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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整肃AB团屠杀近万 曾庆红父亲当年竟是幸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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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肃反运动的执行工作时,将逮捕的同志,严刑拷打迫供,被审讯的,初虽不认是AB团分子,在严刑之下,无法忍受,只得胡乱供出同志的姓名,如此反复迫供,牵连甚大。所谓AB团分子就越捕越多,以至杀了近万的干部和战士,当时江西省委级的同志,除曾山、陈正人外,其余的多被屠杀,红廿军全部消灭了。

曾山

翌日,我亲自到各团巡视,知道已被捕去排长三人,士兵四十九人,已于昨夜由特务人员押到附近山上秘密处决了!这次秘密捕杀事件,使全师官兵情绪非常低落,每到一处,他们都怔怔的望住我,这种乞怜求援的神色,使我十分难过!

在恐怖的气氛笼罩下,官兵人人自危,祸福难料!我可以救援他们吗?我有这个力量吗?我自己也感到惶惑起来!

午后,黄政委说已集合全师的指战员,要我去宣布昨晚肃清全师“社会民主党”份子的经过;说明这些反动份子,是受福建“社会民主党”傅伯萃所利用,潜入本师工作,现已全部被破获,并将他们处决了。希望全体指战员安心工作共为革命而努力。部队集合好了,我在政委的导演下,走上讲台,面对着三千多官兵,我的喉咙哽住,隐痛难言!但又不能不说话,只呐呐地简单的说几句言不由衷的话:“昨晚上级派员来肃清本师‘社会民主党’分子,这是本师一件不幸的事。我们要自己检讨,自问良心,有没有反革命的企图与行动?如果没有,自然不必惊慌。关于本师肃反详情,因我接事不久,尚未十分明了,请黄政委向各位报告”。随后,便由黄苏作了一个说明,这一幕悲剧才算结束。可是,部队中指战员的情绪,仍是非常不安;陆续的逃了二十多个战斗员,两个排级的指挥员。

不幸的事情连续发生,使我对中央苏区的措施,甚感困扰和怀疑。整肃的劫运虽没有临到我的头上,至少也有点不安的心理。我为了要明了更多的问题,特别到长汀去找福建省委书记卢永次,和他商谈,他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他知道我不会出卖他,所以就赤裸裸的告诉我。综合他的谈话,关于屠杀AB团分子的肃反运动,概述如下:

AB团,是一九二七年一月,由国民党右派高级人士在南昌发起组织,大约半年后便解散了,但在江西省内,尚有少数AB团分子,自动自发的活动。朱、毛红军到达赣南,展开了苏维埃运动,建立了闽赣苏区时,这些少数的AB团分子,早已逃出苏区之外的南昌、吉安等城市。迨至一九三O年秋,国军准备进剿江西朱、毛红军时,AB团分子又准备进行活动,以配合国军进剿行动。十月间,朱、毛占领吉安县城,曾搜获一些AB团活动的资料,其中有AB团分子派人送信给李文林父亲所签的收条,因为当时李文林是赣南特委书记,又是东固地方革命领导人物;朱、毛对他并不怀疑,对他父亲也末采取行动。十月中旬,毛泽东以进攻南昌、长沙的失败,是李立三路线的错误,且鉴于当时国军准备围剿形势的紧迫,在吉安曾召集了一次会议,他提出反对李立三进攻大城市路线,主张红军回苏区打游击,当时受到参加会议的多数军政干部所反对,如第三军军长黄公略,第二十军军长刘德超,及江西省委、少共省委的领导同志所反对,但最后还是同意了撤回赣江东岸苏区的主张。红二十军原是东固工农武装所编成,亦遵命退回东固、富田一带担任对吉安方面警戒。朱毛即退驻瑞金。当红军全部退回苏区后,毛泽东以李文林家里是东固的大地主,过去领导东固革命斗争既不执行党的土地政策,又不打土豪,采取了阶级妥协的改良主义;现在又积极支持李立三,反对他的主张,非常愤怒,便以AB团的名义,加诸他的身上,进行大规模的肃反运动,造成富田、黄陂大屠杀的悲惨事件。在进行肃反运动的执行工作时,将逮捕的同志,严刑拷打迫供,被审讯的,初虽不认是AB团分子,在严刑之下,无法忍受,只得胡乱供出同志的姓名,如此反复迫供,牵连甚大。所谓AB团分子就越捕越多,以至杀了近万的干部和战士,当时江西省委级的同志,除曾山、陈正人外,其余的多被屠杀,红廿军全部消灭了。

当我了解了全部肃反运动的秘密时,才恍然知道,所谓肃反运动,原来是毛泽东对付异己的手段。

那天晚上,卢永次坚持要我在他家里吃饭。并告诉我:“我的妻子不日要返香港,我准备送他到大埔附近,你买不买东西?我可以替你带回来”。我问他:“二嫂,是不是再回来?”他说:“不一定再回来,但我要在大埔附近候她一个星期,将需要买的东西购妥后,我才回来”。当时我提出:“红军正需要购西药,可托她在香港购买。我自己即要买一枝墨水笔和一个手表,并要带五十元给我妻子作零用”。他听了满口答应。

我为此特和罗炳辉军长商量,在军部、师部的经理处及福建省党部,凑集了一百两黄金,请卢永次的太太购买西药;另外给她二百元,作为购物之用。

谁知身为福建省委书记的卢永次,就这样堂堂皇皇的以送眷为名,竟一去不返,脱离了中共。但我托他买的墨水笔和手表,却寄到给我,看来他对我总算够交情了,我很感谢他。

博古(秦邦宪)、洛甫(张闻天)和王明(陈绍禹),都是中国留俄中山大学的优秀学生,于一九三零年冬回国,那时立三路线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已遭到严重的失败,第三国际派中山大学校长兼中国部长的米夫来中国,代表第三国际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因为他们在中山大学时是支持米夫的国际派,甚得米夫的信任。中共一九三一年一月,召开四中全会时,王明以一个非中共中央委员而破例的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洛甫为宣传部长,赵云(康生)为组织部长,博古为少共中央总书记。

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是个船员出身的工人阶级,能力薄弱,自任总书记以来即为宣传部长李立三所操纵,致发生了错误的立三路线。李立三赴俄后,中央原尚有一位精明圆滑而又是老资格的周恩来帮助他,但通权达变的周恩来,深恐开罪米夫,不背负起责任,致实权落在王明之手,而王明于四中全会后,二月以中共驻俄代表资格,随同米夫赴莫斯科,中央实权即由博古、洛甫把持。

自向忠发被国民党捕杀后,中共中央总书记虽由周恩来代理,但实权仍由国际派掌握。至是年九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改组中央委员会,国际派的王明、博古、洛甫、王稼祥等均被补为中央委员,以王明为总书记,而实际上仍是博古主持,故中共中央由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前)这一阶段,被称为王明路线,其实是由博古主持的。

博古、洛甫于中共中央迁入闽赣苏区时(大约是十月下旬)到汀洲那天,我也适在汀洲。是晚,福建省委招待晚餐,我亦被邀参加,这就是我和他们初次唔面。那天晚上,我和他们都是住在汀洲医院的客房,当我回到客房时,洛甫即邀我到他们的房间谈话,他们两人都穿着深灰色布质的唐装,博古脸色青黄,态度沉默,一见令人有阴森之感,洛甫则生得眉清目秀,一表斯文,有书生的气质。首先是博古对我说:“龚同志,你过去的斗争历史,我们略知一二,现同在苏区工作,今晚时间尚早,乘此机会和你谈谈,你疲倦吗?”我说:“我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和你们两位领导同志谈谈,是我最高兴的事,请不要客气”。我们便由晚上十时谈到午夜,乃分别休息。

责任编辑: 东方白  来源:龚楚将军回忆录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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