗斯的画家完成，然后作为礼物送给沙皇，一时轰动欧洲。
威廉二世一类的黄祸论者，不过是一些信奉种族生存空间理论的封建霸主。旧普鲁士的现代化水平，当时不比日本高多少。倒是早已进入工业化的英国人看得更深远。有一位名叫戴奥西的英国地理学家，也在嘲笑威廉二世的「黄祸图」时，举出了他让一个日本画家画的一幅「真正的黄祸图」：画面是一个繁忙的工厂，大群拖着辫子的中国人正在西方人的指导下熟练地生产。戴奥西解释这幅画说：「我们就应该热烈地祈求，让天朝永远继续保持昏睡状态──西方工人每天力争少劳多得，他们有什么把握来和千百万朴素、驯良、惊人地节俭、聪明、熟练的中国工人相竞争呢？」戴奥西这类黄祸论者，在本世纪初所担心的，正是今日崛起的「工业东亚」。
细察西方人的黄祸观念，有一个很大的内在悖论。一方面，他们很担心以佛教式儒家为核心的黄种文明的强大，会构成对以基督教文明为核心的西方工业社会的威胁，形成生存竞争；另方面，他们又压根歧视黄种人，斥为劣等民族，很怕黄种人在全世界「泛滥」。
后一种恐黄症更广泛，而且根深蒂固，一直伴随在中国人向海外移民的历史之中。早在一八七六年，美国西海岸掀起排华浪潮，联邦国会派一委员会前往旧金山调查时，形形色色的黄祸论都在听证会上涌出来了。一个叫斯陶特的加州医生，以公共医生的监督者身份出面作证，极言保持安格鲁撒克逊种族纯洁之必要──「每有一个中国佬在我们的土地上永久定居下来，都会使我们自己的血统降低」。另一位叫德梅隆的律师在作证时，更援引一些人种学家的理论，断言任何种族，如果他们的平均脑容量不超过八十五立方英寸，就没有能力建立自由政体，而他把英裔美国人的脑容量定为九十二，把中国人定为八十二，比非洲土著黑人还要低一个立方英寸。他说：「这些中国佬同南方的黑人合在一起，将危及选举权，使之降低到为保持一个自由政体所必需的平均智力和品德之下」。
这些隔世之音，如今听起来荒唐，但当我们了解了美国曾经是一个种族歧视很严重的国家，也就不觉得奇怪了。直到今天，对亚裔的歧视不是比比皆是吗？西方人的黄祸观念，从根本上来看，种族偏见只是表面现象，隐藏在它背后的是西方人对东方那个以庞大人口作载体的古老文化的陌生和疑惧。他们不能不承认这个五千年文化之悠久和完备，令他们望尘莫及；但他们又从这个文化在近代所显露出来的自责、麻木和衰败中，感觉到一种控制和影响不了的无奈。甚至担心这个文化和它那摇摇欲坠的制度的崩溃，由于人口太庞大而不能不影响整个世界。所以西方人关于中国说的最频繁的一句话，就是「让她昏睡吧」。惊醒她是愚蠢的──这便成为西方人自认为最聪明的选择。
关于这一点，也是深具殖民经验的英国人不同于其他西方人之处。他们是第一个用炮舰打开中国大门的，但他们除了通商之外，根本不想改变这个民族。他们对于由他们入侵而引起的这个古老民族的一系列急骤反应，如动乱、变革和革命所采取的态度，反而是一如临往地维持那个最不称职的满清政府。在太平天国时期，尽管这是打着上帝名义的造反，也尽管李秀成一再向「洋兄弟」表示和睦，但英国起初声称「中立」，后来就协助李鸿章剿灭「长毛」。
本世纪初，西太后挑唆义和团跟基督教和洋人作对，事败后，她逃到西安，德国将军瓦德西率领八国联军一路攻进北京，这位德国军人似乎已经把威廉二世那幅「黄祸国」变成现实了，但列强对中国的处置却发生三种方案的争论：瓜分、改朝换代、维持满清。当时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老谋深算地摆平了这场争论。他在「双周评论」上撰文写道：「把现存的王朝作为一个正在活动着的东西而接受下来，并且，一句话，竭力利用它。」赫德认为支持现政权是恢复秩序的最省事的办法，同时他也意识到迟早会有一个黄祸的问题，「这就像太阳明天将会出来一样肯定，问题是怎样才能延迟它的出现。」
一百年快过去了，西方人担心的那种黄祸并没有发生。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念和他们那种制度也依然没有被中国人所接受。但是，曾令西方人恐惧的中国传统文化也在这一个世纪里急剧崩坍了。谁能料到，中国人偏偏接受了西方的另一种观念和制度：共产主义──是为了避免亡国灭种，也是为了重新成为强国而接受了专制。熟悉这段历史的人都知道，这既是西方列强摧毁传统中国的结果，也是西方工业文明威胁下日本与中国竞争的结果──这两个黄种人厮杀得最惨。这情景，被列夫．托尔斯泰嘲笑威廉二世的「黄祸图」的另一段话说得最深刻：「把基督教给忘掉了的欧洲各国，曾经以自己的爱国主义名义，越来越激怒这些爱好和平的国家，并且教给了它们爱国主义和战争──真的，如果日本和中国像我们忘记了基督的教导那样，把释迦和孔子的教导忘得一干二净，那么他们很快就能学会杀人的艺术（他们学这些事是学得很快的，日本就是一个证明）」。
四十年共产制度在大陆实行，委实曾经把中国变成最令西方头痛的「世界革命中心」。毛泽东让八亿中国人勒紧裤带造原子弹，并声称中国最不怕打核子战，充其量死掉三亿人，看你们西方谁赔得起。这一招很厉害，逼得精心设计了冷战和核战理论的基辛格先生乖乖上北京去与他握手言和。这位高歌「成吉思汗，一代天骄，只识弯弓射大雕」的东方强人，创造了一个令中国人扬眉吐气却也痛苦万分的奇特时代，等他一死，这个民族的最后一点元气也快耗尽了。
毛泽东的中国如白驹过隙，昙花一现，中华民族从疯狂中醒过来一看，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比满清那时也强不到哪里去。又经过一个邓小平的改革十年，元气渐渐恢复，谁料到「六四」天安门枪声一响，举世哗然，国运从此跌坠。偏又是行将就木的老人们杀了一群孩子，古今罕见，天理难容，真把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全赔了进去。当今中共的老人们真是像西太后那样不管身后洪水滔天了！
如今，轮到邓小平用黄祸来恫吓全世界了，历史怎么会演出如此荒诞的一幕？「六四」后香港「文汇报」援引邓小平的话说：如果中国共产党失去对中国的控制，将会有一亿人流亡到印度尼西亚，一千万到泰国，五十万到香港。四周恰都是正在崛起的「小龙」们，都在那里盼着一个吉星高照的太平洋时代，谁不害怕大陆这条老龙撒野。于是黄祸终于变成了黄种人自己的恐惧。
这个恐惧已经在东南亚蔓延。直到今天，我们还看不出有什么办法能够制止它。于是，香港人纷纷往加拿大跑，台湾人也往美国跑。大家都在跑「黄祸」。跑到离那个大陆越远越好。那种仿佛像一千年前的蒙古高原一样，快要喷涌了……。
节选于苏晓康《该有一个"天谴"」了》，一九九一年四月写于美东普林斯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