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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惊!中国大陆大饥荒缺的不是粮食!

自1954年至1978年,中国向阿共提供援款75笔,协议金额为100多亿人民币。在中国三年困难时期,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中国把自己最新最好的设备、机械、拖拉机、车辆等提供给阿,仅粮食就达180万吨......在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不但把大批粮食、物资运给阿尔巴尼亚,同样也运给朝鲜、越南......

1959~1962年饿死3775万人的惨剧[1],被《世界吉尼斯记录大全》列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饥荒。人们长期以来认为饥荒的原因是三年自然灾害、苏俄逼债、缺粮和国际封锁。其实,当时中国大陆并不缺粮:

自1954年至1978年,中国向阿共提供援款75笔,协议金额为100多亿人民币。在中国三年困难时期,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中国把自己最新最好的设备、机械、拖拉机、车辆等提供给阿,仅粮食就达180万吨......在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不但把大批粮食、物资运给阿尔巴尼亚,同样也运给朝鲜、越南......[2]

雷兹*于迈尔*马利列60年代任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据其《我眼中的中国政要》一书披露:1962年,在阿方的要求下,航行在大西洋上的几艘满载着运往中国的小麦轮船,改变了航向,驶抵阿尔巴尼亚港口并卸了小麦。就这样,阿尔巴尼亚人民依靠中国的慷慨援助,度过了因干旱再度加重了的缺粮危机。[3]

时任驻阿大使耿飚说:"从1954年以来,我们给阿的经济、军事援助将近90亿元人民币(协议金额100亿),阿总人口才200万,平均每人达4000多元,这是个不小的数字。我们援阿的化肥厂,年产20万吨,平均一公顷地达400公斤,远远超过我国农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数量。而军援项目之繁多,数量之大,也超出了阿国防的需要。"[4]

据《中国统计年鉴》(1983),1959年,中国征购粮食674万吨,出口粮食高达415.75万吨。1960年,中国仍然征购粮食510万吨,出口粮食272.04万吨!

要说自然灾害,中国哪一年没有?1962年"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再次提出灾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5]

时任外贸部副部长的林海云:"一九六○年......必须从国外进口大量小麦。在严重危机面前,如果我们在国际市场上抛售黄金,以解决外汇紧缺问题,也不是不可以,但周总理不赞成这样做。他说,黄金不能卖!我们不仅没有卖黄金,而且还利用金价比较便宜的机会,每年买进几十万两黄金,年年买进,一直买到一九七○年。"[6]

至于苏俄逼债更是无稽之谈。1961年,经周恩来提议,中国向苏联提出,就近向苏联的远东借二十万吨粮食,用以解东北的燃眉之急。尽管两国交恶,苏联还是如数借给了中国,"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7]

1961年4月中苏在莫斯科举行贸易会谈,对于中国因农业遭灾而在1960年贸易业务中产生的对苏联欠帐问题。苏联方面表示充分谅解,并向中国政府提出,上述欠帐在五年内分期偿还,不计利息。苏联还建议,在这年8月底以前以借用的方式供应中国五十万吨糖,以后在1964-1967年期间归还,不计利息。[8]

秉持人道主义的国际社会从未施行粮食禁运,美国甚至主动提出愿向中共出口粮食。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进口粮食,中共都得到了较为优惠的条件。

根据中共历年预算决算报告,1959~1963年对外援助支出高达23.62亿元。1964年,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我们还拿出了比这个时期偿还的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有不少的人在国内问题上积极鼓吹什么"三自一包"(指多留自留地、多搞自由市场、多搞自负盈亏企业,包产到户)、"单干风"(指恢复个体经济)、"自由化"、"翻案风"以及在统一战线方面的投降主义,在国际问题上宣扬"三和一少"(指对帝国主义、反动派、现代修正主义要和,对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支援要少)。他们用这些资产阶级观点、修正主义观点,来同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对外政策总路线相对抗。[9]

真是恬不知耻!

由于缺乏新闻自由,饿死3775万人的真相直到数十年后才得以浮出水面。惨剧之所以发生,完全是"大跃进"、"反瞒产私分、高征购"等一系列政策失误,和独裁制度本身的缺陷,以及毛泽东在斯大林死后想当国际共运老大,不顾大陆人民的死活疯狂援外等等人祸所酿成。

有一个流传甚广的"神话":毛泽东得知人民群众生活困难,难过得把最喜欢吃的红烧肉都给戒了。事实上,毛泽东的骄奢淫逸、浪费无度,堪比帝王:

1956年~1966年,毛泽东是杭州饭店、中南海等舞会上的常客。一个女演员回忆:"那时候天天都有舞会----舞会中间有一盘盘的炒杏仁儿、大香蕉和其他水果点心,都是平常吃不着的东西。十一二点舞会散场,夜宵很丰盛,有鱼有肉。这一切,对于我们这些每顿饭只买半个菜的女孩子们来说,都非常美好。"[10]

1959年,各省市为毛泽东(许多地方还加上政治局常委)大造别墅,一些中等城市如包头、鞍山等也竞相效尤。据外交部当时的总务司长等人从各地观摩回来后说,有些地方装修标准竟在北京钓鱼台宾馆之上。有些别墅是毛泽东亲自交办的。除庐山"美庐"旁的一处外,1959年6月回韶山时,毛提出在滴水洞造点房子,说以后可以来此办公、休息。这座别墅,连修公路、美化环境在内,1962年才竣工,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毛只于1966年6月去住了12天。[11]

毛六十年代初一度喜吃西餐。1961年4月26日工作人员会同厨师给他订制的一份西餐菜谱中,包括七大西菜系列,即鱼虾类、鸡类、鸭类、猪肉、羊肉类、牛肉类、汤类。毛泽东喜吃色虾,鱼虾的制作方法也丰富多彩:蒸鱼卜丁、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百烤鱼、烤青菜鱼、菠兰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虾面盒、炸大虾、咖喱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等等。[12]

毛泽东对西菜中鸡的做法很是推崇。60年代初,工作人员制订西餐菜谱时列出了一般人闻所未闻的西菜名称:黄油鸡卷(鸡排)、软煎鸡徘、鸡肉饼、鸡肉元、大王鸡肉饼、鸡肉丝、罐焖鸡、红焖鸡、葱头焖鸡、青菜焖鸡、纸包鸡、鸡丁敏士、椰子鸡、奶油鸡等等。[13]

工作人员考虑到毛泽东不大喜欢牛羊肉,特别为其安排了小乳猪,这样便能做到肥瘦适中,面面兼顾。毛泽东吃过的西菜中有下列猪肉类:烤猪排、烤猪腿、炸猪里几、炸猪排、馏猪排、法国猪排、意式奶猪等等。毛泽东吃过的西菜中的牛羊肉有:羊肉串、烤羊腿、烤马骏、白烩羊肉、煎羊排、煎羊肝、牛扒、煎牛肉、咖喱牛肉、伏太牛肉、酸牛肉,烩牛尾等等。[14]

毛泽东喜欢喝汤,几乎每顿饭菜中都有一小碗汤,各具特色风味:奶油汤、牛尾汤、红菜汤、鸡杂汤、腰子汤、葱头汤、红花鸡汤、饺子汤、红鱼汤、卜菜泥汤、巴粒米汤、什锦汤、鸡蓉鲍鱼汤、鸡汤蓉汤、意国面条汤、龙须菜汤等等。[15]

呜呼,红烧肉,想起来真是辛酸!有个笑话说,叫花子说他发了财,就买两大碗豆浆,喝一碗、倒一碗。在老百姓和乞丐的想象中,红烧肉、豆浆已经是了不得的佳肴了。

人相食、饿浮遍野的年代,毛泽东等中共大佬依旧酒池肉林、夜夜笙歌!不是选票选出来的领导人,不对民众负责,又怎能真切地感受民间的疾苦?!

饿死那么多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封锁消息、严禁民众逃荒。1957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严厉制止农民进城,由交通部门严格检查,民政部门负责遣返"盲流",公安机关严格控制城市户口,粮食部门不得向"盲流"供应粮食;用人单位一律不得擅自招收工人和临时工。1959年2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指示》;3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所有未经许可离开乡土、"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都是"盲流",不仅要制止农民外逃,还要将"盲目流入"城市和工业矿山地区的农民收容、遣返。

有了严厉管制"盲流"的尚方宝剑,中共各地大小官员有恃无恐,以饿死上百万人的河南信阳为例:不到1959年底,大批公社食堂断粮停伙,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怕真实情况传到外界,指令各县,"不准农民生火做饭,不准外出逃荒要饭,不准向上级反映情况。"[16]

中共信阳地委让邮局扣留了12000多封向外求助的信,为了防止饥民外出走漏消息,各县县委常委分片包干,分头布置,严防死守。县城四门持枪守卫,公路要道设岗把关,县境沿边流动巡逻,汽车站由警察把守,长途汽车要求党员队长驾驶。各公社按县里要求,派民兵在村头设卡,如发现有人外出,就夺走随身携带的东西,甚至剥下衣服,进行拷打。信阳靠近铁路,南北有两个火车站。铁路公安局两个局长,分别把车站看住了,农民只能在家里等死。信阳市设立了数百个收容站,先后共堵截外流人员19万人,被强制收容后又不给饭吃,饥饿、拷打和虐待,使各收容站人员大量死亡。[17]

河南省当时至少有二十五亿斤粮食库存,而临近的湖北省,至少有十三亿斤粮食库存。如果开仓放粮,仅动用这两个省的库存,根本不会饿死人。即使在信阳,在大量饿死人的时候,当地的粮库里就存有粮食。信阳的饥民看着粮库里的粮食,坐在粮库旁边喊:"共产党,毛主席,救救我们!"有人就饿死在粮库旁边。国家千方百计的增加粮食库存,准备用于何处?为什么见死不救?[18]

瞧,饿得奄奄一息,出外乞讨都没门,黑洞洞的枪口和暗无天日的收容站等着你。粮食倒是有,但不是给屁民吃的!

大饥荒的真相深刻地揭示了中共的惨无人道,缺良心、自由、民主,啥都缺,就是不缺钱和粮:钱多得可以每年买几十万两黄金并大量无偿援外,粮食多得每年都在出口。

注释:

[1]《"三年自然灾害"国家档案解密死亡原始数据3755万》,《争鸣》,2005.11。

[2]王洪起《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炎黄春秋》,2008.10。

[3]星星索《令人欲哭无泪的报导》,天益社区,2001.4.26。

[4]王洪起《"山鹰之国"亲历》,新华出版社,2008.1.1。

[5]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6。

[6][7]《不尽的思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12。

[8]人民日报《中苏贸易会谈公报》,1961.4.9。

[9]周恩来《1964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人民日报》,1964.12.31。

[10]徐宝凤《和中央首长跳舞的日子》,《华夏》,1998.11。

[11][12][13][14][15]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编《毛泽东遗物事典》,红旗出版社,1996.11。

[16]丁抒《从"大跃进"到大饥荒》,《隧道》,sd9710c。

[17]杨继绳《墓碑》,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8.5。

[18]柴子文《专访:〈炎黄春秋〉副社长、大饥荒研究者杨继绳》,亚洲周刊(二十二卷二十九期),2008.7.27。

曹树基:

“计算结果表明,1959-1961年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3250万”;

“1959-1961年的大饥荒,不是‘自然灾害’,而是人祸”

曹树基: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

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4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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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饥荒死亡率分布图转引自:曹树基《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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