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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政府与市民为敌 暴政催生复仇暴力

——暴政催生民间暴力

中大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自修例以来所作的第五轮民意调查,在10月8日至14日进行,调查结果对香港警察“零信任”的比例,从9月的48.3%上升到51.5%。而第一轮即6月初的调查,对警察“零信任”的只有6.5%。

回答“当大型和平示威活动都未能令政府回应,示威者有激烈行动系可以理解”这问题,表示“同意”的有59.2%,较9月的55.7%再升高。

有三分二的受访者认为应该大规模重组警队。

这次调查,是在警方和示威者的暴力大升级后进行。警方自10.1开始的镇压力度大增,推出反蒙面法,大举逮捕无辜人士,而示威者则以“香港人反抗”的行动在18区遍地开花,对港铁、中资及为镇压撑腰机构的设施破坏和纵火。

示威者的行动,对市民日常生活带来直接滋扰,按理较难为“沉默大多数”理解,但民调显示民情更趋于向示威者倾斜,对警察的信任度就再下降。

更多市民站在抗争者一方,说明香港已处于警察无法维持社会秩序的状态。所有镇压的加强版,从反蒙面法,到可能再引用紧急法加辣,即使可以暂时压抑住抗争浪潮,但只会更深更广地播种对中共及港共政权的仇恨。

这是一种什么状态?是政府与市民为敌、市民也与政府为敌的状态,是准战争状态,是“城市游击战”的预备状态,政府已经很难有效管治了。

倘若社会有明确的三权分立,有民意授权的行政机关,有充份反映民意的立法和独立司法的体制,那么所有民间暴力,包括复仇、“私了”都应该反对。但最新民调显示多数市民已经不认为香港有公平公正的三权分立体制了。

在前述的民调中,支持独立调查警队的达88%,认为林郑应引咎辞职的达73%,支持双普选的达81%,说明目前的政权已尽失公信力和认受性。为什么说没有暴徒只有暴政呢?因为暴民是暴政催生的,古时官逼民反是“替天行道”,暴政下暴民的刑毁、复仇、“私了”就有了合理性与正当性。

较文明的“私了”是发动向白宫“We the People”的签名运动,以制裁被点名的港官港警与建制派。而暴力的“私了”就如早前网上的《抗争者立场声明》所说,要暴警“全家上下二十四小时千万不要有一分钟落单,否则不要怪我们不留手。”

中国春秋时代,从思想家到民间社会,普遍都肯定“私了”的复仇。《礼记》说:“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国。”意思是杀父之仇是不共戴天;杀兄弟之仇不用返回去拿兵器,马上就得战斗;朋友之仇就是与朋友仇敌不同处一国。这就是儒家所倡导的大复仇精神。所谓“大复仇”,指以复仇为大,崇尚复仇。

有学者对“大复仇”作这样的解释:“禁止私人复仇的前提,是国家司法的有效和公平。如果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都不公平,近乎邪恶,那么私人复仇就是约束邪恶的必要条件,就是对正义的必要补充。春秋社会肯定大复仇,就是将大复仇视为实现社会公正的重要组成部份。”

香港过去是现代文明社会,政府和市民的所有行为都受法律约束,极少人作刑毁、复仇、“私了”等违法尝试。但这四个月来,太多事实显示政府与警方一直用违法的、区别对待的方式执政执法,手段卑污无所不用其极,香港已从文明社会倒退到极权专制政治。在这种情况下,市民忍无可忍,除了用另一种方式去实现社会公正之外,还有其他办法吗?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赵亮轩 来源:苹果日报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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